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書中還記錄了施雅風“恢複森林，保持水土”的呼籲，當時的施雅風就針對黔北的森林砍伐和水土流失嚴重，提出了“巫須恢複森林，保持水土，以展灌溉，改良現有耕地”的主張，而現實中我國的大規模退耕還林已是上個世紀90年代末的事情了。書中還記錄了戰時美國一家通訊社曾對交戰的中日雙方的教育的一番比較，“發動侵略的日本， 自發動戰爭以來，沒有增設一所學校，而遭受戰火焚燒的中國，不但沒有讓支撐國家意誌，民族意誌的教育這雙膝蓋在戰火中發軟和彎曲，而是讓它在戰火中掙紮和崛起、；這樣的國家和民族，讓世界矚目，讓天下矚目”。這更是發人深省的，正是在那樣一個血雨腥風的年代，像竺可禎這樣的民族脊梁及決策者們仍能在危難中看到希望，在現實中想到未來，對教育之於民族興亡命運之關係的透僻理解，才使我們的教育在那樣艱難的年代還得到了發展，我們的民族不致沉淪，傲然屹立，今天我們又該做哪些反省呢？戰後的日本正是高度重視教育，才把我們遠遠地甩在身後，今天的中華的崛起和今後民族的複興， 自然也是離不開教育的興旺發達的。
在第四編“西遷斷章”的第二章“將星隕落鐵城痛”中，不僅寫了蔣百裏認為中日一戰不可避免（“在我的師友當中能夠斷然論定中日之間非戰爭不可，而且斷定這一場是長期戰爭，戰場一定是在平漢，粵漢線以東的，隻有蔣百裏先生一人。”）。寫了他與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的思想不謀而合（彼利速戰，我持之以久，使其疲敝；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線，我則置之第二線，使其時時有力無處用。），而且寫了他的戰爭觀（“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則強，相離則弱，相反則一廣”，“戰鬥力與經濟是不可分的”，“國防建設必須與國民經濟配合一致”，“現代戰爭倘不基於國民的自發性，決不能戰至一兵一卒”等），我們不能斷言這些話還將對今天的國防建設起到多大的作用，但至少是讀者從中獲得了現代軍事的常識，亦是一種重要的有現實意義的收獲。
三、敘事的溯源性
傳統的敘事模式之一是溯源性，是“回到現場”，《史記》中大多是采用這一模式，如《項羽本紀》介紹了項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義不成。項梁怒之。籍日：‘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項羽勇武粗莽的性格立即躍然紙上，也為一生的轟轟烈烈和窮途埃下做了性格注解。而“卷八”的“高祖本紀”既交待了劉邦的“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以及“好酒及色”的個性，讓我們了解到之後劉邦的胸懷大誌、采納賢才和褒押卑鄙的二重個性根源。
我們看到《走過硝煙的大學》在敘述人物事跡和事情的始末時，往往一也是要先做本源的補敘。如作品的主要敘述事件，浙大的西遷，就在第一編的第一章“山河哭泣”作了大背景的交待，回溯了那場侵略和反侵略戰爭中敵人的張牙舞爪和我們的節節敗退，所造成的浙大必須西遷的局勢，作者從戰鬥前線沈陽大跨度的寫到了當時還遠離戰火的南疆一隅的廣西宜山，於是廣闊的敘事空間一下就建立起來了，戰事的由北及南，西遷的由北及南再往西也隨之展開。