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說明一點，這件事是我一個人做的，好漢做事好漢當，你們不要瞎連累人。
李春爾
1999年10月21日
“另外還有幾個情況，”田螢補充說，“第一，打印這些信件的打印社我們已經找到了，經過照片辨識，基本可以肯定去打印的人就是李春爾本人；第二，在爆炸案發生的前兩天，發生過兩起案件，但都沒有引起重視，你還記得遊翱嗎？”
“以前西城分局的副局長？”
“對，是他，他經手處理過九四年的那個案子，十月十八號，他去醫院看病的路上被汽車撞了，當場身亡，肇事的車輛逃逸，到現在還沒有查到，這個案件一直被看成普通的交通肇事逃逸案，還有一件事，由樂昌縣遷居白山村的一個叫張保田的人，在大街上走路時被人打了悶棍，造成了嚴重的腦外傷，到現在還躺在醫院裏昏迷不醒，張保田也是九四年案件的重要當事人，這幾件事串起來，是不是存在一種邏輯關係呢？”
“這種推斷應該說是成立的。”我表示同意她的看法。
就在我人獄後這麼短短的時間內，曹家烷的老當家曹友江、實際上的二當家曹海波碎然身亡，還有一批涉嫌犯罪的人被抓，這個家族所遭受的打擊可謂是空前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曹海貴被抓後態度十分頑固，除了葉紅衛一案他自認有罪之外，其他的事情一問三不知，省廳偵查人員和伍天青曾就他指使淩才民向我行賄一事作過專門提審，曹海貴也表示他不知道有這件事，在經過連續審訊之後他被押進了號子，他在號子裏撞牆自殺未遂，但至今昏迷不醒，醫院方麵認為有可能成為植物人……
曹氏家族的幾個風雲人物的下場令人歎息。
那麼，我的問題又是怎麼樣搞清楚的呢？
淩才民在向檢察院提供了我所謂的犯罪證據後期便從天河市區消失了，朱霞在長沙的一家賓館打過舉報電話後，又在那家賓館接待了專程趕往長沙的檢察官，然而，當省檢察院的督辦人員要求麵見她的時候，卻再也找不到她的蹤影了。
出現和消失都做得恰到好處。
中國太大，茫無目標地尋找一個人比大海撈針還難，更何況有一隻高明的手在背後操縱。爆炸案和李春爾的信使那些決定抓我的人警醒（設謀者除外），我的同事們的努力，還有華看雲所作的一切漸漸在發生作用，而在這關鍵的時刻，我家鄉的父老鄉親又將鼻青臉腫的淩才民五花大綁地送到了天雲縣公安局，此前，他在淩氏宗族的祠堂受過嚴刑拷問，他在淩氏老祖宗麵前被吊了整整一夜，他實在熬不住了，這才交待出他到我宿舍送禮是受人指使，錄音和修改錄音是受人指令，利用我離開宿舍的機會從我的洗衣機中偷走我的內褲也是受人指使，如果我沒有離開宿舍，他則會假稱上廁所來完成這一行動。
淩才民得到的報酬是五萬元現金和一個承諾―事情了結之後，他的全家將得到天河市區的戶口，還有他本人也將得到一個公司經理的位置。利益在淩才民的身上壓倒了血情親，而讓人覺得荒唐的是，堂堂的刑警隊長蒙冤，竟又是通過一次帶有宗族色彩的非法拘禁外加私刑拷問獲取得以昭雪的關鍵證據。
有了淩才民的交待，朱霞的偽證自然不再成立。遺憾的是，當天雲縣公安局向市局指揮中心報告淩才民被群眾扭送的信息時，謀劃者就站在接電話的值班員身邊，當省檢察院督辦組的同誌決定找他談話時，他已經失蹤了。
這個人就是劉昆。
與劉昆一起失蹤的還有他的兒子劉四清。劉四清在我入獄後的第二天就辦理了取保候審手續。從這一點上，我算是找到了他參與陷害我的理由。然而，直到現在為止，劉昆在我和我的同事眼裏還是一個謎，他們父子或者說他們當中的某一個是否是殺害甄善射的凶手？劉昆與曹氏家族的關係究竟有多深？我已經沒有精力再探究下去了，也沒了那份好奇心，我已經相當疲憊了，我需要一段時間康複。
