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樓派祖祠已然沒有蹤影，隻有一個遺址位於金歐塘北麵，如今屹立其上的竟是一間低矮平房，亂石結構，大約是用於養豬或者存放農具的地方。
最能體現宗族血脈延續與拓展的建築，還是堂。50座堂的建築，除了古代先賢的專享堂外，都是穀村宗族壯大之後，一些小宗族分支而建的。古時候，小支小房開建支祠或家祠的，多是子孫眾多，而且子孫後代中出了頗有名望、地位的人物，建堂彰顯榮耀。
如今，穀村李氏子孫似乎不太重視派祖祠與房祖祠的修繕與保護，重點著力於堂祠或堂下支祠的修繕與保護，一座座修繕得富麗堂皇、氣派壯觀，賦予了濃鬱的現代氣息。而其派祖祠與房祖祠，像是被拋棄了一般。如元潭派長房祖祠元善堂，過去非常氣派、美觀，如今卻已坍塌，僅靠殘留的斷牆朽木在向世人昭示它過去的顯赫與榮耀。
新大祠，即祀奉李晨的忠武堂，竟然已經倒塌了。
三、聲名地位的彰顯傳頌
―門第、堂號、官廳、樓閣、坊放，都是體現聲名、地位的實物，其用料、造型、圖案、花飾等，都反映出主人當時的聲譽與威望。
穀村曆史上，科舉的盛況，仕宦的輝煌，成就了顯赫聲名。在其建築當中，今天的人們便可感知或窺探這麼一份秘密。
宋朝時的百桂堂，是為族表穀村李氏近百學子榮登科第而建，高宗皇帝“禦書飛白”，榮耀至尊；元朝初年，李伯原重建，著名書法家趙孟傾承旨書寫匾額，居然改名為“千桂”堂，比“百桂”更勝一籌。
彰顯穀村先賢科舉盛況、仕途輝煌的建築，不僅遍及穀村內外，甚至遍及縣城內外。僅穀村內部，這類建築就琳琅滿目：宋朝時為李可方、李允方兄弟進士而建的“雙桂第”，為李靈、李晉之及晉之子李可方、李允方而建的“父子兄弟進士坊”，李晦之建的“學士第”，為李伯圭、李態、李夢簡而建的“父子兄弟科第坊”，明朝時李楷、李棟兄弟建的“雙鳳第”，李讚、李貢兄弟建的“雙進士第”，為李相而建的“金榜題名坊”，為李中建的“解元坊”，李一德建的“蛙使第”，為李邦華、李日宣而建的“百步兩尚書坊”，為李蘊建的“浩救坊”，李廷諫作記的“文昌閣”，李邦華建的“朝元閣”，清朝時為李次蓮、李振裕、李鶴鳴而建的“一門三進士坊”，李振裕建的“禦書樓”、“翰林第”，李次蓮建的“進士第”，李景迪建的“柱史第”，無一不是顯赫聲名、隆祟地位的彰顯與傳頌。
可惜的是，這些古建築大多已經消失，隻在《穀村仰承集》中保留了一個簡單記載。李振裕建的“翰林第”尚在，，位於穀村李氏祖祠的左側，已經非常陳舊；扁磚砌的正門，不是青磚，呈混色，亂石與磚塊砌就的牆體，已剝落不堪；門額上白底黑字的“翰林第”三個大字已不清晰，看上去不像原物，外觀上很普通，與周圍民居沒什麼區別，隻有門頂與門坎的紅石，才能讓人看出它與周圍房屋的區別，顯出一點身份的尊貴來。這是彰顯穀村先賢聲名與地位不多的實物之一，再不加以維護修繕，恐怕難逃坍塌的命運。到那時，人們還怎麼去穀村尋找那份曆史榮耀的見證呢？
更為彰顯穀村先賢聲名與地位的建築，還有幾座先後建成的同名建築：
一是兩座救書閣，一座建於明朝中期，為萬曆丙子年鄉試舉人李教而建；一座建於清初，為李邦華恩封四世而建。
二是三座尚書坊，前兩座建於明朝，一為李邦華而建，一為李日宣而建，後一座建子清朝，為李振裕而建。
三是兩座四世一品坊，一座為李邦華恩封四世而建，一座為李振裕恩封四世而建。另有縣誌記載的一座，為李日宣恩封四世而建。
同樣可惜的是，這些建築早已毀棄於歲月深處，無處尋覓了。
官廳，是穀村人對古代先賢建築群的通俗稱呼，是大臣得帝王恩賜而建的宅院。明朝的李邦華、李日宣建有官廳，清朝的李振裕、李景迪建有官廳。這是他們入仕為官的象征，是他們身份高貴、地位顯赫的體現。
李振裕、李景迪的官廳，均位於老屋村，過去地名叫石園，各呈三排單棟院落格局，即前中後三棟房屋用圍牆連接成一體。這些房屋的建築手法比較講究，全是馬頭牆風格（俗稱十六個垛子），前低後高，依次遞升，扁磚到棟，騎線割縫，飛簷翹角。最富藝術特色的，是簷下和垛上的繪畫或雕塑，人物、花鳥、山水、盆景，大小相配，動靜相諧，很富觀賞性和感染力。房屋保存比較完好，但也失於修繕與維護，開始呈現破損、坍塌跡象，圍牆已經不見，使原本擁有院落的官廳，變成了單棟的民居，房前屋後雜草叢生。圍牆是土改時期拆除的，當時已經將這些地主的財產，分給了貧雇農和下中農。兩座官廳的第一棟前麵，竟然搭有現代建築，與原有房屋連成一體，顯得不倫不類，破壞了官廳整體的藝術美感。