再看作者寫浙大的校訓“求是”，是本書圍繞的一個核心，這不僅僅是作為浙大在宜山頒布的校訓，同時也是竺可禎、馬一浮、蘇步青、費鞏等一代大師們的精神實質，浙大人的西遷、掙紮、奮鬥、奉獻、犧牲均體現了“求是”的精神，書中於是追溯到“求是”二字，最早見於《漢書·河間王劉德傳》的“修學好古，實事求是”一語，後成為明清學者重要的治學口號。浙江大學的前身，一八一七年創辦的杭州書院，就是以“求是”二字命名為“求是書院”顏師古曾作注：“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由此我們想到毛澤東賦予“實事求是”的新的哲學含義：“‘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係，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補到今天，我們更是大力倡導並踐行著“求是”的精神，這種一脈相承而又不斷發展著的是民族文化的根。“‘求是’，是一種品質，是一種精神，是一種力量。”
在人物的塑造中，作者也借助占有的史實，采用追敘和插敘的手法，如寫竺可禎，插敘蔣介石、毛澤東對他的評價，然後又追敘竺可禎的生平，追敘竺可禎的“人之初”再到他的成長曆程和輝煌的一生，隨後再回到竺一可禎在一九二六年四月臨危受命擔任浙大校長的經過，於是後來的悲壯的西遷才有了鮮活厚實的生命基礎。寫馬一浮則交待了他的家史、身世，以及他“天資聰明得讓鄉裏的那位舉人蒙羞”的往事，這就有了他狂傲捐介的秉性，也就有了竺可禎的多次延請而馬一浮的恃才不馴的性格淵源。而作品在寫浙大當時最年輕的教授章用時，便插敘了章用的父親章士釗的深明大義及與毛澤東的情誼，章用的成功顯然離不開賢明的父親的引導和教誨，這一插敘也增加了敘述的厚度。
而作者寫每一次浙大校址的搬遷，讀者都能看到搬遷的前因後果，了解到事情的始末，十分流暢，也充分展示了作者敘事的功力。四、敘事風格的活潑靈動性
《史記》是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寫作目標的，有強烈的內心訴求，可謂“秉筆直書”，語一言傾瀉而出，敘事流暢、生動。範嘩曾將《史記》與《漢書》作了風格的比較：“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漢書》的語言詳贍嚴密，工整典雅，好少月排偶，語言也更華麗。《走過硝煙的大學》既非專意求“文氣”，也非刻意求“贍”，而是兼采了“直”、“贍”的文學元素，形成一種活潑靈動的風格，因此作品中既頗多通俗的口語，又善用排偶比興的修辭；既有直白素描的曆史鏡頭，義有工筆重彩的細節刻畫，這種風格較第一作者以往的報告文學的活潑、靈動的語言風格更顯成熟。
一是結構的活潑靈動，第一編“國破山焚”鋪墊了時代背景後，第二編又跳開一下，寫竺可禎、馬一浮和浙大的命運，這些看似閑筆卻義，與浙大息息相關的人和事，其實都和第一編同為第隻編的重點摹寫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第三編“文軍長征”十分流暢， 自然沒有了前兩編的回顧枝蔓，且有詳有略，第四章“鐵城求是”、第五章“相期遵義”和第六章“龍泉鑄劍”是重點，這於個地方不僅在整個西遷過程中時間跨度長，而且意義重大。盡管在宜山的時間隻是一年零四個月，但浙大在這座小城積累了遷徙和異地辦學的經驗，在這裏確定了校訓和校歌（這是浙大的魂），同時也難免有作者的故土之情罷。
