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刊邀約(3 / 3)

《中篇小說選刊》以《一部具有曆史和現實雙重意義的佳作》為題,刊登了評論者對《狗墳》的評價,這使我有些誠惶誠恐。我是個火力無比旺盛的男人,早過青春期了,臉上還時不時地蹦出一批青春豆來,這使我時刻意識到什麼叫有礙觀瞻。我清醒地認識到,轉載也罷,獲獎也罷,欠缺的東西一定不少。一如嬰兒的起立和跨步,難冤有大幅度的搖晃,能走出紳士的步態,尚需時日,特別是用寫實的手法表現生活,恰如中國畫中的工筆白描和書法中的顏柳正楷,所有的紙漏都逃不過哪怕是藝術白癡的眼睛。所以我曾試圖換個寫法,就像繪畫中的寫意和書法中的狂草,即便失手寫成一堆狗糞別人也看不出來,興許會落個“經典之作,如聞犬吠”的美名。可惜我不會養狗,那就養隻貓吧,養貓也不易,否則老鼠就找上門來了。

最後還是要為關注和支持我的所有好人道一聲謝!特別是要感謝我所尊敬的高明教授百忙之中為我作序。幾年前老先生在南國的一次不經意閱讀,竟使我這小晚輩意外地得到了他的垂青和厚愛。先生德高望重,執鞭大學,學貫中西,桃李滿園,怎奈南北相隔千裏,始終無暇拜訪,未曾親睹尊顏。今番誠邀作序,始知先生早已旅居海外,這次匆匆來大陸省親,我也未及呈寄書稿,即便如此,先生仍就閱讀過我的一些拙作做了精彩點評,代之為序,給予鞭策,真是獲益匪淺!先生知我的長篇小說《九十裏鋪》即將出版,酌我通過電子郵件發給他,關愛之情,如暖冬的陽光,透我肌理,滋我肺腑。衷心祝願老人在萬裏之外的大洋彼岸,鶴發如初,童顏如玉,福壽如海!

2005年真是個好年景!在我的書房敲下最後一個文字的時候,渤海灣已經降溫了,我的室內仍然溫哆勸口春,美麗典雅的名瓷花瓶折射著誘人的光澤,高杆寬葉觀賞盆花琴葉蕉、垂榕、巴西木、綠蘿長得活潑而富有生機,就像我冬天裏的春天一樣的心情。

我想,我該給我美麗的花草澆水了。

秦嶺:自由歌唱的布穀鳥

——與青年作家秦嶺談其小說創作與生活

《隴東南周刊》編者按:8月上旬,旅居天津的甘肅籍青年作家秦嶺西部采風途經我市,並應邀參加了我市舉辦的女蝸文化研討會等一係列文化、文學交流活動。《天水日報》對其進行了采訪。現將記者趙曉霞和秦嶺的文學對話摘要如下,以滿足讀者的願望。

趙曉霞:你好,首先作為家鄉人對你在小說創作中取得的成績與你的《繡花鞋墊》、《紅蜻蜓》兩本中篇小說集的出版表示真心的祝賀。

秦嶺:謝謝曉霞編輯!我也借此機會向多年來關注、支持我的天水各界的新老朋友表示誠摯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謝!《繡花鞋墊》《紅蜻蜓》兩本書篩選並收入了最近四年在《鍾山》《長城》《紅岩》《北京文學》《上海文學》等期刊發表的19部中短篇,算是對自己近期小說創作的階段性小結吧。

趙曉吸:在我的感覺中,你這幾年的小說創作是循序漸進的,但又是非常迅猛的,以至於迅猛到二三年之內就在國內的文壇上獨顯崢嶸,耀人眼目。這與文藝界風行的一夜成名不同,但又有點相似。能具體談談你在天津這幾年的文學創作與發展情況嗎?

