鞋墊因為實用而有價值，但繡花鞋墊由於賦予了極具情感魅力、人格標誌和青春渴望的特征，因而是無價的，因為它很大程度上是屬於愛情的。愛情可真是個好東西！在西部，男女青年的情感曆程因為繡花鞋墊而變得生動、靈性而迷人。
但繡花鞋墊之於地位並不怎麼高的鄉村教師，卻是尷尬的。愛情在這個角落不遺忘也得遺忘。愛情兩個字在這裏好辛苦。在這些蟄居大山深處的龐大的人類靈魂工程師的群體中，年年歲歲發生著那麼多驚心動魄卻並未被所謂的藝術家從人性角度觸摸到的東西。有多少像趙祖國那樣優秀的民辦教師像文盲青年小二黑一樣品嚐過愛情的滋味？有多少優秀的女中學生像苟大女子那樣在婚姻的邊緣束手無策？有多少中學校長像雷大麻一樣在教育教學管理中備受靈魂的苦苦煎熬？有多少班主任像艾關詩那樣經曆著人世間最殘酷無情的考驗和挑戰。一有位自認為才高八鬥的文化高人對我說，你把當代人民教師和中學生寫成啥玩意了，你筆下的這些人物，虛偽，胡凝，狼狽，下流，低級，麻木。要我說，如果你用道德的標準評價他們的操守，那麼你是膚淺的：如果你用倫理的尺度衡量他們的人性，那麼你是平庸的；如果你用法律的條款判斷他們的行為，那麼你是無知的；如果你想通過教師工作守則和中學生守則對他們說三道四，那麼，你簡直就是個飯桶，用天水話說是個二杆子，用國人都能理解的罵法叫王八蛋。誰也沒有理由和資格否認這些像洋芋一樣樸實無華的教師和學生不是好教師或好學生，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師生戀的問題，更不是一般的教育教學管理問題，它早己超出了倫理學、社會學的範疇。他們都在艱苦的自然環境、權勢重壓和傾斜的分配尺度下無比艱難地活著，他們注定不可能有城市人一樣的活法，或者說根本瀟灑不起來。對他們來說，愛情隻是一個夢幻，婚姻隻是一種形式，家庭隻是一個巢穴，生存隻是一段過程，但是他們卻和地裏刨食的農民一樣，有著上帝般履行天職的責任感、使命感和莊嚴感，他們一刻也沒有停止對生命的追問，這種追問是執著的，焦灼的，當答案永遠是無期的奢望、虛無和泡沫時，男人高貴的眼淚是那麼地不值錢，女學生贏弱的膝蓋與地麵撞擊的聲音是那麼振聾發碳，心靈的碎片像地震後的瓦礫……問題的深刻性還在於，正是這麼多不起眼的農民文化人，用挑大糞的肩膀支撐著共和國的農村教育事業，現代社會的迅速轉型和新舊觀念的不斷更替帶給他們物質和精神的東西很少，他們和城市下崗職工一樣，是最不被人注意的弱勢群體，卻又充當著傳播現代文明的角色，他們尷尬的愛情婚姻在傳統與現實、愚昧與進步、權貴與卑微的碰撞中，荒唐地令人窒息，卻又是那麼入情入理，合乎生活邏輯，合乎現實和生活需要，這既是時代的悲劇，也是傳統文化的悲劇，更是中國農民的悲劇，——僅僅是中國農民的悲劇嗎？
但我並沒有把鄉村教師的話題弄得多麼沉重，我盡量讓每個人靈魂的亮色都盡可能地奪目一些，就像艾關詩這個人物，他盡管不是救世主，但我卻在他身上寄托了某種希望，準確地說是一種呼喚和渴望。
我曾睜大雙眼尋找過表現鄉村教師的文學作品，但我看到的更多的是虛假的粉飾和臉譜化的白描，以及遠離生活內核和原生態的生活浮萍和堆積物，於是我曾懷疑自己視野裏的素材能否被文壇、行家所認可和肯定，直到兩年前我的小說《鄉村教師》發表並被多家報刊轉載並收入中國作協的年度選本，我才發現我的不自信太有點矯情，一使勁，《正月》、《村學》、《花兒》等鄉村教師係列像瓦溝倒核桃似的下來了。去年秋天的一個夜晚，當我守著電腦與雷大麻、艾關詩、苟大女子、趙祖國熱切感應的時候，有幾個來做客的作家朋友被我這個故事弄得亢奮異常，說秦嶺你抓住了一個罕見而奪目的題材。我說值得一驚一乍嗎，隻因為你們是城裏人，你們一定想得到繡花鞋墊，但你們一定打死也不到山裏去，因為你們不是趙祖國，你們不會因為得不到繡花鞋墊而成為瘋子。而我不一樣，我是地道的西北農民，如果不是因為考學跳出了農門，我也許是民辦教師中最普通的一員，至於會不會成為趙祖國，那隻能看我的造化。
