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隨筆

少年目光

到了世紀末,懷舊便成了一種時髦。我是個普通人,自然不會例外。

現在,我的目光穿越過一萬個日子的時空,回到1971年。那年夏末的9月初,我剛在鄉下過完暑假,回到縣中繼續啃齧那堆硬骨頭般的初中課本。一天下午,校領導突然把我傳到辦公室,說有上級領導找我。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進人辦公室,兩位領導就用審視的目光在我身上打量。其中一位姓楊的領導在我們縣城是個很出風頭的人物,時常提一隻半導體喇叭出現在各種場合中。穿一件退色舊軍裝的楊領導問我願不願參加革命工作,他特別強調是到縣革委去工作,具體的崗位是幹通信員。我當時似乎沒作什麼表態,他們就走了。當時滿天下都流傳讀書無用的論調,讀書畢業了就去當農民,那是讀書人的惟一出路。我要參加工作的消息在校園和親友們中間傳開後,幾乎所有的人都不反對我工作。然而,那時候我剛滿14歲。也算得上荒唐年代的荒唐事了。

告別校園我進了機關,那時候的縣革命委員會是個工作效率極高的黨政首腦機關,隻三大組(辦事組、政工組、生產組)就包辦了全縣的一切領導管理職能。在這樣的機關裏的工作的人都是經過嚴格審查後才進來的,我的加人自然得益於我的祖宗們,這裏不提。來前我聽說通信員的職責是給領導打雜,有馬養馬,還照顧領導的起居。我到任後,知道騎馬下鄉已成為過去。我的工作是給領導的開會場所和辦公室搞清潔衛生、打開水,此外,還兼收發,分送報紙發文件,還要協助文印室印東西裝訂文件。總之,通信員的工作既新奇複雜又富於挑戰性。

不久我才得知,縣革委裏的工人比例極小,隻有打字員、司機、炊事員和通信員幾個人,其餘的人都是幹部,都很有優越感。我因年紀小,通常人們都叫我小鬼。也有叫小黃的,但都是當麵叫,背後肯定還是叫小鬼。物以類聚,打字員老覃、小馬,炊事員小韋便成了我在機關中最玩得來的同事。小馬是南寧知青,他來那天恰好是9月13日,東家從80公裏的鄉下冒雨用馬送他出來,那匹可憐的馬竟發病不治死了。後來得知,林彪也於那天“天馬行空”栽在蒙古的大草原。真是巧合。小馬很快便被安了一個馬仔的外號,他山東血統,牛高馬大,飯量也很大。他的籃球打得不錯,不久就進了縣隊,連地區隊都想要他了,可是領導不放。領導說他前途無量,到地區隊至多到某廠礦去當工人,業餘打打球,根本還是個工人。我那時才1米56,骨瘦如柴,時常跟在馬仔旁邊,像個影子。馬仔除了吃飯堂的飯,還時常到縣餅廠買回一袋袋五分錢一隻的白糖餅,買來買去,竟與商業局一個姓羅的女知青的搞熱了。羅姑娘長得小巧玲瓏,麵容端莊秀麗。她顯然是對馬仔有好感了,時常用軍用綠挎包裝滿滿的一袋餅或當時鮮見的水果來。每次,馬仔都照收不誤,都請我和老覃共享,但對於情感問題則故意避而不談。我說,你老吃人家東西,又不理人家,好像不妥吧。馬仔壞笑說,不吃白不吃。我都不怕吃,你怕什麼呢?後來我才明白,馬羅之間其實是剃頭挑子一頭熱,女的有意,男的不想。今年初的一次聚會,當年的馬仔、羅姑娘和我碰到一起,我有意扯到這事,馬厚著臉皮說了幾句不痛不癢的話,羅似乎還有些在意,我作為第三者自然也少不了幾句辛辣。好在大家都剛喝了幾杯,膽子壯,臉也不會紅了。其實,那時候的馬仔也隻比我大不了多少,沒到二十歲,肯定還不太懂什麼愛情女人之類的,而羅姑娘則早已春心泛動了。