救護車緩緩地停了下來，後車門被人從外麵打開，周昆、伍天青、華看雲還有我的一些同事們站在車門口，周昆上車來問我，“這山路有些顛，你受得了嗎？”
我說：“還行。”
華看雲說：“下來休息一會兒吧，呼吸點新鮮空氣，這一帶風景不錯。”
跟車的醫生表示同意之後，我被抬下了車。我聞到路邊山草的氣息，也看到了被山風撩動的淡霧薄雲，看到山峰在近處和遠處綿延，看到了山與山之間的一片小平原，看到了山中植物在秋季的斑斕色彩，伍天青在我的身邊蹲下來，說：“老淩，你讀過司馬遷的《報任安書》嗎？”
“我不讀書不看報。”
“我念一段兒給你聽吧”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殯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老淩，你呢？”
“我不是聖賢，演不了《周易》，作不了《春秋》。”
“局黨委有一個初步意見，準備讓你出任常務副局長，已經報到市委組織部了，我個人的意見還由你主管偵查工作，估計到你病好的時候，差不多就可以批下來了。”
“你看我這病能好嗎？什麼時候能好？”
“你最好能在醫院多呆一些時候，地方我都給你安排好了，在湖濱療養院，那地方不錯，依山傍水，我還讓那邊將病房的電話給撤掉，檢察院扣押你的手機、傳呼我們也已經收回來了，我建議你也不要帶，一心一意地養病。”
“全封閉呀？這不還是相當於軟禁嗎？”
“全封閉好哇，咱們這一仗，你拉開了一個序幕，打了兒場戰鬥，取得了一些戰果，你本人也付出了代價，接下來的仗還得打下去，也許更難打，已經抓起來的，個個都是難啃的骨頭，讓哪一個開口都不容易，預審攻堅的工作量相當大。更難的恐怕還是破甄善射的案子，還有曹海貴的那個筆記本。是不是該由我伍天青出場了，我伍天青會不會傷亡？我一旦傷亡了，需不需要補充兵員？當然，我現在的仗要好打一些，周檢，”他指了指不遠處正在接手機的周昆，“準備在天河住一段時間，省紀委、監察部門也派人過來，組成一個聯合工作組，周檢任組長，紀委來一個副書記，監察廳來一個副廳長當副組長，省委已經下了決心，要徹底解決天河的問題……”
“在說什麼呢？”華看雲拿了一簇鮮豔的楓葉跑過來，“漂亮嗎？”
“好看。”我敷衍她說。
“你們好像在說一個很嚴肅的話題？”
“伍局長說準備升我當副局長。”
“先坐牢，再升官兒，有意思，你幹不幹？”
“你要是肯跟我複婚，我什麼都不想要了。”
“拉倒吧，那我又得離一次，你以為我有癮呀？”
伍天青開玩笑說：“你就忍心丟下我們老淩孤苦伶仃的一個人？”
“做他的老婆才叫孤苦伶仃，就是給他一個家，他又有多少時間回？淩誌，你說呢？”
我說：“我現在想學醫，最好中醫，搞點戒毒研究什麼的，小華，你覺得行嗎？”
“說什麼呢，這麼熱鬧？”周昆和田螢一起走過來。
“他說他想學中醫。”華看雲指著我笑道。
“淩支隊學醫？學獸醫還差不多。”田螢調侃說，把大家都逗笑了。
“這姑娘，嘴巴這麼損。”周昆在田螢的腦袋上輕輕拍了一掌，“老淩，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剛才接了一個電話，朱霞找到了，人在江都，已經在我們的控製之下了。”
伍天青高興地說：“這一下可好了。”