應該說，《繡花鞋墊》中，我融入了太多的思考，為了給幾個主要人物賦予更為深刻的社會內涵，集中展現其人性魅力，忍痛割愛地舍棄了幾個輔助人物的活動。我甚至還考慮到小說的語言。我有個執拗的觀點，小說根據題材的不同是需要不同的語言和敘述方式來裝扮的，一如不同風格的居室需要不同的裝飾材料一樣，我表現城市和機關生活的小說和鄉村題材的小說在語言風格上區別很大。我專門為《繡花鞋墊》營造了一種像甘肅老家洋槐樹一樣拙樸和崖畔上花喜鵲一樣靈動的語言環境，目的就是為了尋找更多的感應，和所有的感應者一起激動。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拒絕當下流行的花裏胡哨的敘述技術，那隻不過是小說匠人窮途末路時轉移視線的救命草。小說是給大多數讀者看的，不是給極少數文字匠看的。我討厭皇帝的新裝。
值得一提的是，對於我這篇陌生的自然投稿，《北京文學》僅10天左右就來電話談了意見，其時我正在抗擊非典的前沿督查工作，翌日和天津作協的幾個兄長在詩人伊蕾那裏做客，偶然提及，始知來電話者是社長章德寧女士，《北京文學》重文不重人的辦刊準則和高效務實的工作作風真是百聞不如一見。
話題之外的話題更像話題
——小說《狗墳》創作談
我始終認為，密切關注現實的小說必須要具備曆史和時代的雙重眼光，必須注重主題的深刻性、批判性和象征意義，否則就變成直接描摹生活和簡單複製矛盾的浮光掠影的精神快餐了。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這部小說把握得如何到位，但至少體現了我創作的宗旨和起碼的追求。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個小說是我認真分析、嚴肅思考現實矛盾的文學產品。
和我的多個被引起關注的小說一樣，這個小說是在一種冷靜的思考中催生出來的。那晚我正在電腦前應約趕寫另一個鄉村題材的中篇，有幾個朋友星夜前來飲酒，就籌交錯間就談起了媒體上有關小煤窯塌方、公款被騙、青樓被端等話題，其實這些司空見慣的話題本身沒有新鮮感可言，大家感興趣的是話題之外的話題，話題之外的話題往往比話題本身更像個話題，這就值得探究了，這種探究是需要思想、觀點和認識的。眾所周知的是，塌方也好，被騙也罷，都是地方保護主義在作怪，而地方保護的後麵是腐敗。至於屢禁不止的青樓賣身，社會學專家早就說了，除了為數不多的尋求刺激的女性外，大多數是下崗女工、偏遠地區的村姑和被高昂學費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大學生。這話題就有些沉重了。是夜，構思中的鄉村人物形象被這話題趨趕得四散奔逃，蜂湧而入的是《狗墳》中玩弄權術的侯耀宗、窩囊無奈的苟希東、堅貞剛強的山杏、恬不知恥的日本騙子山島和中國翻譯丘愛國……這些人物都是圍繞一個簡單的輪奸案依次登場的。