二是語言的活潑靈動。本人曾在《精彩的果殼，真情的放歌》和《春風得意馬蹄疾》中均談到了謝樹強報告文學的語言個性，亦可謂“自成一家”，詩化的抒情語言，大量短句、整句的運用，語言機智幽默，富於變化，如“外國月亮”的貶義褒用；農民嫌教授身上“太髒太臭”的幽默；一些俗語民諺的借用等：
二是細節的活潑靈動，人物的鮮活，事件的生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細節的活潑靈動，如借助文件、 日記、書信為敘事細節，更為真實、細膩；如說服盜匪的“盜亦有道”的細節，如求雨時的波折，如尋找墳瑩時老侃的卜卦等，這些細節十分真實、生動，現場感很強。
報告文學的“報告”性盡管要求作者忠實、客觀，但他的文學性也給作家足夠的藝術空間，除了描寫、敘述、抒情和說明等手法的運用，議論也是不可少的，本書作者的議論隨處而發， 自由點染，較之《史記》、《漢書》、《後漢書》都在文尾加上作者的點評式議論（《史記》的“太史公書”，《漢書》的“讚曰”，《後漢書》的“論曰”、“讚曰”等）更為靈便。文中句例甚多，故不贅述。
但另一方麵我們也看到，有些議論似犯了“過度闡釋”的謬端，使一些意義被主觀的誇大了，便不可信。一些句式的反複似形成定式，閱讀時有過多的感覺，這既是作家的個性，也算是一種並不太佳的癖好吧？
木書第一作者謝樹強在不至五年的時間裏創作了五部長篇報告一文學（另四部為《征討貧困》、《金鳳展翅》、《豐碑巍巍》和《桂西牧歌》。），此部作品不僅保持了他一貫的報告文學寫作風格，如大興的起筆；詩性與音樂性的語言特色；思辨的人文色彩與理性的批判；哲理的評述；旋進層遞的結構等’”，新作又有了新的創造和變化，並將報告文學與史著創作方法打通，亦是作家對書代報告文學創作的一大貢獻罷。
―參考文獻―
①謝樹強、黃柯雲和黃慶軍著：《走過硝煙的大學―浙江大學西遷紀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
②呂展宏、 羅濤： ((2008年廣西文藝論壇在宜州市隆重舉行》，人民網廣西視窗2008年12月28日。
③勒內·韋勒克、奧斯汀·沃倫：《文學理論》， 劉象愚、邢培明、陳聖生、李哲明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④辭海編輯委員會編《辭海》（縮印本）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 第1436頁。
⑤司馬遷：《史記·卷七·項羽本紀第七》，嶽麓書社1988年版。
⑥司馬遷：《史記·卷七·高祖本紀第八》，嶽麓書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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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範嘩：《後漢書·班固傳》， 見馬玉琴主編：《二十五史》，延安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⑨譚為宜：《精彩的果殼，真情的放歌》載《宜州文學》2004年第一期（後以《嶄新的文本，真情的放歌―評長篇報告文學＜征討貧困＞》為題載《時代人物》2008年第10期）。
譚為宜《氣勢磅礴的時代讚歌―謝樹強長篇報告文學＜豐碑巍巍＞＜金鳳展翅＞創作情結》載2005年11月7日 《河池日報》（後以《春風得意馬蹄疾―勝利者的姿態―評謝樹強長篇報告文學新作＜豐碑巍巍＞＜金鳳展翅＞》為題載《時代文學》2008年第6期）。
