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風濤
―我與上海
我十八歲那一年（一九三四年），因帶頭鬧學潮被學校開除，並被反動當局通輯，從廣東逃亡北平（即今北京），路過上海。我是個窮學生，逃亡時，家裏唯一的財產是養在床底下的一頭豬，父親把豬賣掉了給我作路費。我坐誨輪到了上海，住進廣東商人開設的廣泰來小旅館。小旅館在熱鬧地區，小汽車一輛接著一輛，連過馬路都很困難。不要看我在中學帶頭鬧學潮，但在這繁華的上海，我不敢出門。我當時知道半殖民地中國的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一怕被扒手光顧，二怕認不得路回來。還有同船的一個複旦大學的學生，夜裏帶我到霓虹燈閃耀的“大世界”去開了個眼界。
當年，從廣東汕頭到天津大沽口沒有直開的海輪，要在上海轉船。我在小旅館裏躲了幾天，然後才乘海輪出黃浦江。在江海之間，我回頭遙望那畸形繁榮的市區，情景。我初次踏上人生的征途，人海茫茫，哪裏是指引航向的燈塔？我感到迷惘。
第二次，是一九四六年。那是抗戰勝利後的第二年，我走過一段曲折的人生道路，已經踏上中年。
我第二次到上海，住在北四川路底一帶的一家歇業的商店裏。鐵柵欄外的汽車、行人，’鐵柵欄內的牆壁、床鋪，一目了然。我和豐村以及幾個同樣命運的人住在一起，我所占有的隻是用破磚頭支著木板的一張“床”而已。
那時，我已經是一個從事寫作十多年的’“作家”了，但是身上隻有從估衣鋪裏買來的一套舊西裝， 口袋裏經常沒有分文。為了糊口，樓適夷介紹我到一所叫做“儲能中學”的學校去講小說作法，每周幾個鍾頭，薪金有限。那學校在南京路先施公司後邊的小街陋巷裏。每次，我從北四川路底徒步到學校教書。
在上誨，我實在混不下去，隻好離開。那年初秋，我到上海；同年深秋，我就離去，時間不過兩三個月，生活困苦，身世飄零，偌大的上海，卻沒有我落腳的地方。
一九四七年，我第三次到上海。
我這次到上海，和幾個年輕朋友同住在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即今山陰路）東照裏。那時，我純粹以寫作為生，經常在《文藝春秋》、《大公報》的《文藝》和《文彙報》的《筆會》等發表文章，換點稿費維持生活。東照裏並沒有一棵樹，但為了安慰自己，我卻把住處起名為“綠滿樓”。
“綠滿樓”時來“嘉賓”。許傑住在滬西，經常關心地‘來看我。他腳穿布鞋，長褂飄然，．和藹可親，有長者風度。．艾蕪住在浦東，每次進上海市區，都要到“綠滿樓”來住幾天。艾蕪為人忠厚、純樸，我敬之如兄長。他睡我的床上，我睡地板。他雖是個老作家，譽滿全國，卻一貧如洗。他的一顆假門牙鬆了，用棉花塞不緊，一吃飯就掉下來，但他沒有錢去鑲牙。已故王魯彥的愛人覃英大姐也經常到“綠滿樓”來。她為人端莊正派，落落大方，安貧守誌，很重友情，給了我不少教益和良好的影響。
當然，我們都很窮。我和幾個年輕朋友住在一起，他們當中有因報道“反饑餓、反迫害”學生運動而被迫離開報社的記者，有領不到欠薪的中學教員，有失業的小職員。我以一支筆賺來的一點稿費，常常成為大家的生活來源。我們請的一位女工名叫阿妹，心地善良。一次，我的稿費接濟不上，她偷偷地把她唯一的金戒指賣掉了，給我們買來買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