我在安排山杏和麗珠這兩個親姐妹命運的時候（人家的命運豈能是我安排的），頗費了些心思，一個是單純天真的文盲，另一個是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天之驕子，生活在同樣的時代，共同擁有一個活在她們精神世界的堪為人傑的以死保節的英雄奶奶，然而她倆的道德觀念、靈魂世界、做人標準卻恰恰相反，一個為了清白要抗爭到底，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而另一個為了前途和未來不惜泯滅良心和靈魂甘當“三陪”，甚至千方百計勸妹妹向邪惡妥協。伴隨著姐妹倆道德與觀念的衝突，官場上更為殘酷的觸及靈魂和人性的較量也在進行。去年我去領一個文學獎，有幾個文友聊起了這個小說，認為這個小說包容了很大的信息量，包括正義與邪惡的抗衡，經濟利益與人的基本權利的衝突，民族主義和喪權辱國者的鬥爭，而抗日時期山杏奶奶的角色，就像一麵曆史的鏡子，使現實的靈魂無處可藏，形成了強烈的批判效果。朋友們能如此關注和評價這個小說，使我感動和欣慰。問題是，山杏死了，不是我非要把她寫死，是她自己非要跳井，而且死後的待遇不及一個狗墳。不妨設想一下，假如山杏和麗珠的角色倒個個兒，讓山杏去上大學，麵對高昂的學費和生存的嚴峻挑戰，她到底會怎麼做呢？我可真沒這個膽子去想，真的不敢！
但是我始終認為，陰霆永遠擋不住陽光。在我的筆下，我還是讓腐敗分子被“雙規”了，法律還給了山杏人格的清白。我們畢竟是個法治國家，我們畢竟在追求人的全麵發展。
有人建議我乘勢寫個續篇，讓山杏那可憐的老爹和麗珠斷絕關係，重返故鄉抗日村，我覺得這個建議有些脫離現實了。離開麗珠，老人何以生存？還是讓他和麗珠一起過吧，這樣的續篇更值得回味和咀嚼。
感謝《中篇小說選刊》，得以與更多的讀者見麵。
中篇小說集《繡花鞋墊》後記
這是我的又一部中篇小說集。由於對自己的文字始終保持著高度的清醒和天生的懷疑，所以對這部中篇小說集的付梓，總是找不到少年時期裝訂稿費單子存根時的激動和熱度，以致於給集子冠以《繡花鞋墊》時，我竟然感到有些汗顏，難免有種一俊遮百醜的羞澀，畢竟，《繡花鞋墊》被《北京文學》和《中篇小說月報》同時推出並登上2003年下半年中國小說排行榜，己經是兩年前的事了，盡管時不時仍能看到報刊的連載，除了不斷地收獲稿費，又當如何？
那一年，我繼2002年被天津市作協評為文學新星之後，成為天津市文學院最年輕的簽約作家。在全市逾千名作協會員中，我有幸成為其中為數不多的僅有19名骨幹組成的團隊中的一員。我突然不再感性而是理智了，回味自己曾經像小馬駒一樣在文學道路上態意撒歡的姿態是多麼的可笑和淺陋。麵對春風中擺動著纖細小手的青苗，我更應該像一位誠實的莊稼人，為了六月真正意義上的收割，在寂寞的崖畔上精心地打磨自己最好使的鐮刀。美麗的布穀鳥，隻有麥浪翻滾如潮時才為莊稼人歌唱。
在津門一晃十載，如白駒過隙。近兩年，我繼續在黨政機關負責著一攤子繁重的文秘工作，後來又負責一個以督促檢查基層部門工作為天職的重要部門，超負荷的工作量和節奏容不得我奢侈地守在電腦前營造自己的藝術世界，卻意外地給了我巨大的思考空間。思考需要理性，這使我的小說努力避免著輕飄，增添著厚重。評論家在《中國文化報》撰文說“秦嶺這期間的小說多了幾分睿智和成熟。”幾分到底是多少分，我妄猜不得，但是對我的鼓勵和啟迪卻是不用猜的，那就是麵對生活的無私饋贈，要有咀嚼需要的牙齒和品嚐需要的舌尖，否則，出手的東西就有可能成為附庸風雅的精神快餐。