秦嶺:天津以直轄市的魅力發酵了我的創作激情。我是2000年重新開始小說創作的,在這之前由於先後在甘、津兩地黨政機關從事繁忙的文秘、組織人事等工作,主動放棄創作達10年之久。所發表的170多萬字的作品,大半是近年寫的。有四個標誌對我來說很重要,其一是從2001年開始我在華北、東北的一些期刊發表了一係列農村教育題材的小說,其中首發《鴨綠江》雜誌的短篇《鄉村教師》等多個小說被10多家報刊轉載,中篇《繡花鞋墊》登上2003年下半年中國最佳小說排行榜,評論界認為“把這塊蛋糕做出了別樣的味道”。這個小說被《北京文學》和《中篇小說月報》同時隆重推出,選入多種選本,被許多省市電台聯播一年多。其二是四年來的幾次獲獎,其中中篇《難言之隱》《年輕的朋友來相會》等先後獲得期刊優秀小說獎、2003年度、2005年度天津市文化杯中篇小說一等獎,最近,《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又獲得中國首屆梁斌文學獎一等獎,剛到北京炎黃藝術館領完獎。其三是2002年被評選為天津市文學新星,也就是在那一年,天津文壇敞開熱情的懷抱接納了我,用作協領導的玩笑話說“秦嶺像一隻在甘肅蟄伏多年的狼似的突然竄進了天津文壇”。其四是被天津市文學院破格聘為簽約作家並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天津作協有1000多名會員,竟爭簽約十分激烈,我有幸成為17名簽約作家團隊中最年輕的一員,也是津門文化圈子之外惟一的一名合同製作家。這四個標誌以高密度的狀態伴隨著我的閱讀與創作,改變了我對文學一慣迷惘、躲閃、矜持的怯畏心態,或多或少增添一點自信和動力,同時使我從循規蹈矩的官場大院裏自信地撩起了藝術的紅蓋頭,使精神家園變得五彩繽紛起來。用《北京娛樂報》記者的話說,就是“這段時期,秦嶺就像一個睡眼鬆惺的騎手,在僧懂中形成了自然的狂奔狀態,由於僧懂,他竟然忽略了去享受本已降臨的愉悅。”我想,所謂“竄進來”,離不開力量的積蓄。文學一如吃飯,第一口飯菜未必能馬上填飽肚子,卻是最值得回味的,如果沒有20多年前的1985年在天水農村上初中時發表第一篇V文和1988年在天水讀師範時加入作協等並非遙遠的經曆,我文學的肚子恐怕早就被物欲世界的平庸和世俗填充了。

趙曉吸:這幾年你的小說除了在國內的重要期刊刊登,許多小說還被《新華文摘》《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中篇小說月報》《作品與爭鳴》等中國著名選刊選載,有些小說還被收入《2001年中國優秀短篇小說精選》《中國鄉樸小說選》《中國官場小說選》((2003年下半年中國最佳小說排行榜佳作集》等選本,無論是中、長篇還是短篇,都充分證明了你小說所具有的雅俗共賞的藝術效果,使嚴肅理性、承載著深度社會意義的文學作品被專家和讀者同時認可,作為創作者,你有什麼樣的“秘訣”?

秦嶺:套用某政治家言,在創作上我屬於摸著石頭過河的那種,因此在這裏談秘訣有些底氣不足,但是摸石頭的那種粗粗拉拉的感受還是有的。在京津地區一些文學活動的發言中,我始終說我有兩個榮幸,一個是近年來文學回歸現實的大氣候為我揚長避短提供了可能,二是在黨政機關先後從事的文秘、人事、督查等不同崗位成全了我審視社會的角度。有一點我從骨子裏始終堅守著,這大概和我的創作個性有關,那就是我隻認準文學創作的基本規律和紀律,無意在時下亂花迷眼的技巧上去追風逐浪,也很少去刻意營造完整的故事,而是有意不斷變幻視角,注重采擷生活碎片的反光,收集到主題的拚盤中來進行寫實敘事。我視角的變幻是為了尋找最佳看點和藝術表現力,這使我的小說在表現手法和語言上用天水話來說有些三棱暴翹,反而受到不同風格期刊的青睞,如江蘇的《鍾山》、廣東的《作品》、山東的《山東文學》等雜誌風格迥異,代表截然不同的風格,卻都能包容我的小說。同樣,我國的幾家主要選刊之所以都選載過我的小說,原因大概均在於此。中國作協以及一些地方學術界在主編年度小說選本前給我發來的征求意見函中,大體有諸如“您的小說以獨特的視角,揭示了……擬選入,雲雲。”而有些評論家給我小說的定義是“秦嶺的小說最大的技巧就是沒有迷信別人的技巧。”這使我體味到了拒絕盲從甩開膀子走路的快意。最近我搜集了一些關於我小說的評論,特別是研讀了《作品與爭鳴》等期刊上討論我小說的理論文章,使我從外部看到了我走路的姿態和模樣,從“隻緣身在此山中”外看到了我的麵貌。既然尚在摸索期,我倒真的渴望找到萬能的秘訣,那一定會使我聰明和靈巧起來。

