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多年前的大史學家兼文學家司馬遷寫《史記》，意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即以“一家之言”，探索天道與人事之間的關係，研究曆史的發展和變化過程。曆史題材的報告文學，更確切地叫紀實文學，不能隻是考據史實，記錄曆史的足跡。而應著重於探索和總結社會發展的規律，揭示人生沉浮和生命價值的真諦，給後人以警示和啟迪。《走過硝煙的大學―浙江大學西遷紀事》站在曆史的新起點上，以實事求是、 與時俱進的精神，拂去歲月的迷霧，給現代人多方麵多層次的啟示。
啟示之一，教育救國。過去曾對這一思想大加鞭撻，認為這是民主個人主義者的夢想，還把“教育救國”與“革命救亡”對立起來，以後者否定前者：作品理直氣壯表達了這樣一個主題：“教育是國之一脈，國家所賴，民族所賴，因而，我們在抗戰守土的同時，也應該固守教育，保護教育。”正是基於這樣一種信念，在日軍大舉進犯、國土大片淪一喪、國破家亡之時，北方106所高校向南方大遷移。這是被迫的戰略轉移，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抗戰愛國，而且是一種更長遠的愛國主義。若十年後，從西南聯大、浙江大學培養出來的萃芋學子，許多人成了祖國的棟梁，有的成了諾貝爾獎的得主，有的成了中國原子彈、導彈之父：浙江大學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抵製了當局提出的“十萬青年七萬軍”的口號。校長竺可禎教導學生選擇好報國的方法，投筆從戎是報國，讀書一也是報國。當時的國民政府成立特種教育委員會，統一部署保存文化教育的大遷移，不失為明智之舉。作品寫道：“教育救國，教育興國，教育強國的道路，五十年不變，一百年不變。”我們聯係到“文革”毀滅教育的教訓和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科教興國的戰略，深深感到這一認識的來之不易，教育救國與抗戰救亡可以統一於中華民族的自救與複興。今天的改革開放和科學發展，基礎同樣在於教育的振興。
啟示之二，事在人為。作品告訴我們，浙江大學在戰亂中跋涉五千裏，四次大搬遷，堅持在縣鄉辦學九個年頭，陣腳不亂，機構不散，設備未丟，而且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全校教授、副教授由原來的70人增加到201人，增長1.87倍， 日後這些人中27人成為中科院院士，3人成為“兩彈一星”功臣，在校學生由460人增加到217人，九年培養畢業生2440多人，其中23人成為中科院院士。作者還將浙江大學培養人才的業績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組成的西南聯大進行比較，按照規模比例，浙大比西南聯大一點也不遜色。而另一些實力雄厚的院校，在逃難途中卻一朝瓦解。這就說明，事在人為， 自強不息，就能夠克服意想不到的困難，創造人間奇跡。
啟示之三，行家治校。作品濃墨重彩，不惜篇幅刻畫了一代教育宗師、浙大校長竺可禎的光輝形象。在戰火紛飛、兵荒馬亂的時代，竺可禎臨危受命，以壯士斷腕的民族大義和應對複雜困局的科學管理方法，率領浙大師生穿越炮火、走過硝煙，奪取勝利。他從抗日戰爭前的1936年4月至1949年4月，擔任浙大校長13年。在他的教育思想指引下，浙大培養學生3500多人，包括大批在新中國大有作為的教育與科學人才。竺可禎之所以被公認為與北大校長蔡元培齊名的大教育家，從這部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以下兒個方麵的原因。第一是他的高風亮節。為了發展中國的教育事業和浙大的生存壯大，他不惜赴湯蹈火，甘願舍棄身家性命，在西遷途中他的愛妻張俠魂和愛子竺衡不幸永遠留在了江西泰和。第二是他的先進教育理念。1938年11月他在廣西宜山召開校務會議，把“求是”作為浙大的校訓，他認為求是精神，就是追求真理，忠於真理，就是奮鬥精神、革命精神、科學精神。