有村民說，官廳是按照皇宮建築的形製建的，皇帝特賜他們按皇宮形製興建。這事實上不可能，帝王絕不可能允許官員在民間興建與皇宮類似的建築，村民的說法恐怕是一種誤解。準確的表達應該是：官廳乃皇帝救建，是奉旨而建，但救建並不代表按皇宮形製興建。
四、忠孝節義的推崇弘揚
―物質的磚瓦、石塊、泥灰、木料，記載著精神的禮儀、綱常、傳統、追求，起到文化負載與傳承的橋梁作用。
仁義禮智信，君臣、父子、夫妻，三綱五常的儒家倫理要求，是中國幾千年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指導思想。因此，作為曆史文化大村的穀村，當然不可能脫離這個背景。他們的古建築，大多彰顯著忠孝節義的推崇；他們通過這些建築，向世人弘揚傳統的道德訴求，表明穀村李氏曆來講究禮義廉恥，講究孝佛忠信。
《穀村仰承集》記載的堂、祠、坊，名稱就體現忠孝節義的道德追求，如孝友堂、慈樂堂、一樂堂、貞節堂、孝恭堂、希任堂、大節堂、友烈祠、貞烈坊、雙節坊、貞節坊、友烈坊、節孝坊、烈女坊等。
孝友堂，南宋孝子李籌之孫李彥從興建，原位於湛溪，明嘉靖辛酉年（1561年）移建於上穀，為紀念李籌、李衡兄弟改葬其母並守墓、兄弟相處和睦而建；慈樂堂，原位於書院下，明初李謙偽（字伯謙）為奉養其母而建；貞節堂，明永樂時李渙（字沂浴）為奉養其母而建；孝恭堂，原位於書院下，是宋孝子無求處士李衡的後裔為紀念李衡的孝行而建。堂的名稱，乃是孝行的突出體現，彰顯了穀村的孝道傳統和文化。
友烈祠、友烈坊，都是為族表、紀念李邦華的長子李士開（字必先）而建。李士開與其異母弟李士國一同乘船前往縣城，李士國不慎途中落水身亡。李士開傷心不已，深為自己未能照顧好年幼的弟弟、無法向父母交代並惹父母傷心而自責，於是整理衣冠，投水自盡以殉弟。此舉震動朝野，穀村族人、縣鄉士紳與地方官員，紛紛上奏朝廷，請求皇帝嘉勉，得到特賜族表，興建祠、坊以彰其友梯之情、壯烈之舉。因此，這類建築上，蘊含著中華民族最為傳統的梯、友、義等品行特征。友烈坊早已毀棄，友烈祠依然保存。這是農村裏很常見的建築，類似於民居但比民居顯得大一些，祠內堆放著村民們閑置的農具，大門門額上懸掛的“友烈公祠”，紅底金字顯示著族表的用意，門前兩個柱子上端的雕花斜撐與飾襯，略微表現出一點藝術的特征。倒是門上那已經褪色的春聯，讓人感覺還有點意思：門楹聯為“盤穀發祥開甲第；鹿峰抱秀起人文”，門扇聯為“孝友士族傳世道；節義科名振堯聲”。不過，那是穀村最為常見的通用聯，與李士開的友愛之舉似無很多關聯。
其他族表節孝貞烈的牌坊，都為族表穀村女性的。貞烈坊族表明嘉靖進士李聯芳之妻謝氏，李聯芳在嘉靖己醜年中進士後不久即去世，謝氏得噩耗，兩次上吊自殺被救，後忍悲含苦，孤身一人撫養兒子長大成人；雙節坊族表李士開的兩位妻子歐陽氏和宋氏，得知李士開投水殉弟噩耗，宋氏兩次上吊自殺被救，歐陽氏勸她與自己一同撫養幼子，兩人遂形影相依，共同撫養幼子長大成人；貞節坊族表李邦華四子李士齊之妻鄧氏，李士齊早逝，鄧氏獨自撫養兒女長大成人，四十年守寡守節；節孝坊表李桂芳之妻劉氏，劉氏從18歲開始守寡，上事婆婆，“十指之勞，供養無間”，下撫兄弟之子為嗣，“教養成立”；烈女坊族表李懷芳之女李五妹，幼年父母雙亡，不久又聞未婚夫病故，悲痛之餘， 自殺殉夫，多次被兄嫂救活，最終於未婚夫去世十多天的時候，趁兄嫂不備而自隘身亡。
這些牌坊所昭示的，不僅是那些女性的節烈忠貞，更多的是她們命運的苦澀、生活的艱辛與思想的栓桔，所弘揚的是她們傳統的貞節道德，體現的是傳統禮教中“夫為妻綱”。這些牌坊如今難以知其本來麵目，僅存的一座被稱為“四婆婆曾氏貞節坊”，位於穀村東麵出村的道路邊，被灌木簇擁、青藤纏繞，幾乎看不出它的本來麵目。這個“四婆婆曾氏”，係清朝乾隆時國學生李其瑪之妻，石懶舉人、州同曾益清之女，《穀村仰承集》中有其傳，年僅24歲守寡，卻“克曉大義”，弦蚤斷，空作離鶯別鳳之歌；燕縷重看，彌深海誓山盟之感”，繼承丈夫遺誌捐資興建義塾“樹人書院”。不過，這座貞節牌坊卻不見於《穀村仰承集》的記載，恐怕是後來興建的，還來不及載入《穀村仰承集》。