這兩年，我應邀參加了一些大學、文學期刊組織的文學研討活動，特別是參加了北京市文聯成立、《北京文學》創刊55周年慶典，當我發現精美的大型畫冊中我那愣裏愣氣的“玉照”和簡介赫然其中時，我更多的是緊張和反思。畫冊中當代文壇明星閃爍、群雄爭輝，而我到底有幾多光澤，大概我心裏最清楚，此時此刻，我突然想起了故鄉天水山坡上常見的螢火蟲。那天的宴會不能說不隆重，前後左右都是中國文壇各路掌門人物：王蒙、鄧友梅、鐵凝、史鐵生、梁曉聲……身處其中，我從頭至尾都在悄然自飲，沒敢擅自敬酒，我憑著在官場中鍛煉出來的城府和定力，在明確著屬於我的坐標。這個坐標就像我的自留地，適才撒播了種子，需要的是冷靜和默默的守侯，秋天太遠了，收獲隻是念想。
於是，我發現編選自己的中篇小說集原來是挺難的，醜媳婦挑戰公婆靠的是拋卻容貌之外的所有魅力，這是需要解數的。所以，我從近年來發表的二十多部中篇中反複篩選時，有意定了個時間段和標準，主要收入了2003年以後發表在《鍾山》《長城》《北京文學》等期刊以及被《中篇小說選刊》等報刊轉載過的中篇小說，以農村生活為主，附帶兩部反映機關生活的小說，其中《繡花鞋墊》和《難言之隱》先後獲得2003年度、2005年度天津市文化杯中篇小說一等獎，《不娶你娶誰》被評論界譽為《繡花鞋墊》的姊妹篇。這些小說是否就意味著對自己之前小說的某種超越和突破，我不好王婆賣瓜。我在《中篇小說選刊》相約的創作談中說：“我隻能說我是幸運的，得到金子並不意味著我的開采水平有多高，而是我的視線本身就在西部的金礦帶上。” 我還在一次頒獎大會的發言中說，生活給予了我很多，而我的文學思考太少，或者說思考地不到位。有讀者來信說我是故作謙虛。我要說，這是我真實的心態而非妄自菲薄。我出生於甘肅天水，從求學到當農村教師，從廣裹的西部到渤海之濱，從小城市到直轄市，輾轉奔波，步履匆匆，足轍紛雜，先後涉獵了躬耕壟畝、為人師表、報刊專欄主持、文秘、組織人事等多種行業，三十多年的人生閱曆不可謂不豐富，生活的浪花隨便蹦進腦海都足以變成小說的，可悲的是大多數時候，任憑生活的湍急巨浪在腦海中山呼海嘯，我卻沒能用足夠的勇氣和態度以文學的名義去擁抱它，可見自己屬於文學的神經總是比較遲鈍，究其原因，既有文學修養的不足，也有惰性作祟。
我想我會聽到布穀鳥最動聽的歌唱。並非狂妄，更多是自我加壓。我實在太需要壓力了，它可以避免讓我隨波逐流、不思進取甚至被燈紅酒綠湮沒。
在這裏我必須得禮貌一下，我得感謝為這個集子付出心血和勞動的師長和朋友。作序者楊顯惠老先生是我很尊敬的一位罕有良知和道義感的真正作家，他的《命運三部曲》一度成為文壇關注的焦點，其“夾邊溝”係列被國內外華人譽為中國的“古拉格群島”，他對人性善惡的多維思考、巨大的悲憫意識和對人類的終極關懷，成為中國文壇獨特的景致，對我本人也有著不可估量的啟發和思考。每次見麵，我都能從他深邃和憂患的眼睛裏讀到閃耀著人性光芒的東西，這次應邀欣然屈尊為我這個晚輩作序，我視為一種鼓勵和鞭策。
我在天津的日子很愜意，去年我在我的躍層靚宅的樓上布置了一個漂亮的書房和畫室，我的寶貝蛋蛋駿笛小同學說：“爸爸，你如果寫不出好作文，我就要用我的台式電腦換你的手提電腦；還寫不好，就用我的兒童房換你的書房。”
我認真地對我的娃說：“你說得爸爸都不好意思啦！”
小說集《紅蜻蜓》後記