那時候縣革委的幹部是很牛氣的,不僅在外麵趾高氣揚,在單位也是如此,尤其對我們幾個職工更是頤指氣使。炊事員小韋對其中的幾位恨得咬牙切齒,總想找機會整治他們。小韋整人靠的是手中那把勺子。豬肉很少,一星期才吃上一兩次,早晚一般都吃粥或者麵條,粥多為豬骨頭粥和豬油渣粥。油渣是浮的,骨頭是沉底的,輪到那幾個幹部來打早餐,是骨頭粥小韋就舀表麵的給,是油渣他就舀盆底,這樣,有的人連一粒骨頭一顆油渣都沒吃上。而我和馬仔的碗裏就滿是骨頭和油渣了。小韋心情不錯時,我還可以吃上豬腦什麼的。正是長個頭的年紀,小韋的舉動令我至今仍然感激不已。

那年月的人除了期待吃肉之外,還期待看電影、看演出之類的娛樂。電影好說,排隊買票一般都能看上。難得看到的是文藝演出。許多時候,縣文藝隊演出是為縣裏的三級四級幹部會議演的,票分來分去很難分到我們手_仁,有時候經過特許,我們跟在領導後混進去,在過道上加張椅子,或者去幹拉幕的活,都能夠看到演出。馬仔個大有力,有時滑輪轉不利索,整個人都吊起來,加上我的重量,那兩幅大幕才緩慢地移動,動作慢了,還會召來演職員的斥責。有一次,是先放電影後演出,守門人也換成了電影院的。我和馬仔又企圖混進去,不料被一名叫羅大炮的小胡子男人截住了。我們慌忙聲明說,我們是縣革委的。羅大炮是見過世麵的,他不吃這一套,幹笑道:縣革委怎麼樣?縣革委就沒有流氓散仔了?馬仔爭辯了幾句,羅大炮竟抓住馬仔的胸口想提起來,但又不及馬仔高。尷尬之中,一個領導過來圓場,把我們放進去了。後來我獲知,那個羅大炮在“文革”時自己一個人成立了一個叫做“獨立寒秋”的戰鬥隊,扛一麵紅旗天下走,可見此人不是一般的倔,也不是一般的怪。

我今天從事文字工作多少與那段時光有關。當時縣革委重視宣傳報道程度是空前絕後的。政工組領導下的新聞報道組有四五個寫手,陣容強大。出於某種目的和政治需要,報道組幾乎成了一個造假的窩點。為了見報,筆杆子們很快培植和製造了兩個典型:一個是縣革委主任兼縣武裝部長,另一個是一位苗族老者。那位姓楊的苗族老人生活在遠離縣城的山寨裏,留有一把花白的山羊胡子,實際年紀不到80歲,但在報道組的筆下竟長成了百歲的老人。一旦北京有什麼重要新聞發布,報道組就趕忙做出相應的文章。一方麵是軍隊的紅人,一方麵是苗族百歲老人,他們如何如何堅決擁護,又如何如何認真學習,如何如何表示。這些未經采訪的文章一旦寄出,總會在大報上的顯著位置發表。見報率高,筆杆子們自然十分受到器重和得意。他們每天最為急迫的事情便是等待報紙的到來。班車來晚了,郵遞員送遲了,或是我因其他事來不及開收發室的門,都會受到一番責備。如此的火急火燎,惟有嗽傲待哺的嬰兒與之可比。許是受了他們的影響,後來,後來的後來我竟也拿起了筆杆。不過,為了對得起本性中的那點良知,我所從事的是虛構的文字。如果那時候我也是名寫手,那麼我和報道組的幾位前輩大概沒什麼區別。

有位叫海的人,在印刷廠工作,時常跟一對舊涼鞋改成的拖鞋上班。有一次不知誰往他的鞋偷放油墨,他惱羞成怒,竟懷疑是我幹的,吃午飯時追住我便打,無奈我年少體弱,抵抗不住。這事多少使我認識到有些人是不講道理的,隻要有實力,就可以打人,就像今天的美國一樣。印刷廠同縣革委一個院,共一個食堂,一起活動。海自稱有七大優勢,一貧農二工人三黨員四複退軍人五孤兒六在縣城工作七有二轉一響(手表單車收音機)。可是海在情場上卻屢屢失意。他的目標是追上一位女知青或者是畢業分配來的女性。然而竟沒一個女的看得上他,這使我非常納悶。後來有熱心人給海介紹了幾個保姆或者城鎮非農業人口,但海心氣很高,均沒看上,中年時他隻得屈尊和一名農婦成婚。那時機關裏有許多才貌雙全的大中專畢業生,隻身一人到這個山高地遠的小縣城工作,機關裏的年輕女子都把目光盯在了他們身上。隻是誰也不會料到,小夥子們幾乎都在老家農村或者外地定了終身,而且,那些女朋友和妻子們幾乎個個長相不能和丈夫男友們般配,真讓人不可理喻。