大學的最大目標就是追求真理，辦好一所學校的決定因素，不是地理環境、物質條件，而是良好的校風和學風；大學不在乎“造就多少專家和工程師，醫師之類”，而旨在“推出公忠堅毅能擔當大任，主持風氣，轉移國運的領導人才一” ，培育學生成為百折不撓、剛強果敢的“社會的中流砒柱”；“辦大學不能不有哲學中心思想”，“若側重應用科學，而置純粹科學、人文科學於不顧，這是謀食而不是謀道的辦法”。這一連串閃光的思想觀點、與60年後我們倡導的“素質教育”、“科學與人文精神教育”，是多麼相似啊！第二是他的科學管理方法和用人製度。他提出：“教授是一所大學的靈魂，一個大學的學風的優劣，全視教授人選為轉移，即使大學裏有許多教授，以研究學問為畢生事業，在培養後進為大尚職責， 自然會養成良好的學風，不斷地培育博學敦行的學者。”這與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所說的“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如出一轍。由此，他禮賢下士，不顧顏麵，登門造訪，苦苦相求國學大儒馬一浮整整三個月，他無微不至地關懷處於困境的蘇步青及家人，使之刻骨銘心、終生難忘。正是這種求賢若渴的精神和唯才是舉的措施，使得那時的浙大成為名家薈萃的地方一。第四是他的民主作風和學者風範。竺可禎是我國第二批留美的庚款生，是著名的氣象學家、我國氣象學的奠基人。可是他初進浙大，卻遭到冷遇。恃才傲物的名流們把對當局的怨氣發泄到他身上，對他冷嘲熱諷，說他是學氣象的，“隻會看天，不會看人”。他以熱心對冷麵，寬容地對待教授學者的古怪脾氣；對一些人的苛刻要求，隻要條件允許，也給予滿足，還將反對他的人提拔到教學管理的重要崗位：他與教授們患難與共，時刻把他們的冷暖愁腸掛在心上；終於贏得了教授學者和員工們的擁戴，他們放棄了自己的私心雜念，而與竺校長同舟共濟、肝膽相照。浙江大學的圖書儀器設備139箱，包括36304冊的《四庫全書》，裝載30多艘民船，幾經周折，最後全部送到黔北的辦學新址。以當時的交通條件，特別是在戰爭環境下敵方掌握製空權，要做到這許多西遷事宜，沒有竺校長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真是難以想象！
近日中共中央一位領導同誌指出，當於部要有敬畏之心，一要敬畏曆史，二要敬畏百姓，二要敬畏人生。筆者尋思，任何人都要有這“下個敬畏”，特別是敬畏曆史硯。曆史是一麵鏡子，讀史可以知得失，讀史還可以知興替。這部一長篇報告將曆史的碎片連綴成係列的長卷，讓曆史反觀現在、告訴未來。它使我們思考：教育的目標是什麼？中國應該培養什麼樣的人才？執政者應該怎樣領導和管理高校？我們的大學需要什麼樣的領導者和管理者？大學依靠誰治校？它告訴我們：麵對艱難困苦，怎樣才能奮然前行？怎樣才能消解迷惑，選擇人生，報效祖國。最後，從這部長篇報告中，我們會有一個新的發現：廣西蘊藏著豐富的地域和民族文化資源，其豐厚性和多樣性，不僅表現在各民族尤其是少數民族土生土長的特色文化上，而且表現在木地各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特別是發達地區進步文化的融合上、浙江大學西遷途中在宜山（宜州）辦學一年零四個月，這一重大曆史事件不僅在宜州發展史上留下了光彩一頁，而巨對全廣西的民族文化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在文學創作上這一重大曆史題材的發掘表明，抗戰時期不僅有桂林文化城，而且有廣西抗戰大文化。問題在於我們當代人， 首先是文化人要有現代文化的覺醒意識，真正來一個文化觀念的思想大解放，讓曆史觀照現實， 子一旨向未來。來自民間底層的作家謝樹強先生以一顆赤誠仁愛之心，近年在關注現實的發展、民間的疾苦、民生的難題中產生創作衝動，在連續出版《征服貧困》、《豐碑巍巍》、《金鳳展翅》、《桂西牧歌》四部長篇報告文學的基礎上，又牽頭創作了《走過硝煙的大學―浙江大學西遷紀事》這部擲地有聲的新作，真是可喜可賀！