趙曉霞:對你的小說,許多大家、名家在《作品與爭鳴》《中篇小說選刊》《文藝報》《中國文化報》《中華讀書報》等報刊中作過各種各樣的佳評,今天,我隻想從家鄉人這樣一個視角談一點讀後感受。首先談到的還是題材,就你小說創作的題材而言,農村和城市,構成了你目前小說題材的兩大支點,這從你這兩本集子的書名也能反映出來。這是否與你的出生地和現居地―天水和天津的生活有關?

秦嶺:應該說是有關係的。天水是我美麗的故鄉,作為出生地,天水的風物、風俗和風情凸現了傳統農業和新型工業並存的基本特征,形成了我對於農業世界基本概念的理解和對農村內涵的認識,我的小說中對中國農村社會的反映,很大程度上源於對天水農村表象的深刻記憶和參加工作後對農村社會普遍意義的思考,天水成為我農村題材小說不竭的源泉。有意思的是,您提到的《文藝報》《作品與爭鳴》等報刊上評論我的文章,針對的基本都是我的鄉村題材小說,如《坡上的莓子紅了沒》《硌牙的沙子》《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鄉村教師》《棄嬰》等,這些小說發酵的土壤,就在天水的西河、渭河兩岸。而天津作為我的第二故鄉,它直轄市的魅力使我真正觸摸到了城市的呼吸,10多年來,我思考和工作的觸角延伸到了這個城市的許多領域,我從渤海灣出發,先後涉足了德國、法國、荷蘭、新加坡等歐洲、東南亞的許多城市。天津使我對世界的認識更為直觀和感性,我的一些小說和隨筆留下了對這個城市的回味和印記。我想,我下一步會更為冷靜地體味這個城市的生命脈搏和人文精神,因為她給了我豐厚的物質和精神饋贈,無時不在使我的文學神經敏感而活躍起來。其實天津周邊也遍布著美麗的鄉村,這裏的鄉村比天水的鄉村要富饒得多,湖泊蕩舟,沙鷗曼舞,但那隻是我帶著妻子和兒子度假的美妙去處,卻很少走進我的鄉村小說,我藝術上的鄉村生活始終勃糊在天水的崖畔上,傲飯似的,兼有酸菜和玉米的醉人芬芳。

趙曉霞:如果從文學的心靈關照而言。我感覺,你的小說,折射的是你心靈中的兩種情態,懷念和體驗,一種是對故鄉生活尤其是農村教師生存與生活狀況的思考,比如你最早引起國內文壇注目的《繡花鞋墊》以及其後同類題材的《燒水做飯的女人》等,都屬於這個範疇。另一種則是作為一個都市旅居者對於城市中各種繽紛尤其是都市官場生活的體驗,如中篇《難言之隱》《打字員蓋春風的感情史》《年輕的朋友來相會》等。是這樣的嗎?