我離開縣革委時是18歲,事因是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收拾常委會議室,炊事員小韋來約我去看電影,出於好奇,他隨手翻了一張桌子上的東西,此時恰好桌子的主人進來了。主人不說什麼就陰沉著臉走了。我當時意識到了一點什麼,但沒往複雜處去想。果然,不久我便被告知我將調離,我要去的地方是離縣城22公裏的縣水泥廠。有些巧合的是當時桌子的主人正在水泥廠蹲點。

無論如何,我的少年時代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中結束了。離開縣革委,我如同鳥兒回到了大自然,至今我仍然感謝一切讓我離開那裏的人們。

我並不喜歡懷舊,但到了世紀末,難免有點躁動,有點不安。緬想過去會使人鎮定,也會讓人多一點自信和從容。南方有雪

少小時,我是幾乎沒有什麼方位感的。老師時常捧著課本說:春天到了,燕子從南方飛回來了。我便以為,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書上說的北方了。因為,春天一到,屋簷上的燕子窩就有了主人。

稍諳世事,又有書說:滔滔江水向東流。我便認定,自己所處的地方肯定是西方了。因為,村前的馱娘江是往縣城、往太陽升起的方向流去的。那時候,方位也代表一種政治。有一次我多嘴,隨口說一句“字舀滔江水向西流”,便被二姐狠捆了一個嘴巴。知道犯了大忌,我隻好悶狗一般不敢再吱聲。知道自己身處南方,是後來的事了。我第一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上看到了北京的位置,老師說離我們村好幾千裏呢。後來村裏來了幾個天津的醫生,說話滿口“北京音”,跟廣播裏一模一樣,他們除了給我們治病,還告訴我們,每到冬天,北方就會下雪,滿世界都是白茫茫的。北方的孩子們可好玩了,堆雪人,打雪仗,滾雪球,還可以築雪屋……總之,我是被天津人撩撥得把雪看成是最美好最令人向往最神秘的東西了。

真是老天有眼,那年冬天,一場大雪不期而至。那是一個平常的早上,習慣早起的母親一聲驚呼,把我們全家都叫到了門外。啊嗬,這就是雪嗎?我被眼前的景色震傻了。

在漸白的晨光中,院子裏的平地、柴垛、豬圈和鄰居家的屋頂上,全鋪上一層厚厚的極似棉絮一般的東西。尚有一些細碎的落物悠悠下墜,很像撕碎的羽毛,沒有一絲聲息。我抬起一雙赤腳衝進雪裏,那雪差不多淹到膝蓋了,褲腳全沒在了雪裏。父親一聲嗬斥,我才感覺到雪這東西是冰冷的。

鄰近的幾個孩子迅速集結在一起,然後邊探腳步邊走上村道。真是令人不可思議,看似細軟濕柔的雪竟有如此大的殺傷力,平時傲氣十足的楠竹、籟竹都被雪壓彎了枝杆,有的還被折斷了。受到重創的還有村中寨旁的一些大樹老樹,它們似乎從來沒有承受過如此重負,都吱吱哢哢地呻吟起來,不時有一團雪從高處跌落,炸開一束白花,嚇得孩子們不敢靠近。我們幾個好奇而膽大的孩子憑著往時的記憶,先是踩出一條路通到學校,在沒有一個腳印的平展展的球場上打鬧了一陣,然後又往江邊摸去。學校放假了,這種天氣連大人們都懶得挪窩,孩子們就隻有玩的份了。

我們關心的問題是江裏的魚是不是被凍死了。要是魚凍死了那可就好玩了,那些隱藏在深潭裏的百年老魚如果真的浮出水麵死了,那麼隻一條就足夠全村的人吃一頓了。在路上,我們還為一個問題爭論不休,就是如果真的死了魚,那麼會有誰敢下水去把魚撈起來呢!連魚都死了,人就更不用說了。來到村前最深的潭邊,隻見江中煙霧升騰,並未出現我們想象的景象。不知從哪裏冒出幾隻鵝和一幫鴨子正在水中嬉戲,歡快的叫聲似乎在嘲笑我們。