曆史敘述的力量
―評《走過硝煙的大學―浙江大學西遷紀事》
黃偉林
讀到《走過硝煙的大學―浙江大學西遷紀事》這本書，我有一份意外，也有一份驚喜。
近十多年，隨著大學在中國社會影響力日趨增強，有關大學曆史的圖書逐漸引起出版界的重視，很多學校都在編寫自己的校史和校誌。但是，絕大多數校史和校誌隻具有文件檔案的價值，裏麵充滿的是名詞和數字構成的大事年表，很少用能還原學校生命氣息的文字表現，缺乏大眾傳播的價值。當然，也有做得好的，比如有關西南聯大、有關北京大學的校史類圖書，確實有不少寫得不錯。
當代廣西在中國好像是一個高等教育不發達的地區。這是一個令人難堪的事實。但民國時代情況好像不完全如此。印象中廣西的教育在中國可能可以排到中上水平。廣西大學、廣西師專、桂林師院等大學在全國還是有一定名氣的。抗日戰爭期間，浙江大學、無錫國專這些著名的大學都曾在廣西辦學。但是，長期以來，廣西對自己的高等教育曆史似乎不是很重視，這方麵的曆史記載相對缺乏，文學表現更是基本空白：不像雲南，人們都知道西南聯大曾經在昆明辦學多年。但如果問起廣西人，浙江大學和無錫國專曾經在廣西什麼地方辦學，絕大多數都不會知道。我讀過蒙蔭昭、梁全進主編的洋洋80萬字的《廣西教育史》，裏麵提到過無錫國專曾在桂林辦學，但浙江大學曾經在宜山辦學一年多時間，這本書似未涉及。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遺憾。同樣，無錫國專在桂林辦學數年，桂林又是著名的抗戰文化城，但長期以來，我很少接觸到廣西作者寫無錫國專桂林辦學的文字。桂林抗戰文化城的研究是比較有積累的，但這種研究大多局限在文學領域，關注的多是文學家、戲劇家，事實上，抗日戰爭期間到桂林的文化人，還有許多是著名學者、教授、教育家、科學家、藝術家，這些人物對廣西高等教育的貢獻是很大的，對這些人物的關注很少，研究更是薄弱。從這些現象，似乎一也可以看出我們對自己的高等教育曆史認知上的欠缺，這種欠缺最終當然也會影響到我們的高等教育發展的現狀。
由於長期從事教育和文學工作，我深深感到廣西對自身的高等教育曆史研究的匾乏，我也曾提議我所在的學校廣西師大對自己的曆史多做研究。2008年，在學校領導的支持下，我參與了一項“廣西師大講述曆史”的工作，采訪了陳培十、賀祥麟、鍾文典二位80多歲高齡的老教授，做了一本《師說新語―廣西師範大學口述曆史故事集》。在做這本小冊子的過程上，我深深意識到這項工作的重要，因為如果能夠還原學校的曆史，給予一個學校曆史以細節的生命，對這個學校的未來發展肯定是有巨大好處的。我也深深意識到這項工作的緊迫，因為，現在，能對學校五十年前的曆史保持記憶的人，都已經80多歲了，所剩不多了，能對學校60年前的曆史保持記憶的人，更是屈指可數了。所以，今天來寫曆史，其實是搶救曆史，如果再不搶救，50年前、60年前的活的曆史就隻能從有限的書麵文字中打撈了。當然，除了認識到這項工作的重要和緊迫之外我還意識到這項工作的艱難，它不僅要耗費從事這項工作的人大量的精力，需要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有優秀的人文素質，還必須有大量經費的支持、時間的保障和各種條件的提供。
基於上述情形，可以想象，當我讀到由謝樹強、黃柯雲、黃慶軍二位廣西作家完成的《走過硝煙的大學―浙江大學西遷紀事》這本書，意外和驚喜之情就顯得很正常了。
具體到這本書的價值。首先，這本書為我們記錄了浙江大學西遷的曆史、滬因為做過類似的工作，我深知，記錄這段曆史是非常困難的：這不僅是因為距離年代久遠，也因為我們當代的曆史敘事長期以來對這段曆史有意無意的淡忘。這本書是盡可能呈現浙江大學西遷的全過程。這在第四章《文軍長征》有詳細的敘述。杭州、浙皖交界的天目山、富春江上遊的建德、江西的泰和、廣西的宜山、貴州的遵義、娟潭、永興、龍泉，長達九年，輾轉浙、贛、湘、桂、閩、粵、黔七省、行程兩千六百多公裏的西遷，在這一章裏得到了真實的記錄。