回顧曆史的足跡
―評《走過硝煙的大學―浙江大學西遷紀事》
甘 翔
曆史之於現代人已經成為過去，有些因其深刻性而被曆千弋人們所銘記和緬懷，其中的事跡被完好的保留了下來，然而有部分曆史卻鮮為人知。
就像每一個國人都知道抗日戰爭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沉重往事，但是卻未必知道浙江大學在抗戰時期西遷這一史實：我們都知道曆史的記憶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被人們逐漸所淡忘，能穿越千年流傳下來的、唯有文字和書籍的記錄。
《走過硝煙的大學―浙江大學西遷紀事》這部書采用了報告文學的形式，詳細地記錄了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浙江大學的師生們為了求知，不惜跟隨著學校的遷移而背井離鄉，毅然地踏上了未知的征途：在遷移的過程中，他們麵臨著一個個巨大的挑戰：他們常常衣不遮體、食不果腹，而敵機的轟炸則使他們終日惶恐不安、戰戰兢兢……然而，為了心中那崇高的真理，他們克服重一重困難，義無反顧地西遷
作為長篇報告文學，《走過硝煙的大學―浙江大學西遷紀事》這本書集紀實性與散文性為一體，作者用飽含深情的文字客觀地記敘了浙江大學多次西遷的曆程。大視野、多角度地記錄了文化抗戰的曆史，使讀者從中感受到了一百年名校深厚的人文情懷和曆史積澱。本書的藝術特色可簡要歸納為如下四點：
一、史詩性的敘事方式
之所以稱其采用了史詩性的敘事方式，主要表現在全書的大背景、大主題、大場麵和大結構的運用上作者從抗日錢爭這個宏大裏，從原址杭州遷校至浙江建德、江西泰和、廣西宜山（今宜州）和貴州遵義等地及其辦學經過：師生們患難與共，體現了浙大不畏艱苦，實事求是的嚴謹治學精神。在國破家亡、山河不在的危難時期，浙大學子們依然懷著滿腔的熱忱，不畏戰場上的滾滾硝煙，長途跋涉地求索真知，並化悲憤為動力，立誌靠知識的力量挽救中國、報效祖國，見此情此景，令人震撼，亦為之感動，此為大主題。
在場麵描寫方麵，《走過硝煙的大學―浙江大學西遷紀事》一書氣勢尤為恢弘，細節刻畫真摯感人，譜寫了一曲慷慨激昂的抗戰悲歌。如開篇第一章的“赴湯蹈火”： 日寇的鐵蹄步步逼近，中國的領土逐漸淪陷，戰爭一觸即發。無論是男人女人，軍人亦或是學生，無不奮起反抗，為保衛中華民族而戰。在淞滬大會戰中，四百壯士誓死抵抗敵軍，死傷無數……
細節的刻畫如電影鏡頭般生動形象地一記錄了國軍武力抗戰和學生文化抗戰的種種場麵，有人物的“特寫鏡頭”，也有遠景“長鏡頭”的生動表現。一幅幅的片段描寫仿佛電影的蒙太奇手法―剪切、拚接，真實再現了當年的曆史：跟隨著作者細致的筆墨，七十年前教育救國的曆史猶在眼前。
在整體框架上，全書25萬字，共分為五篇：國破山焚、求是大儒、文軍長征、西遷斷章、東方劍橋：每一篇還分為幹章節，依據篇章的主題不同加注四字或六字標題，如“山河哭泣”、“哭妻泣兒淚如泉”，文筆簡練而富有詩意。
二、飽滿活脫的人物形象
《走過硝煙的大學―浙江大學西遷紀事》中對人物形象的表現和塑造也是全書的一大亮點。因為是曆史題材的報告文學，書中涉及的人物眾多，上至政界元首、教育泰鬥，下至平民學子：如何真實客觀地再現曆史卜的人物形象對於全書的脈絡發展尤為重要，因為正是這些人物成就了曆史上的浙江大學。