大家沮喪地往江裏扔幾塊石頭,有人說那些魚是不是凍死在水底了,聽說冬天的魚很沉,死了也不會浮上來的。忽然有人提議到公路邊去,看看汽車是不是被雪困住了。我們沿著江邊來到通往公路的木橋時,隻見我父親獨自一人正在橋上掃雪。父親是閑不住的,這座簡易的木橋是他帶領一些不懼冷的人於初冬時節跳進江裏壘築起來的。若是往時,父親如是見我這麼遊手好閑,定會斥責一番,可是今天的父親卻有點異常,像是沒看見我似的,大聲吃喝說:你們這幫小鬼,還不上山去捉野兔山雞幹什麼?那些野物都凍得跑不動了。說著父親把我們一一送過他的木橋。父親的話令我們欣喜若狂,過了木橋,都競相跌跌撞撞地往野地裏奔去。一場大雪,也令我曆來嚴厲的父親變得寬容親切了。

雖然那天我們一無所獲,但父親的話沒有錯。好多天後,那場大雪給南方的生靈帶來了空前的浩劫。先是村裏那些體質贏弱的老牛和牛犢紛紛倒下,後來人們在森林中相繼發現大量鳥獸的遺骸。那些可親可愛的野兔也從此在我家鄉的山坡上匿跡了。後來我才知道,下雪的當天,那些飛禽走獸並不會因為受凍而亡,真正的禍源是那些受過凍的草和水,是雪演繹成了二十世紀六十年末自然界一場可怕的災難。

有關那場大雪的記憶是清晰的,甚至是記憶猶新的。因為那場雪及時地修正了某些地理概念的偏見,同時也使我對自然界有了非常的認識。許多年後,在我居住的南寧市的一些高地上,甚至在緯度更低的地方,都出現了嚴重的霜凍。這些雪的同類還把大片的果園和芭蕉林凍死了,那些遺骸像當年我家鄉山裏的一堆堆白骨一樣一起敲擊著我的心房。

那場大雪之後若千年,我正在南寧讀書,朋友們來信說家鄉又下雪了,隨信還夾寄了一些雪景照片。然而,在我眼裏這哪是雪呀,那是一層灰白的、薄薄的、蒙蒙的東西。這是雪嗎!我記憶中的雪可不是這樣啊!

後來我數度冬日北上,到了真正的冬天的北方,看到過漫天飛雪,也看到過許多積雪殘雪,但竟沒有一次一種雪可以像我小時候在南方見到的那一場雪那般壯觀、那般深厚、那般讓我無法忘懷。

又過了若幹年,確切地說是到了2000年的第一個月的最後一天。我們一家在回老家過龍年春節的路上。

大清早,我駕著新買不久的夏利車駛出百色城二十多公裏的路上時,陡然間被一幅壯觀美麗的景色驚呆了。啊,這不是電視裏常說的霧淞麼!這田野、這屋頂、這甘蔗地上,不就是覆蓋著一層雪麼!這不是一幅奇異的南國雪景啊,我們不禁歡呼雀躍。走遍天南地北的妻子竟也是第一次看到雪,連嚷著要停車看看,卻被我拒絕了。我以為,在百色附近都有這麼樣的雪,越往上走雪應該更大,照此推理,西北方向大山的雪就更壯觀了。然而,經驗主義和老天也有捉弄人的時候,汽車在雪景中行駛了數公裏之後,路邊的雪漸漸退去,後來竟退到了半山腰,直至山頂。可以想象,因為判斷的失誤我當時承受的壓力會有多大。在後來數十公裏的路程中,我既感到路的漫長景色的單調,又期待奇跡的再度出現。

其實,這場雪是在夜裏下的,當時下得很突然也很大,隻是時間不長,天一亮就融化了。後來我聽到了一個故事:一個叫雪的女孩在臨睡的時候聽到了鄰居的呼叫聲,她衝到陽台一看,啊,好多好多的雪花呀!雪興奮得真想對著天空大喊幾聲,但她很快抑製住內心的激動,轉身回屋,然後急匆匆披上外衣奔下樓。這時候樓下的道路上已經鋪上了一層薄雪,隻穿一雙棉拖鞋的雪卻置地上的積雪而不顧,踉踉蹌蹌地小跑出居住的大院。她要到街上去找一部公用電話。夜已深,有電話的店鋪幾乎都關門了。在近乎絕望的時候,雪看到了一個正在打佯的商鋪。店主被她的神態和裝束所打動,以為她真的有很急的事,就把電話交給了她。其實,雪是想要告訴一位遠在更南方的朋友,這裏下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