其次，這本書的文學性質使曆史變得鮮活、立體、豐滿。大量的校史敘述停留在大事記的層麵，有事沒有人，有人也是概念、符號、身份的人，而不是性格、性情的人，而且，事往往也是掐頭去尾、既無來龍也沒有去脈的事，來無影去無蹤的事，有事件。無情節，更不可能有細節。《走過硝煙的大學―浙江大學西遷紀事》顯然很注意人物在曆史中的作用，書中塑造了竺可禎、馬一浮、束星北、費鞏、蘇步青、豐子愷等一批教育家、科學家、學者的形象，書裏不僅記錄了他們的事跡，更展現了他們的性格與性情，如果說曆史自有其本身不可抗拒的規律，那麼，人的性格、人的性情卻能使曆史變得搖曳多姿、變化莫測、氣象萬千。畢竟，如果沒有人，曆史就成了空洞的存在，成了概念的堆積。像馬一浮最初對竺可禎的“傲慢”與“狂捐”，就寫得非常有趣傳神，一個恃才傲物、具有中國傳統文風骨但又多少有點迂執的形象躍然紙上。
再次，關注生活的敘述。長期以來，我們的曆史敘述隻見政治，不見經濟， 隻見道德，不見實在利弊的合理權衡，仿佛人是生活在真空的，衣食住行都屬於空穴來風，不需考慮，政治道德成為核心大事，而月，這種政治是已經有了結果的，成為既成事實的政治。這其實是對曆史、對曆史中的人和事的簡化，簡化的結果就導致了曆史敘述的虛假，虛假的曆史當然會造成現實的誤導。畢竟，一個人、一所學校立足於這個世界，無論在什麼地力一 ，哪個城市，生存與生活是第一位的，諸如物價、住房，這些與生活所在地關係密切的經濟元素，肯定會對人產生重要的影響，而這些條件， 又常常需要當事人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常常需要當地政府的配合：這是一個簡單的物質第一性的原理，但許多時候，我們可能會忘記這一切。好在《走過硝煙的大學―浙江大學西遷紀事》這本書是比較注意曆史中人的生活情境的二在書中的許多地方，我們都可以看到作者對一所學校、對一個曆史人物的生活以及生存實況的關注。這是非常可貴的。
這本書有許多地方對我有所觸動。比如，作者提供了一個數據，抗日戰爭期間，中國有106所高校遷移，設身處地地想這件事，可以意一識到它多麼艱難，多麼艱苦卓絕，又需要耗費國家多大的財力物力，從這裏可以看出這個國家抵抗的意誌多麼的頑強。而這樣做的結果，確實是為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保存了文化的薪火，延續甚至拓展了教育的內涵與外延。又比如，從竺可禎出任校長提出的條件和他日後的實踐，可以看出那一代知識分子獨立不倚的人格和為國為民的品性，他對待蔣介石的態度，他對待學潮的態度，他對待與持不同政見的學生的態度，確實是值得我們深思的。還比如，作者寫到諸如宜州瘧疾的凶猛、 日本飛機轟炸的頻繁，寫到嵋潭那種世外桃源一樣的魅力，以及久旱無雨。媚潭當地人認為是浙江大學女生下河洗澡冒犯了龍工的結果，這些獨特的生活情節確實是給人深刻印象的，畢竟，生活本身是枝節橫生的，它完全不像大多數曆史教科書那樣清晰流暢。
當然，這本書也存在不少令人遺憾的地方。第一，我覺得全書抒情議論的成分過重，作者使用了大量抒情議論的語言，有修辭泛濫之嫌。修辭立其誠，巧言令色鮮矣仁，泛濫的修辭會傷害敘述的誠實。第二，可能是資料遺乏的緣故，全書的敘述不夠飽滿，這可能也是作者大量使用修辭的原因，因為史料不足，隻好由抒情和議論來補充，但這種補充在我看來是不明智的，也是不成功的，甚至有可能又引導我們回到陳舊的思維狀態中，我們獲得的結論已經太多，但曆史留給我們的事實又太少，這就需要我們通過更艱苦的勞動去收集原始的材料，思想的開放可以幫助我們打開新的收集材料的空間，同樣，誠實飽滿的敘述也可以引導我們跳出認識的案臼。
黃偉林 廣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文藝評論家。
一部震撼人心的大學形象史
―評《走過硝煙的大學―浙江大學西遷紀事》
以報告文學的藝術形式書寫大學的曆史， 目前國內所見不多。壯族作家謝樹強、黃柯雲、黃慶軍的《走過硝煙的大學―浙江大學西遷紀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以下簡稱《走過硝煙的大學》）因此而十分難得。這是一部震撼人心的長篇報告文學文本，值得一讀。