秦嶺:最初選擇鄉村教師題材,大概與我在天津的高校接受本科、研究生教育有關,並不遙遠的關於鄉村教育的記憶與發達的直轄市教育在我腦海裏形成了強烈的對比,特別是後來應邀在北京、天津的一些富麗堂皇的大學交流小說創作,我對卑微的鄉村教師這一特殊群體的思考更加趨於理性。這種關注不僅源於我本人當過農村教師,也不僅僅因為我的基礎教育是在鄉村渡過,更重要的是源於一種樸素的鄉村情感,這種情感促使我的文學神經經常伴隨形形色色的鄉村教師、鄉村醫生、鄉村幹部在羊腸小道上遊走,於是,我的視角執拗地停留在了鄉村校園,停留在那些中國農村教育的主要承載者和文明的傳播者身上,走進了他們不堪的生活、生存狀態之中。此類小說,我發表了大約16篇,也給我帶來了出乎意料的榮譽。至於官場小說,對我來說是個意外的收獲。身處官場核心部門,每天如果不是步履匆匆地在上級機關和基層部門之間穿梭,那麼就是在撰寫調研文章,八小時之內用文學的思維審視官場的機會並不多,精力全部用在黨務和政務工作中了。我曾有意不寫官場的,但終於沒有管住電腦鍵盤上z意彈跳的指頭,一口氣發表了20多個官場題材的中短篇,《紅蜻蜓》這本書裏收進去了4個中篇,出版社的編輯是這樣概括這幾篇小說的:“秦嶺跳出官場題材堆砌故事、鋪陳情節的時尚寫法,在體製、權術、倫理的背後探幽人性碎片,並按人性脈絡拾掇起來,構成了一幅幅妙趣橫生、幽默風趣的漫畫。”這些溢美之詞,我全當是對我的抬舉,事實上折射了我的官場體驗和文學思考。我認為,官場生活有一種奇異的無法拒絕的魅力,像一個無法謝幕的特殊劇場,我很慶幸自己既當演員又當觀眾的日子,使我用文化的心態咀嚼著官場的真味。官場是幽默生活與幽默藝術的富礦,而出於工作需要發表的40多萬字的社科類論文,又從理論上增強了我體味官場生活的嗅覺,不斷豐富著我的思考,不過在我近期的創作計劃中,官場小說並非我的重點,我將繼續讓我文學的視角以犁樺的姿態,在鄉村的土壤中破土穿行。

趙曉嫂:您前麵提到,您“文學的第一口飯菜”是在天水吃的,而且在農村上初中就開始了文學的起步,眾所周知,貧困地區農村的教育顯然缺乏文學藝術教育的支撐和氛圍,何況您的中學時期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天水的農村。能具體談談您的文學啟蒙和剛踏上文學創作道路時的情況嗎?

秦嶺:我們那陣有出息、有眼光的農村初中生就已經拜師父學泥水匠、木匠、遊醫或者是在集鎮上倒賣雞蛋了,剩下的絕大多數就回家務農。十六歲的我己經事實上選擇了文學,卻不知道這種選擇意味著什麼,逢集時跑到郵局,把現在看來太滑稽幼稚的所謂的小說、散文、仿古詩詞寄到惟一看過的期刊那裏去,把編輯來信中耐心的開導和規勸誤當作鼓勵,1985年上初三時抱著奪冠的心態參加了原天水地區作文競賽,獲初中組第二名,這個名次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卻給了少年僧懂的我一注清醒劑:先把作文練好。於是,我以每學期20多篇作文的數量練筆。那篇獲獎作文後來發表在《當代中學生》雜誌。提到啟蒙,現在看來孩提時代的閱讀對我十分重要,我對所有文字的東西有天生的迷戀,開學第一天,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各年級的語文課本借來通看一遍。十分幸運的是,在貧4的山村,10多歲的我能看到母親收藏的《羅通掃北》《三國演義》等大量繁體字的評書以及《林海雪原》、《山鄉巨變》等名作,在幾個舅舅那裏能讀到《封神演義》《紅岩》《紅石口》《烈火金剛》,至今我還記得在七十年代那個叫灣子的小村,外祖父在油燈下給我們讀《粉妝樓》的情景,而我對於文學的樸素認知,大概從那時就已經悄然萌發了。我得感謝在天水讀師範的四年時光,我一邊學習、一邊辦報、一邊創作,畢業一盤點,己經在當時的《少年文藝》《中學時代》《師範教育》《春筍報》等全國各地的報刊上發表70多篇文章了,記得當時稿費單子每周都會從全國各地的編輯部寄來,飯量奇大的我起碼沒有餓著,經常能享受到啤酒和肉夾膜的美味,而且還購買了兩大箱子書籍。當時周舟先生介紹我加入作協,我抱來一大裸20幾份載有我文章的報刊,周老師樂了,說:“用不著這麼多,有三、四本雜誌就行了。”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畢業後的10年,我竟然基本沒有染指文學。