書中對浙大西遷時期的重要人物竺可禎、馬一浮、蘇步青人物性格的刻畫和二人關係進展的描寫卜分精彩。竺可禎校長儒雅、寬容、慧眼識才，是他的遠見卓識成就了浙大的西遷之路，也成就了今天的浙江大學。他的至理名言“求是精神”至今仍是浙大學子們治學和追求真理的唯一標準；國學大師馬一浮秉性高傲， 目中無人，最終卻被竺可禎的氣度和誠意所折服，同意任教於浙江大學；數學家蘇步青蔑視權貴，不屑與竺可禎共事，心胸寬廣的竺可禎並沒有懷恨在心，反而在危難時期接濟蘇步青的一家老小。不論在學識亦或人品上，大家對竺校長都佩服得五體投地。蘇步青曾說：“竺校長，中國近千七教育史上一位最偉大的校長”。作者不惜筆墨地對曆史人物進行細致的描繪，是對浙大精神的一種人文體現。除了對教育界精英們的描寫外，作者還摒棄了過往作家帶著強烈的政治偏見進行曆史創作的缺點，客觀而中肯地評價政界元首。比如，作者不避諱地將蔣介石與其他偉人一同列為“君臨天下一言九鼎的時代偉人”。這種本著還原曆史真相的態度，毫無政治傾向地再現曆史人物，也是作者對浙江大學“求是精神”的一種沿襲和傳承。
三、素材豐富，圖文並茂
關於浙大西遷的曆史屬於宏大題材的敘事範圍，涉及眾多的曆史事件和人物，素材豐富但略顯雜亂。然而作者卻能充分利用曆史資料和圖片，以時間和西遷路線為線索，穿插重要的曆史事件，同時著重對人物進行刻畫，在對曆史事件的敘述中表現人物性格與情感。當然，其間也有作者的抒情感悟。
全書收錄了上百幅珍貴的曆史圖片，隨著西遷曆程的發展貫穿其中。這些曆史圖片直觀而形象地向讀者展示了學子們是如何走出硝煙的：簡易的校舍，樸素的衣著，艱苦的生存環境……一幅幅黑白的老照片打開了曆史的記憶之門。文字與圖片相結合的表現形式，生動而富有曆史說服力。此外，作者還收集了大量的素材，在書中引用了一部分當事者的日記和文章，此時作者則由一個直接敘述者變成了一個曆史轉述者。多語境的轉換大大提高了話語的說服力，並且轉述者的身份能更直接地表現曆史的原貌。作者巧妙地運用圖文資料豐富了文本的內容，增強了可讀性。
四、文筆優美，語言風格多樣化
報告文學雖為紀實性文學，強調客觀真實的同時也注重文本的散文性，語言風格的多樣性正是散文性的一大特征。《走過硝煙的大學―浙江大學西遷紀事》一書的語言特色表現為：大氣的文風，優美的文筆，細膩的情感表達和語言風格的形式多樣：在描述戰爭等廣闊場麵時，作者的文風表現出的是一種能駕馭整體的宏大氣勢，而在描寫人物性格和情感時，作者運用了中國畫中的白描手法，寥寥幾句再加上人物的對話描寫，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即可躍然紙上。細節描寫同時映襯著人物的情感表現。全書根據場麵和氛圍的不同，語言表達也豐富多樣，時而悲壯沉重，時而溫婉抒情，時而簡約勾勒，如“野蠻和凶殘已經把一所所滲透著民族精神，凝結著民族靈魂的高等學府，紛紛逼人了深不見底的苦難之淵”，在這裏，“高等學府”已經被擬人化地提升到了“民族靈魂”甚至人的高度：還有在“一些眼睛向鷹犬一樣的身份不明的人物和一輛一輛黑色的小車，不斷地在浙大進進出出”這句中，用鷹犬一樣的眼睛來形容當時政治環境的黑暗和殘酷，比喻恰當貼切。本書的另一語言特色就是排比句式和對稱句式的大量使用：“西遷，一段鐵血的曆史；西行，一段悲壯的災難”，“說起竺可禎，許多人哭成淚人：如果有來生，我還做竺校長的學生！如果有來生，我還認竺可禎這樣的校長！”重複性詞語的使用不僅增強了語勢，更多的是作者或人物的一種強烈的情感表達。小結
《走過硝煙的大學―浙江大學西遷紀事》一書即深刻又全麵地再現了抗日戰爭時期浙大西遷的艱苦歲月，作者秉承對曆史負責的態度，用優美的文筆，翔實的圖文資料帶領著讀者們回顧了一七十多年前的那段曆史足跡。浙江大學是中國一流的高等教育學府，西遷使得抗戰時期的高等教育得以延續和發展。浙大西遷史依托《走過硝煙的大學―浙江大學西遷紀事》而得以繼承和保存，而這本書則傳承著浙大的光輝曆史和求是精神，讓更多的人了解這段鮮為人知的曆史：是曆史造就了文本，亦或是文本成就了曆史？