《走過硝煙的大學》以25萬字的篇幅形象地再現了抗日戰爭期間浙江大學西遷的一段沉痛而輝煌的曆史，包含了豐富的史料，除了參閱大量的曆史文獻外，作者還沿著浙大西遷的路線深人采訪，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掌握了豐富的創作素材―包括曆史事件的客觀真相和諸多過程細節，尤其是一些過去鮮為人知的或被人們忽略的軼事，得以挖掘，曆史鉤沉，補漏拾遺。豐富的內容加上許多曆史照片，圖文並茂，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從某種角度豐富了浙大的校史。作者的視野廣闊，注重時代背景的展示和曆史氛圍的渲染，在相當特殊的國破山焚的背景和氛圍下展開敘事，歌頌浙大的“求是”精神，因而具有非常鮮明的時代特征，體現出宏大敘事的氣魄。這當然是由於題材木身曆史客觀存在的因素也得益於作者的刻意營構。
《走過硝煙的大學》又一個顯著特點是不采用以往主流政治話語的曆史評價，不帶強烈的政論色彩。作者思想解放，以一種客觀的眼光去觀照那段曆史―包括浙大西遷的曆史和作為浙大西遷背景的中國抗日戰爭曆史。對曆史事件的形象描述與對曆史的深刻反思相互交融，觸及了我們民族集體記憶深處的刻骨銘心的疼痛，而且大膽地作出有別於以往主流政治話語的議論與評價，包括對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的評價，表現出作者鮮明的民間立場與獨立的思考，字裏行間充滿著情感與理性的雙重力量， 由此而突出報告文學富於政論的文體特點，使得這部作品以自己特有的藝術風格有別於其他版本的浙江大學校史，以史料和文學審美的雙重價值，得到浙江大學師生的認可和充分肯定。
一般宏大敘事的報告文學作品往往注重事件的描述，而對於事件與人物的生活細節則展示不夠。《走過硝煙的大學》則把目光更多地集中於人物身上，不僅表現他們在浙大建設中的重要作川，而巨還注重描述人物在特殊環境下的生存狀態，表現出 一種人文化和生活化的明顯傾向。如寫竺可禎喪妻失子、豐子愷贈田得一車西進、費鞏改製桐油燈、王淦昌讀書放羊、蘇步青戒煙種菜等等，客觀而形象地表現曆史事件，人物的生存狀態與本真性格，以人為本，細節生動，形象而感人。正是這些在殘酷的戰爭和艱難的生存環境中仍然意誌堅定、九死不悔的精英，共同支撐起“求是”的精神大廈，鍛造了後來被譽為“東方劍橋”的浙大的輝煌。作品對浙大“竺可禎時代”的諸多學者名流進行了刻畫：竺可禎、馬一浮、蘇步青、束星北、談家禎、 貝時璋……實際上，這部報告文學譜寫了一曲浙大名流的群英一譜，包含了浙大諸多名流的“列傳”， 自然地散布在作品的各個篇章。由此，也從一個特有的角度，突出了浙大令人肅然起敬的校魂。
作為一所名校一段動蕩辦學曆史的客觀而形象的記錄，《走過硝煙的大學》的價值還不僅在於曆史與文學的雙重價值，我們還從中看到了到浙大的辦學思想、教學管理和科研精神，看到浙大學子在特殊的年代裏苦讀成才、報效祖國的感人事跡：這種鍛造名校的寶貴經驗和教育救國的壯舉，對於今天我們如何加強高校管理和提升高等教育的質量，如何履行高校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服務社會和引領文化的責任和任務，也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從這一角度看，《走過硝煙的大學》又是一個打造名牌高校的可資借鑒的文本，是一部愛國主義教育的生動教材。
《走過硝煙的大學》構架宏偉，結構靈活。全書共五編十九章，各編自有側重：第一編為浙大西遷的特殊曆史背景展示，著意渲染氛圍，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第二編寫竺可禎對浙江大學的重大貢獻，突出浙大人的“求是”精神和校魂；第隻編描寫文軍西征，為作品敘事的重點；第四編為主線索外的軼事斷章，作為第二篇內容的重要補充；第五編為對浙大及其西遷於國家巨大貢獻的評價。或以人物刻畫為核心，或以事件為線索，或為軼事之彙編，寫法多變，觀照方式多層次、多視角、全方位，大體上為全景式報告文學樣式。