為這個中短篇集子篩選篇目的時候，我更在乎這些篇目於我的意義。那天參加完一個頒獎大會歸來，正好收到湖北寄來的《長江文藝》雜誌，上麵有我的一個頭題中篇《打字員蓋春風的感情史》。是夜被幾個朋友約到咖啡屋神聊，自然談到集子的冠名問題，朋友們一致建議就是“蓋春風”了，普遍的觀點是：一方麵，這個小說一麵世就有報刊來電相約轉載，從網上也看到了一些評論：另一方麵，題目搶人眼目，又是官場題材，符合圖書市場的大氣候，容易吊起讀者的胃口。
我始終無言，我幸福地享受著哥們姐們對我的支持和關愛。
酒過三旬，煙熏五指。我說：“各位老兄小妹罷罷罷了，還是冠以《鮮血殷紅》吧！”並非因為我骨子裏的偏頗和執拗，而是因為這部於2001年7月被東北一家雜誌頭題發表的官場小說，是我創作中篇小說的開始，也是第一次發表中篇，盡管它確實不如《打字員蓋春風的感情史》。在人生的步履中，我對第一次總是有著特殊的情結和深情的回味，第一次既是一個起點也是一種啟蒙，既是一個宣言又是一種象征……這還不是我對第一次內在精神和內涵的全部概括和理解。第一次更像陳年老酒，是夠品一陣子的。我不知道一位由花季少女變成媳婦的女人，第一次分娩是不是這種感覺，大概疼痛是必然的，甜蜜也是必然的，可惜我是一個粗糙的甘肅男人，這輩子大概不會分娩，我的寶貝兒子是我媳婦為我生的，我在產房外第一眼見到粉嘟嘟的兒子時，我沒有肚子疼痛過的感覺，全身都在甜蜜地顫栗。顫栗不是疼痛，那是細胞在舞蹈。
後來集子冠以《紅蜻蜓》，竟也違背初衷。主要原因還是集子容量所限，隻好把《鮮血殷紅》《遍地霜花》等幾部中篇剔下來，以短篇代之了。好在這些短篇發表後，大部分都被《新華文摘》《小說月報》等各類選刊選載過，臉麵上應該過得去。
同樣，選入的其他幾部中篇，也都與第一次有關。之所以選《狗墳》，是因為第一次被心儀已久的《中篇小說選刊》接納，第一次被原發刊物編入創刊二十周年精品展，第一次被評論家精雕細刻地評論；之所以選《年輕的朋友來相會》，是因為第一次獲期刊的中篇小說獎；之所以選《紅蜻蜓》，是因為第一次在我生活、工作的天津本土期刊《天津文學》發表中篇。有意思的是，因了其中四篇發表在東北刊物的小說，我第一次被邀請到冰城哈爾濱參加了一個頗具規模的文學盛會。東北地區對於我這個由純粹的隴原人變成的半個天津人來說，是個神秘而又傳奇的地方，在那個童話一樣純淨而浪漫的冬天，我和來自全國各地的作家、學者遊覽了冰雕大世界、登上了美麗的太陽島，趨車探訪了威虎山，莽莽的千裏林海雪原上留下了我青春而熱情的腳印……無數個第一次，圓了我一個又一個絢麗的夢。圓夢是不易的，這些小說讓我圓了。
人生如果是在圓夢，那該多麼的富有詩意！
有意思的是，選入本集子的幾部中篇，都是官場小說，這大概不僅僅是偶然。我參加工作十六年，最初的兩年在甘肅天水一個叫西口的地方以教書謀生，後來的大部分時間就到甘、津兩地的黨政機關當了文秘工作者。值得回味的是，自1985年作文首次變成鉛字並榮獲原天水地區中學生作文競賽第二名走上文學道路至今，其中整個九十年代未涉足小說創作半步，所有的智慧和精力都規規矩矩地服從並服務於組織的意誌，投放到所謂發揮“智囊”作用中了，終日馬不停蹄地幹著陪同領導調查研究的行當，通宵達旦地幹著抄抄寫寫的營生，這一寫就讓右手中指隆起了一個山包似的老繭，如果不是後來換成電腦，那老繭大概會變成第六指出來。身居官場，我本來執意要寫農村的，但是城市裏眾多的蓋春風們偏偏往我的腦海裏擠，就有些管不住鍵盤上的指頭。我曾一度喜歡彈電子琴，我發現敲電腦鍵盤遠比彈電子琴要快樂得多，一路敲來，竟然忘記電子琴上的哆來咪發索拉西是什麼妖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