答案並不是最重要的，總之，曆史與文本的結合促進了文化的傳承。
甘 翔 女，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美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生態美學、
大學精神在西遷中堅持
―評《走過硝煙的大學―浙江大學西遷紀事》
方 燴
浙江大學是中國的頂尖大學， 國家重點建設的九所大學之一，綜合實力與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並列中國大學三強，代表中國大學最高學術水平。“國有成均，在浙之濱”（浙大校歌）、位於浙江杭州的中國頂尖大學府在2008年分別來到江西、贛州、貴州等地進行“東桑西移”工程、施行“求是尋根”等計劃，這讓我陷人了謎團之中。直至我看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廣西作家謝樹強、黃柯雲、黃慶軍合作撰寫的報告文學《走過硝煙的大學―浙江大學西遷紀事》，我才知道：浙江大學在國難滄桑的1937年至1945年曾經來到這些地方維係學府本真之事業，國家文化之延續……
翻開這木25萬字的報告文學，我們看到這既是一部氣勢浩大的近代中國的血淚史，也是一部中國高等學府的苦難紀錄史，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華夏大地承受著巨大磨難之時，民族、人民、高級知一識分子的種種抗爭二，正如書中題記這是“ 七十年前，一段千裏遷校的行程；七十年前，一部教育救國的曆史；七十年前，一曲薪火相傳的絕唱；七十年前，一座巍峨崛起的大廈。”本書的二位作者用紀實文學的形式為讀者展開了一幅幅曆史畫卷，展現了強烈的文化興國的夢想。二位作者同為廣西作家協會會員，二人曆時一年多時間，沿著當年浙江大學西遷的路線，先後深人浙江大學、浙江天目山禪源寺、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廣西宜州，貴州遵義、稍潭等地采訪，收集、翻閱了二十多種著作、文獻，精心創作而成的。作者之一的謝樹強以小說集《村醜》步人文壇之後，近年來連續出版了四部長篇報告文學：《征討貧閑》《金鳳展翅》《豐碑巍巍》和《桂西牧歌》。《走過硝煙的大學》是其第五篇報告文學，他的報告文學作品具有一股磅礴的氣勢和相當厚重的力度，磅礴如紅水河的波濤，厚重如桂西北的群山。而這種氣勢和力度主要來自於其作品對所報告的生活的全方位展現、不凡的起筆造勢和作，帚恢弘的篇章結構。在創作中體現出他的思索深度和文學個性，達及了文學的木質與使命―以人為本，充滿悲憫情懷，體現人文精神。報告文學以其真實而區別與其他文學作品，這部報告文學一也承載了謝樹強等隻位作者的曆史使命感和人文素養，從書中我們處處可以看到浙江大學在災難深重的曆史裏的堅持以及浙大人對家國的深深的愛。
