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估摸自己不大有可能出版什麼傳記之類的東西，就搭借這本個人文集說點文學以外的事情，類似樹碑立傳，又像絕對隱私。萬請讀到者鑒諒。
我的家鄉在桂西北西林縣一個叫平用的村子裏。平用在壯語中，為一塊鬆散的平地之意。這是一個山高水遠的地域，往北走五六十裏就到了紅河，河對岸便是貴州興義；朝南行二十裏是雲南省廣南縣境。一條馱娘河流過村前，折了個彎，然後向東流去。馱娘河有約七八十米寬，水流舒緩，瘦水時可在灘頭潭尾趟水而過。沒有修建混凝土大橋之前，過河靠的是獨木舟，這種用大樹鑿成的小船還是捕魚、運輸的主要工具。河裏有魚，種類眾多，其鮮美的味道令人食後不忘。在村子對岸，有數百畝良田。一條河，一片田，使平用成了雲貴高原上一個名副其實的魚米鄉。
我出生在一個人丁興旺的家庭裏。父親黃明達早年是個隻字未識的長工，而母親則是隆林一個唐姓沒落團練七姨太的獨生女。1953年，父母親從二十裏外滇桂邊界的岩懷村搬到平用時，我已經有了四個哥哥和兩個姐姐。幾年後，父母又生下了我、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那個叫候的弟弟因患耳疾，沒錢醫治，三歲時夭折。生養了一大幫兒女的父母為了生計整日忙碌，一家人依然過著缺衣少食的生活。為了出人頭地，也為了擺脫窘困的處境，1956年，父母在政府的資助下，送大哥佩隆到南寧讀師範。第三年，又送二哥佩林參軍。之後，又將大姐秀蘭送出家門，到林場當工人。安全度過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大饑荒後，父母親相繼於六七十年代又讓二姐秀花到供銷社工作，三哥佩光去當兵，四哥佩京進工廠當工人。然而，最小的妹妹既沒讀成書，也沒能參加工作，原因是當時父母漸漸年老體衰，家裏沒人掙工分，妹妹就成了犧牲品。盡管後來因種種原因，有的兄姐又變回了農民，但是，在當地，一個沒有什麼背景的家庭，能夠這樣大量地為國家輸送人才的情況是不多的。
我光著腳板背著大米走出村子那年，隻有12歲，是到八公裏外的縣城八達鎮讀初中。16歲的四哥也很想讀書，但隻讀了兩個學期他就讀不下去了，因為家裏缺少勞動力。於是，我就成了惟一在讀的人。可是四哥回去不久，一次招工的機會又把他拉進了百色的工廠。那時候，雖然有幾個人都參加了工作，但工資太低，根本不能接濟家裏。農村的情形更糟，一個工日隻值一包經濟煙（約一角錢）。我不忍心讓父母再為自己的學費操勞，1971年9月8日，決然放棄了剛上一個星期高中的課本，到當時的縣革委會當通信員，開始了另一種生活。那時我未滿巧歲。
對我來說，當通信員的歲月是一段灰暗的日子，本集收入的《少年目光》便是當年我的生活的一種記敘。這裏不贅。
1975年初，我被“流放”到距縣城二十多裏的縣屬水泥廠當工人。在那個人挑肩扛、灰塵滾滾的工場，我奮鬥六年，得到了一張黨票，得到了幹部資格，也得到了多種先進帽子，但是也付出了代價。首先是青春的代價，其次是腰傷的代價，再就是失去了恢複高考後考進大學的代價。不過，無論如何，我仍然感謝那段時光造就了我後來的一切。
八十年代初期，當我再次回到當年服務過的“縣革委”時，我已經磨煉成了一支筆杆子，時常在報刊發表文章，偶爾能寫一篇好材料。但在那座四層辦公大樓裏，我知道自己是惟一隻有初中文憑的縣委秘書，我仍不想放棄讀書的念頭。機會終於如約而來，1983年夏天，在成人高考中，我擊敗了其他三位高中畢業者，如願進入廣西民院幹訓部，讀政治理論專業。風景秀麗的相思湖本身就是一個好老師，使我在完成學業的同時，也變成了一個忠實的文學愛好者。
1985年7月，我再次回到當年那座辦公大樓，更沉的擔子便壓在肩上。此後，我每天不是下鄉便是開會，不是陪領導便是伴農伯，惟一沒有忘記的業餘愛好還是文學。兩年半之後，來自南寧陳雨帆老師的一封信再次改變了我的命運。我義無反顧地投奔到了一個新的工作環境中，這就是位於南寧市星湖路北二裏8號的三月三雜誌社，一呆就是巧年。
應該說，人到中年，大半輩子已然過去。如今，我的父母親已先後於1984年7月和2001年10月然仙去。托父母之福，也托候弟的蔭護，我們八個兄弟姐妹安然無恙，各自還過得去。尤其是我，在一個小單位，雖是事業單位，但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日子過得不好也不壞，屬於那種典型的中遊主義。惟一能安慰自己的，是因為來自鄉土，人也還算樸實，從來不主動攻擊別人，也不是知恩不報的人。心是善良的，也是富有正義感和責任感的。我有一些好朋友，常和他們或互相取暖，或互相勉勵，或談笑風生，或打牌喝酒。也曾有過知心的朋友，我會永遠記住他們。
感謝叢書編委會，感謝那些給予我關心幫助的人們。感謝父母兄弟姐妹和家人，感謝愛我及我愛的人。
2002.5.30於南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