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時期的執政者，如果不是將他們放在曆史長河裏檢驗，恐怕很難斷定誰一定就對誰一定就錯，你的好也許就是我明天的好，你的錯也許就是我明天的錯。要不江澤民總書記為何在中國共產黨人執政50年後特別提出了為確保牢固的執政地位，就必須堅持“三個代表”！中國共產黨人如果不能在不斷進步的現實時期，始終做到代表中國最先進的生產力，最先進的文化，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她就不可能完成曆史使命，而有一天會像蘇聯共產黨那樣一夜之間被人民的多數所拋棄。這樣深刻的教訓時時提醒著我們。
夏縣區區幾十平方公裏麵積，幾十萬人口，但在梁雨潤上任紀委書記之後，因為懲治兩起司法腐敗案，一時間，用群眾的話說“夏縣終於能見一片青天了”。於是上上下下的人民群眾紛紛向紀委等單位投訴報案，短短時間內，列入縣紀委和政法委的大案重案竟然多達100多起！
啥叫重案大案？這在司法中是有充分解釋的。就是那些人命關天，久拖不決，積怨巨大的案件。區區幾十萬人口的小縣，可以列出如此之多的案件，這讓我不得不信那裏的老百姓曾經對我說過的話：“夏縣無青天”——此話雖然說得嚴重了些，但對那些深蒙冤屈的人民群眾來說，這種比喻不是沒有一點道理的。
共產黨的天下怎麼可能沒有青天？梁雨潤上任這裏的紀委書記後，當聽說群眾有這樣的言論時就堅決不信。然而信和不信靠什麼來論證？隻有讓事實來說話。這一點也正是梁雨潤心中堅定的一種觀點。
從胡正來的300多次上訪案到史英俊蘋果案的解決，一批多年來稱霸夏縣一方天地的執法人員紛紛落馬，使以往百姓有冤無處伸，有屈無處訴的局麵一下來了個翻天覆地的變化，一時間，“夏縣有青天”，“梁書記能辦事”的消息不脛而走。昔日幾乎每天都有人喊屈叫冤的縣委大門口，如今更是從早到晚都擠滿了成群結隊的上訪和告狀的人。
“這還了得，縣委機關還上不上班了？”
“就梁雨潤他一個人逞能呀？我們在這塊地盤幹了幾十年反倒都成了別人的出氣包了？”
幹部們的埋怨在情理之中。但是也有人借機將私憤一起潑向梁雨潤，道理非常簡單，由梁雨潤引燃的火快要燒到他們身上——那些有問題的人感到了屁股底下的寶座在發燙，因此一起在暗裏使勁點著陰火，企圖將梁雨潤他們的辦案人逼得退縮。
但他們想錯了。當梁雨潤看到自己僅僅懲治了兩起腐敗案，全縣的百姓就如此信任，紛紛主動找上門來反映問題，舉報案情，而且涉及的幾乎都是某些權力機關不辦事，辦錯事，一些幹部尤其是身為老百姓的父母官們魚肉百姓，對其疾苦和生命財產，不問不聞甚至喪心病狂侵犯之案。
“我們共產黨人是幹什麼的？就是為百姓辦事，為人民服務。老百姓來縣委找我們，不是什麼壞事，是信任我們。要我看，找的人越多，越是說明他們真正開始信任我們了。我們怎麼可以不管？怎麼可以漠然呢？所以我認為，根據群眾舉報的線索，我們在調查核實之後，對那些凡是夠得上立案的問題要堅決徹底地查處。因此我建議：結合夏縣的情況，應采取特殊的措施，在全縣範圍內開展反對腐敗整治黨風的‘雙百會戰’，即用一百天時間偵破和解決一百個人民群眾亟待盼望解決的信訪案件和久拖未了的積案，還夏縣一個陽光溫暖的青天給廣大百姓！”
“同意梁雨潤同誌的意見，縣委應全力支持這樣的行動。”縣委常委會上，全體人員都舉起了雙手。
縣委常委的這一舉手，接來的事可把梁雨潤忙慘了。然而忙還畢竟是第二位的事，更讓他內心暗暗打顫的是，一些在老百姓眼裏被視為生死攸關的事，當反映到我們的某些領導和幹部那兒後完全沒有被當作一回事，或者輕描淡寫地應付幾下甩到了一邊，結果問題越拖越贅，最後讓群眾哭天不應，叫地不靈，輕者罵娘，重者砸黨政機關大門。當有人看到群眾真的砸黨政機關大門時，他們出口就罵是“刁民造反”。君不知，一向溫和謙讓的平民，為何在你那裏要起來“造反”呢？
有道是官逼民反。其實官不公，官不正，官不辦事，民確實是要反的。
梁雨潤處理的下麵兩起民事案頗為典型。這位“百姓書記”因為懂得上麵這個理，所以經他之手，兩起分別拖了18年和３２年的上訪案也就迎刃而解，被在晉南大地傳為美談。
第三章 命根子的事怎能漠視！
什麼問題讓農民最憂心？什麼事對農民來說是最神聖不可侵犯的？沒在農村呆過，沒有幹過農村工作的人，是絕對想象不出來。
我當然知道。因為我在農村呆了很長時間。農民做夢都想得到的自然是土地，因為土地是他們賴於生存的基本條件，也是衡量財富的唯一尺度，幾千年來中國的農民都是這樣過來的。即使到了世界已經開始進入知識經濟的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之父——鄧小平推行的第一項政策就是滿足農民們對土地的渴望，“分田到人，包產到戶”使幾乎貧困到邊緣的中國八億農民重新獲得了解放，並且在之後的一二十年裏走上了致富的道路。至今，我們中國的社會，無論在政治領域，還是科技戰線，或者是教育文化界，不管你承認還是不承認，土地意識與經營土地的理念，一直主宰著我們的思維與行為模式。這不單是一種封建意識，把這樣的土地意識簡單地視為封建文化，是狹隘的。中國人的土地意識是這個農業大國與生俱來的，即使我們跟著整個世界的步伐全麵實現了現代文明，也無法抹去我們對土地深厚和濃烈的感情。