從“山河哭泣”，“學府落淚”，“文軍長征”等標題我們就己經感受到作者附著在篇章中深深的曆史使命感，行文中也彌漫著對這段曆史的感懷1931年9月19日， 日軍炮轟沈陽之後，全中國開始動蕩不安，至1937年7月始， 日軍開始炮轟中國各大高等學府，“野蠻和凶殘已經把一所一所滲透著民族精神凝結著民族靈魂的高等學府，紛紛逼人了深不見底的苦難之淵”，“從一九隻七年至一九不八年八月，全閏一百零八所高校，有九十一所遭到戰火摧毀，其中有一所被徹底摧毀，有二十五所被迫停辦、解散”：痛之悲切、聲之悲憤，溢於文中。“教育淪亡，民族必一戶：教育不死，國家不亡。”為了保存教育，保存文化，“淪陷區內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浙江大學為首的一百零六所高校，由此，開始了中國高等學府在中外曆史罕見的一次大逃難、大流亡、大遷徙。”浙江大學的西遷之路也由此開始，“從天堂杭州西子湖畔搬遷的浙江大學、就經過了行程長達兩千六一百多公裏，足跡遍及浙、贛、湘、桂、閩、粵、黔七省的四次大搬移。”當時，浙江大學正在竺可禎校長的領導之下，“每一個院係都集合了一批崇尚科學，具有真才實學的名字熠熠生輝的教授名流。” 對淪亡，浙江大學怒吼：我們和民族共存！麵對淪亡，浙江大學呐喊：我們和國家同在！浙江大學的領軍人竺可禎以壯士斷腕的民族大義，以浴血光鋒的凜然氣概，用最艱苦的和最旺盛的兩極狀態的生命，迅疾地統率浙江大學，穿越炮火，走過硝煙……”
《走過硝煙的大學》是一部優秀的弘揚大學精神的大作，在作者翔實的史料以及隨文圖集等可考數據中，我們看到了國難深重的年代裏中國大學教育的艱辛，也根據書後清晰的西遷路線圖感受到浙江大學千裏跋涉，曆經五省，五易校址的顛沛流離，以及浙大硬是在那樣的環境中奇跡般地從3個學院、16個係擴展為6個學院、25個係的壯大，使其迅速崛起成為當時全國最完整的兩所綜合性大學之一，其中不少專業在全國乃至國際上都享有盛名，以文理稱雄中國，與當時的國立中央大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和國立武漢大學並稱“民國四大名校”，被來華的英國李約瑟博士稱為“東方的劍橋大學”，奠定了今天中國二大名校的地位。更看到“樹我邦國，天下來同”（浙大校歌）的浙江大學學術的風華與求是精神的砒礪琢磨；在西遷的那些歲月，浙江大學超越於黨派之外，無論是傾向國民黨的教授張其峋也好，還是無黨派的自由主義教授費鞏，抑或傾向左翼的教授嚴仁賡、張君川等也罷，都能在浙江大學自由地施展他們的才華，安心從事教學、研究，並沒有因為政治態度而有所偏廢。西遷校長竺可禎多次指出，“辦教育之基本信仰與警察廳長不同”，“對辦大學的基本信仰，必須有人人可以為聖人之信仰，然後可以辦教育”。他認為在一個政治動蕩的時代，學校更不應加入政黨紛爭之中，“餘來此乃辦學校而非辦黨也”。為了實現他接掌浙江大學的企盼―“浙省文化近來退化殊甚，需一大學為中流砥柱”，上任後的竺可禎憑借多年來留學美國及在教育界、學術界的關係，四處聯絡，他動員留美老同學，分別有在物理和生物方麵造詣很深的胡剛複、談家禎；挑選東南大學時的同事梅光迪和自己的高足張其響來浙；並把因反對前任校長郭任遠而離開的張紹忠、何增祿、束星北等人一一請了回來，何增祿回來時還帶來了時在山東大學任教的王淦昌……“教授是大學的靈魂，一個大學學風的優劣，全視教授人選為轉移”，大學教育的目標“決不僅僅是造就多少專家如工程師醫生之類，而尤在乎養成公忠堅毅，能擔當大任，主持風尚，轉移國運的領導人才”，“第一等的教授”親自到教學第一線等等的辦學思想得到全而落實，在他倡導下，蘇步青、錢寶瓊執教一年級數學，王淦昌、朱福忻教新生物理，周厚福、儲潤科執教普通化學，蔡堡教生物學，祝文自教中文，譚其嚷教中國通史……浙江大學終於從一個萎靡的政黨的意旨傳聲筒變為真正之大學。在這一次的艱苦卓絕的大遷徙中，浙大人砒礪德行，沉澱思想，為著教育之獨立命脈，為了國家未來成為世界第一等強國，浙大人克服“蜻蜓點水”、“逢六進一”的艱難，創造出一份又一份屬於中國的驕傲。