作品采用以篇含章的構架，每個章節均有令人警醒和激奮的標題，明顯得益於對中國傳統章節小說結構形式的借鑒與繼承，而同時又不拘於傳統的時間順序，打破時空界限，表現出時間與空間複合的特點，既強調時間和時代感，又顯示空問上的縱深感和立體化，體現了報告文學文體的現代性。這種結構的處理，是出於題材木身表現的需要，更是由於作者匠心構思之使然，為此雙重條件下的藝術結晶。另外，作者很善於聯想， 由此及彼， 由彼及此，拓展了作品的內容，在某種程度上增強了作品，的可讀性。作品對於宏大敘事的把握與對浙大人物的刻畫相結合，努力追求一種磅礴的氣勢和厚重的力度，表現二侶作家駕馭重大題材的廣闊視野和出色的藝術才華。
《走過硝煙的大學》將敘事、議論和抒情相結合，抒情和議論色彩濃烈，多用短句，多用頂真、反複和排比的修辭手法，善於鋪陳，運用詩行排列的形式，語句節奏鏗鏘，慷慨激揚，長於煽情，富有一定的氣勢和張力，有效地刺激和調動讀者的閱讀情緒，努力追求報告文學的史詩精神與文學品格，具有比較強烈的感染力量，成為這部作品追求民族作風和民族氣派的整體風格的一種有機構成、
《走過硝煙的大學》的第一作者壯族作家謝樹強，在此之前已經連續出版了《征討貧困》（與羅盛環合作，漓江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金鳳展翅》（廣西民族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豐碑巍巍》（廣西民族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和《桂西牧歌》廣一西民族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等四部長篇報告文學。短兒年，碩果累累，令人刮目相看。應當承認：謝樹強以自己不非的創作實績，事實上已經奠定了他在當下廣西文壇報告文學創作領域裏不可忽視的地位。
溫存超 河池學院教育處處長，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當代文學。
藉史家之筆，成一家之言
―評《走過硝煙的大學―浙江大學西遷紀事》
譚為宜
謝樹強、黃柯雲和黃慶軍創作的《走過硝煙的大學―浙江大學一西遷紀事》（以下簡稱《走過硝煙的大學》）一書的出版，引起了文壇的關注，在此前召開的“2008廣西文藝論壇”上舉行了作品討論會，與會作家、評論家紛紛給以高度評價，認為“作品將曆史與現實有機地結合起來，資料豐富厚重，描述場景廣闊，敘事文筆流暢，感情炙熱真摯，感人之深，在具有詳實的資料性與史料性的同時具有了文學性和可讀性，對研究抗戰史和探索民族高等教育發展有著現實的指導意義”該作品的成功是多一方麵的，而運用“關注當下”的報告文學體裁去表達曆史，溝通現實，則更需要作家的藝術洞察力，需要作家深入曆史作藝術的選擇、發現和組合。正如勒內·韋勒克、奧斯汀·沃倫在《文學理論》中說的那樣：“藝術家是否還提醒我們注意我們曾經察覺過但現已忘卻的事物呢了是否還是我們看到我們視而不見的東西呢？……它們是新的‘知覺價值’和新的‘美學性質’的發現，是的，我們讀到了這種發現。本文僅從運用史家筆法，不拘格套， 自成一家之言的特色闡述如下：
一、人物的史傳性
司馬遷的《史記》以人物傳略為核心，以人物的活動敘述曆史，在給我們留下了十分豐富的較為客觀真實的史料的同時，也開創了以活生生的曆史人物，以及發生在他們身上和身邊的事情來反映波瀾壯闊的曆史風雲變幻和興衰更替的史傳筆法，給史學後人以及後來的義學創作都產生了積極的深遠的影響，《走過硝煙的大學》顯然學習了這一表現手法，人物形象具有十分明顯的史傳色彩。
這種“史傳”色彩首先體現在人物形象的核心地位，但作品又緊緊抓住報告文學的輕靈和自由的文學特性，不拘泥於史傳的分章各述的劃定。整部作品既是西遷史，更是“西遷人物誌”，是一個個鮮活的西遷人物產生著閱讀的視覺衝擊。人物層次豐富，塑造角度各異。