過去在農村我聽父輩們講過許多很有意思的事：說有一個農民，祖輩三代一直給別人當佃農，後來到第四輩時，這戶人家積存了幾十塊銀洋，那時蔣石介的統治快要完蛋了，有些富人害怕共產黨，就在逃離大陸時很便宜地將土地賣給了佃農。這家佃農趁此機會買了40多畝地。當祖輩四代第一次在屬於自己的田地裏幹活時，心裏甭提有多高興了。40畝地靠全家幾個勞力幹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些老佃農就找到這家戶主，說過去我們都是佃戶，現在你家有田了，可以當地主了，我們租你們幾畝地種種如何？這戶人家說不用，說我們自己能種。可到他們買回這40畝土地整一周年時，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過了大江，江南一帶全解放了。之後緊接著便是土改，劃成份。按照當時政策規定，40畝土地可以評為一戶富農了。負責劃成份的鄉幹部過去與這戶人家的主人都是地主的佃農，便悄悄跑到老朋友家透消息，說你也是吃苦人家出身，買的這40多畝地也是血汗錢換來的，不易啊。可現在社會變了，按政策規定你家這麼多地就該是“地富反壞分子”了，但我不忍心見到你們一家劃進階級敵人的那一邊。怎麼辦，最好還是你們主動把土地退了，那個地主老財家不是還有個老家夥沒到台灣去嘛！你們把地一還，啥事就都沒啦，與我們一樣都是社會主義的新主人了！老朋友走了，這戶人家聚在一起商量了一宿，最後還是決定不將地退給地主家，說啥都可以不要，但這地已經是我們家的了，就不能丟掉，就是扣一頂富農帽子也不在乎。就這麼著，這一家祖祖輩輩給地主當牛作馬的勞動者，在土地改革後，不僅全家的40多畝地歸公了，而且從此戴了30多年“階級敵人”的帽子，害得第五代人沒有一個讀完初中。
另一個故事的主人公曾經是我筆下的人物。他是一個在二三十年代就在上海與魯迅先生等人一起筆伐蔣介石的人。抗日戰爭開始，他以開明地主的身份，為共產黨新四軍出過大力，那出家喻戶曉的現代京劇《沙家浜》裏，本應該也有他的身影：因為當年這批駐在沙家浜的新四軍和主力部隊裏許多槍支彈藥都是經他之手弄到的。不僅如此，他還一次又一次變賣自己祖上留下的地，為新四軍籌槍籌糧籌藥。到解放戰爭時期，他把上千畝祖上留下的地一塊塊變賣成共產黨隊伍的軍用物資，最後到土改時，他僅剩下了100多畝地。可就這100多畝地，使這位革命功臣的後半輩子蒙受了奇天大恥，直到他83歲時才被摘下了“地主分子”的階級敵人帽子。這麼一位過去隻會靠筆杆子革命的紅色書呆子，卻因為土地的緣故，使他那副文弱的身軀足足在最繁重的田野裏當了50年農民。去年我回老家時才知道他不久前已去世。老人家的後人對我特別友好，因為我是第一個著文為這個革命功臣平反，並且使他的傳奇事跡見於報端，廣為傳頌的人。
土地對中國農民來說就是命根子。
新中國成立後，土地歸了國家所有。農民擁有的便僅是那塊生活的宅基地。
而由於大片的土地不再屬於自己，農民們便視自己的宅地是一塊神聖不可侵犯的王國。農民對自家宅基地的看重，一點也不亞於我們對國家領土的重視程度。
在一個安分守己的農民麵前，你無論怎麼的辱罵和嘲諷他，他可能隻朝你瞪一眼，或者幹脆就躲得你遠遠的。可假如你說盡好話，又悄悄想霸占他的一寸宅基地，那他就會不惜一切代價與你鬥爭，甚至付出生命也絕不會吝惜。
這就是中國農民對自己宅基地“奉若神明”的信仰。
但有人偏偏對這樣的神聖視而不見，並粗暴地踐踏。梁雨潤接到的一個案子，就是關於村幹部沒能妥善處理好農民宅基問題，結果使那位農民上訪長達18年，與村幹部積怨甚深。
這個農民叫王典才，老伴叫周愛仙。他們是夏縣裴介鎮朱呂村人。
到裴介鎮朱呂村采訪時，我不由想起一個典故：晉朝名士介子推的故事。
那天梁雨潤說要到一個叫裴介鎮的村子去。在鎮的東麵，有座已經荒蕪的墳墓，而墳前卻樹著一塊高大的石碑。我走近一看：哇，原來這裏便是晉文公侍臣介子推的故裏！關於介子推這個人物，現在的年輕朋友可能知道得不多，但讀過曆史的人都會知道介子推這麼個了不起的人物。在春秋戰國時期，晉獻公死後，兒孫們爭奪王位，釀成內亂。次子重耳因受其兄排斥和後母驪姬的迫害，逃亡到了國外。途中由於連日奔波，饑寒交迫，侍臣們離的離，亡的亡，所剩無幾。唯介子推等人一直護衛其左右。一日，重耳一行來到一個叫羊舍的地方，正值赤日炎炎之時，一路走來的重耳一行人困馬乏，個個口幹舌燥，饑腸轆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