走過硝煙的大學》除了具有報告文學翔實的材料、嚴肅的敘述之外，更充滿著飽滿的情感，這或許是因為浙江大學的西遷曾經來到過作者的家鄉宜州，並且在那裏磨礪“求是”校訓，唱響浙大校歌的緣故，作者感到無比榮耀，浙江大學博大厚重的學術精神一直在滋養著作者的鄉親父老。
“浙大保姆”竺可禎就是作者飽含深情的訴說對象之一。於學生，竺可禎傾盡心血。看到政府的一次次妥協，學生愛國的熱忱爆發成一股學潮，身為一校之長的竺可禎既憤怒於政府的無能，又痛心於教育之根本核心被支離，更擔憂學生的安危。麵對學生們熱情澎湃的參軍救國的浪潮，他反複強調學生的主要任務是學習，一次次語重心長地對同學們講：“現在國家財政如此緊張的情況下，每年花費數百萬來培養你們，不派你們上前線而在後方讀書，就是希望你們能使我國家建設‘成為世界第一等強國’，若不把這種重大責任擔負起來，你們怎能對得起國家，對得起前方拚命的將士。”“研究學問乃是比政治運動更基礎的工作，所以你們今後不可再罷課，要專心從事學術研究，“預備將來解決中國的―現在不能解決的大問題”……竺可禎的學生回憶這位老校長說到：他“好似杏花疏影裏響起的笛聲，那樣燎亮與悠揚，將日月星辰都打開了”。於教員，他用自己的薪響周濟生活困難的蘇步青自己卻沒米下鍋。於妻兒，竺可禎將他們永遠地安葬在駐地。廣西遷駐地，他號召師生“以他們的知識力量和智力資源，為養育他們的西遷百姓‘竭盡所能”，於是他們建“浙大碼頭”，“浙大防洪堤”，改良泰和貧瘡土地，將刺梨培育成為了“野山珍”，宜州的桑蠶養殖、泥潭翠芽茶女至今還在支撐著當地的經濟……還有那不減不滅的精神牧養―貴州一老翁說：“浙大的學風太好了，先生、學生隻在圖書館和實驗室，埋頭工作，偶然看見岩上城牆邊的浙大學生，總是手裏拿著一本書，不是朗讀，就是默念。滬遵義青年，向來不大用功，現在受了這種風氣的陶熔，連我最頑皮貪玩的小孫子，也在整天讀書了”……
除了竺可禎，還有駐地的捐出曾家大院―一所超過浙江省政府大樓的曾如玉、“欠周齋”房東的母親、永興的“十姐妹”，以及不做生意的茶樓老板“對不起，你們把那個靠窗口的位置讓一讓，那是特意留給浙大學生的”，都是作者飽含感激之情敬仰的對象。
正是這樣一場中國高校的西遷曆程，保住了中國文化之根本，保住了中國大學精神的精髓，為中國文化日後的興強鋪墊了基礎，積攢了燎原的星火。
或許有人會認為《走過硝煙的大學》缺乏報告文學的嚴肅性，抒情、議論成分過多，我卻認為這些正好就是它的優秀之處：既保證了報告文學真實性的來源，又因飽含深情而讓讀者讀來真切感人，更易感染曆史的凝重，升華高尚的情操：報告文學兼具有真實性與文學性的特點，掌握鮮活的素材，可考的曆史已經讓《走過硝煙的大學》具有了實實在在的一真實性：而報告文學的文學性，我認為它的核心就是至上的人文理想和精神價值！從後記中我們便可以看出：這部《走過硝煙的大學》的寫作確是一部中國大學精神理想的堅持，它充溢著西遷浙大人求是的堅貞以及西遷駐地百姓對大學精神的維護，我想《走過硝煙的大學》已經回歸到注重人文理想和精神價值這樣一種質樸純正的路子上來―用竺可禎等人為捍衛精神理想的點滴紀事使浙江大學西遷的曆史活躍在讀者麵前……
方焓 女，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美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生態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