竺可禎身為一校之長，是浙大西遷的總設計、總指揮，作品側重在揭示他作為教育家的“求是”理念和辦學思想，以及在這種理念和思想的支持下謀求生存和發展的艱苦卓絕的奮鬥，因此他的事跡幾乎貫穿了“西遷”的始終，作者並未將作品簡單的處理成“竺可禎傳”，而是將這一重要人物作了精心的剪輯，隻在部分章節中加以強化、具體化，在一些章節又弱化、虛化甚至不出現。
其次是眾多的人物形象恰似《史記》中的“世家”、“列傳”，被集中地依次介紹。如第四編的《西遷斷章》，第一章寫竺可禎故去的妻子張俠魂和兒子竺衡；第二章《將星隕落鐵城痛》則寫的一代將星蔣百裏；第二章《雄關如鐵血與火》則寫工國鬆、束星北、豐子愷、張蔭麟、黃翼、章用等；第四章《革食瓢飲死存活》應是蘇步青、王淦昌、費鞏“列傳”；第五章“以血為墨筆如劍”著重寫了劉奎鬥。這些與浙大西遷息息相關的人物恰恰展示了“‘西遷”的各個進程，而人物的活動豐富著過程中的細節。
第二，既是太史公筆法，既是“信史”，則對人物的描寫必須客觀真實，“不虛美”，“不隱惡”，不以個人好惡減否人物，跳出時代的局限，敢言人所欲言而未言。比如在寫蔣介石時，既寫了他統率的國軍在抗戰初期的無能，也寫之後國軍的浴血抗戰；既寫了他玩弄權術詭詐的一麵，也寫了他在民族存亡之際的大義凜然（冒死到前線視察，堅決抗戰的信念等）：在寫竺可禎的“求是”精神時，正麵描寫了他的見微知著，高瞻遠矚，但也“不為尊者諱”，寫了他在日記中所記“渠以為廣西桑蠶希望甚小”，繼而作者又寫道：“當年根本沒有希望可一言的宜山，也就是今天的宜州市，如今全是桑園麵積達到二十六點四萬畝，全國一首屈一指的桑蠶大縣。”這才是曆史的真實，人物的真實，
二、史實的資鑒性作者並不滿足於一般地寫人敘事，還原曆史，更企望通過對曆史的回顧而引發今人的思索，獲益於當下，於是讀後便有“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的感慨，這不禁使人聯想到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的“從曆代治亂興亡中取得鑒戒”’樸之意義，作者在作品中顯然是“有意而為之”的。
我們來看第二編的第二章“背負求是大廈”，作者從竺可禎的著作、講話、 日記甚至是校務會議等，全方位的將竺可禎的辦學思想展示出來，幾乎就是一篇“大學教育論”的哲理闡述。先是亮出竺可禎的基本觀點：“辦大學不能不有哲學中心思想”，“若側重應用科學，而置純粹科學、人文科學於不顧。這是謀食而不謀道的辦法。”接著就引述了竺可禎的《大學教育之主要方針》，認為辦教育必須曆史與現實相結合，民族文化與世界先進文化相結合，“大概辦教育事業，第一須明自過去的曆史，第二應了解目前的環境。‘……我們應憑借中國的文化基礎；吸取世界文化的精華，才能養成有用的專門人才；同時必須根據本國的現勢，審查世界潮流，所養成的人才，才能合乎今日之需要。”既觀照曆史，又立足現實；既強調民族文化，又注重世界潮流，這其實與我國近代的“睜眼看世界”，與改革開放，“二個代表”，乃至今天的“科學的發展觀”都是一脈相承的，這自然也對今天我們的現代高等教育思想的建立是大有裨益的。
書中對竺可禎的“求是”理念既作了曆史的回顧，又與當下的主流意識接軌，我們被竺可禎的真知灼見所打動，竺可禎認為：“一個民族內憂外患，貧窮落後，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民，特別是大學裏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沒有科學頭腦，輕信、盲從。這樣的民族有亡國的危險。”當我們今天由黨的總書記提出“沒有創新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時，我們更會意識到竺可禎的話真是金玉良言，擲地有聲。在抗戰的動蕩年月，社會秩序和倫理道德受到嚴重破壞，而竺可禎大聲疾呼：“亂世道德墮落，曆史均是，但大學猶如海上燈塔，吾人不能於此時降落道德標準。切記：異日逢有作弊機會是否涅而不淄，磨而不磷，此乃現代教育試金石也。”當下部分大學生缺乏誠信，考試作弊、貸款不還，一味強調自我，倘讀到竺可禎的話真無異於一記棒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