趙曉吸:張藝謀曾言在自己的電影中有一種被許多評論者忽略的東西,那就是他電影中自始至終具有的一種冷幽默。讀你的小說,掩卷而思,也會有一種冷幽默的感覺。無論是心懷悲憫傾情敘述的西部教師生活係列還是諷意幽默的都市官場係列,透過那些真情的或謔意橫生的表層敘述,我們能感到一種深深的悲槍,一種人在生存環境中的悲恰。感覺這與你本人熱情洋溢對於生活的激情投入有很大的反差。

秦嶺: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正如您所言,我的現實生活與我文學人物的生活反差比較大,也曾引起京津地區的一些作家和讀者的興趣。在現實生活中,我以熱情、自信和樂觀的態度營造著我的生活和事業,在一些感興趣的社會、藝術活動中也比較活躍,這種心態使我往往藐視一切困難和挑戰,能夠從創造中享受著物質和精神的快樂。而我的小說中更多的表現了底層群體的生活苦難、上層權力爭鬥的陰暗、知識分子靈魂的墮落、人文精神的蛻變等。我想現實的我與營造藝術的我並不矛盾,正由於現實生活和文學生活不斷發生著對壘甚至碰撞,才不斷摩擦出連串的火花。這些火花中映襯的是我的文學理念和思考,而在現實生活中該怎麼著就怎麼著,否則那就可能我將不我了。某次縣級領導研討會上,有些同誌傳看我的一部小說,有人驚呼:“天哪!你小說中怎麼會這樣?”我挪榆地一笑:“瞎編的。”實踐證明這個擋箭牌還是起作用的。編席子需要蘆葦糜子,但是蘆葦糜子不等於席子。

趙曉嫂:現在還寫一些散文、隨筆嗎?記得幾年前你初到天津時寫的幾篇散文非常好,其中有一篇寫酒的,患意汪洋,氣勢宏擴,讀來令人醉意豪拓,頗有漢大賦辭采淫麗氣勢渾宏之風韻,非酒性中人很難寫得出來。也知你早在家鄉時,公務之餘時習丹青,是否我們下一次看到你的作品集時是一本散文集或是一冊畫集?

秦嶺:這幾年重點寫小說,散文、隨筆相對少了,但也應報刊的朋友之約寫了近百篇,我不善於寫那種細膩、甜膩、油膩的花花草草和小情小調,習慣了粗線條地、直率地表達對生活的感受和態度,應該既是優勢,也是不足,我將在思想上好好沉澱一段時期,爭取寫出自我感覺滿意的散文來,如果結集,也該有三部的量了,但目前自我感覺為時尚早。關於繪畫,從目前繁忙的工作狀態看,隻能是我永久的眷戀了。我的畫室僅僅發揮了展示名人字畫的功能,展示自己的畫集現在看來恐怕是個瑰麗的夢幻。我至今把小時侯用毛筆繪製的連環畫“陳列”在我的畫案頂部,以此提醒自己曾經有過少年時期揮毫潑墨的經曆,這既是自我鞭策,也是一種自警,讓自己不要在文學的創作中重蹈繪畫的覆轍,我相信遲早有重新提起畫筆的一天,否則我的畫室就有被日漸充盈的書架蠶食占領的可能,我的藏書以每年幾百套的速度登上書架。

趙曉彼:近年來,文學和影視結緣,似乎成為一種趨向和時尚,從媒體上得知,你的一些小說底得了不少影視界的青睞,能否談談這方麵的情況。

秦嶺:這幾年,我的一些農村題材的小說受到了北京、上海、昆明影視界的關注,有兩部小說被電影電視製片商買斷了版權,還有一個小說的影視版權尚在商談當中。也單獨給一個劇組寫過劇本,後來覺得實在沒有什麼意義,隻寫了兩集就趕緊打道回府了。從目前創作情況看,我的重點還是在小說上,被影視界看準是另一碼事情。

趙曉霞:在《繡花鞋墊》後記中,你寫有“美麗的布穀鳥”一段話,這些話似乎是你對自己未來文學創作的一種信心,或者說是展望,在這次訪談的最後,我代表家鄉所有關注你文學創作的親朋好友祝願你這隻生在家鄉田野中的布穀鳥,自由自在地在東海之濱的都市中,也在中國的文壇之上更加盡情地歌唱、永久的歌唱,而且越唱越美妙動聽!

秦嶺:謝謝所有關心我的朋友。既然要歌唱,我首先得把嗓子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