道德追求的最高境界，當屬忠君愛國，這一點在穀村的古建築當中體現得更為突出。
希任堂，明朝末年李邦華罷官在家時所建，位於穀村翰陽，意為“希望以天下為己任”，表現的是一份希望能為明朝力挽狂瀾的決心。
這座希任堂為前後兩進結構，可惜已頹紀。房屋四麵牆壁屬亂石磚混結構，前棟已經完全坍塌，後棟尚有左側與後麵未塌，卻是岌岌可危。支撐整個房屋的屋柱與梁架還在原地挺立，雖曆風雨剝蝕，但顯得頗為堅毅，頗似忠肅公的氣節；部分樓輻還在，左側的水板還在，頂梁還在，房頂中部及左側的瓦析還在，屋頂不少瓦片未塌，仍在盡力為這座曾經輝煌的房子遮風擋雨；大門處長條形青石板呈三級台階，依然橫陳，但磨損嚴重；墊起屋柱的柱礎（方言稱為“尚墩”）亦為青石打磨、雕刻而成，底部呈六角形，兩寸以上為圓形，圓麵略凹，呈w形地飾以水波、梅花圖案，水波在下，梅花在上，頂部邊緣有幾處缺損，卻力量不減地墊起屋柱，頗似忠肅公以一己之力為明朝力撐危局。加以修複維護，希任堂仍是供遊人參觀、瞻仰的好去處，讓人見證四百年前李邦華的忠君愛國情懷。
更能體現穀村先賢忠貞品格的，當屬李邦華所建勤王台。據記載，勤王台位於穀村村心惱上，建於崇禎末期，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席卷全國之際。李邦華被起用為兵部尚書，奉詔入京勤王。得詔後，他在家鄉修建了這座勤王台，招募青壯男丁1500餘人，前往京城勤王，表達了他對君王、對國家的耿耿忠心。如今，這座勤王台早已不見，其遺址上建有商店和現代樓房。
被稱為“盤穀福地”的護吉大廟，中廳梁上懸掛著一塊“鹹懷覆載”匾，雖然不屬於建築，但與建築關係密切。“覆載”，語出荀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被唐太宗李世民進一步引申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鹹懷覆載”掛在那兒，時時提醒人們牢記荀子、唐太宗的話，做到為君執政、為民請命，“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很好地起到聯結君民的橋梁和紐帶作用。根據匾額的落款，題寫者為民國江西省議員李霓裳。
穀村金歐塘，尤能表達他們忠君愛國的情懷。從風水的角度講，這口水塘是穀村李氏聚財興業的象征，水是財氣，水是命脈。但從這口水塘的名稱，人們能夠感悟出穀村李氏對君王、對國家的一種“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高遠情懷。金頤，本義是金屬的杯子，古代常常被用來稱呼國家，比喻疆土的完整。比如清朝末年的國歌《鞏金歐》，又比如徐興業的長篇曆史小說《金歐缺》，“金歐”指的都是國家。穀村李氏不可能僅僅用“金歐”這個詞來命名村莊上的一口水塘，他們心裏一定裝著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因此用這個名詞來提醒自己常懷憂君之心、常懷報國之誌，表達的是身在家園、心係國家的高遠情懷。
大節堂，李邦華之孫李長世（字聞孫）為紀念其祖父李邦華壯烈殉國、其父李必先（士開）投水殉弟而建，表達的是對忠於國家、友於兄弟的敬仰。
五、功業修為的曆練追求
―建功立業、修身克己，古代知識分子的曆練與追求，同樣通過物質的建築材料與形態傳遞給世人。
達則兼濟天下，彰顯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豪邁情懷。即便科舉之途走不通，或者走通了又遭遇挫折，他們也能做到“窮則獨善其身”。為此，他們在學業與品行上也有著共同的修為與追求。
作為有著悠久曆史、科舉盛況和仕宦顯達的村莊和宗族，穀村李氏勤勉於學業功名，執著於科舉仕途，是一種曆久彌堅的傳統。反映在建築的名稱上，就有直接的表達，比如受益堂、傳經堂、明經堂、敬修堂、複齋、謙謙齋、淩雲樓、吞月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