“跟她一起的還有一個也許你們想不到的人，”周昆說，“一個年輕的姑娘，她的出現可能比朱霞對我們更重要，老淩，你能想得到是準嗎？”
“年輕的姑娘？比朱霞還重要？”我想不出還有比朱霞更重要的涉案人。
“她與朱霞同名不同姓。”
“邱霞？是不是曹海貴的外甥女？”
“是她，那個邱霞好像特別恨你，朱霞交待說，她一開始就是受到邱霞的威脅利誘。”
我意外，但並不震驚，我想起了那個在雪地上放鞭炮的小女孩。並非結局的尾聲
再次見到陳中是我父親的遺體告別儀式上，父親是因我而死的。他離開這個世界的準確時間是10月7日，當時我正昏睡在平山監獄的病房中。
袁煥平與華看雲早就得知噩耗，有人專門打電話給袁煥平讓他通知我，但他封鎖了消息，他覺得打電話的人別有用心，打電話的人冒用了天河市公安辦公室的名義，但從事後調查的情況來看，辦公室沒有任何人打那個電話。
直接導致父親的死也是因為一個電話。10月7日這天下午，老人家突然拄著拐杖摸到舒燕的家中，對我的嶽父舒大明說想喝杯酒，嶽父說你的身體不能喝酒你又不是不知道，酒我這有的是，但就是不能給你喝，淩誌知道了回來還不跟我急？父親說別提那個混蛋了，我是個孤老頭我沒兒子，嶽父這才知道父親已經知道我的事了，其實在這之前差不多整個淩家墩都知道了，獨獨瞞住了我父親一個人。喝酒的時候父親才說有人給他打了匿名電話，說淩老頭你兒子叫檢察院抓起來了你怎麼不急呀？父親一開始還不急，以為是有人製造惡作劇，於是打電話到我的辦公室，沒人接，手機、傳呼都不通，他這才意識到不妙，又打電話找劉昆問情況，劉昆支支吾吾地說是出了點事，組織上正在調查，讓他別急。父親問到底出了什麼事，劉昆這才說有人告我搞女人和受賄。
他引以驕傲的兒子出了這樣丟臉的事，對已經是風燭殘年的父親是致命的打擊，但他還是挺著去了他老親家的家，喝了他這一輩子最後一餐酒，嶽父告訴我，父親在酒桌上並沒有多提我的話，他談得最多的是他本人在朝鮮打仗和六二年帶領民兵參加大比武奪取全地區第一名的往事，這是他一生最引以自豪的兩段經曆，我想，他大談這些的目的是潛意識地用來遮掩我帶給他的恥辱。父親一生都是個極為自尊的人。這天晚上兩位老人幹掉了一整瓶白酒，臨出門的時候還看不出父親有半點醉態，但他卻倒在回家的路上，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村裏一個晨起放牛的老人發現。在我昏迷和住院的那段日子裏，父親一直孤獨地躺在殯葬館的冷凍箱裏，直到伍天青他們認為我的身體已經可以承受得打擊了，才正式通知我。
父親的死激怒了我的父老鄉親，特別是淩才民參與陷害我的消息傳開之後，鄉親們自發的集資緝拿他們眼中的家族敗類，淩才民的親哥哥告發了他。
直到現在為止，還不清楚劉昆在犯罪的道路究竟滑出了多遠，目前惟一清晰的是他告訴過我的已經在局行財科上了賬的那幾筆錢，其實沒有上賬，他們父子與甄善射的死究竟有沒有關係？劉四清在王國華以及相關的犯罪團夥中究竟是怎樣一個角色？劉昆本人是否有為虎作悵的行為？到目前為止還是一本沒理清的賬。
有一點現在應該說已經是清楚的了，參與陷害我的那些人也明知道陷害不可能長久，他們隻是需要通過對我的陷害來爭取一些時間，在偵查隊伍中製造一些混亂，因為他們需要時間收拾殘局，來決定取舍揚棄，來給類似曹海貴那樣無法避免受法律製裁的人以潛逃的機會，一旦他們達到了這些目的，即使我官複原職也無所謂了。
小說家、影視劇作家演繹的每一起案件都有完整的結局，而現實生活中，懸案、疑案是存在的，每年都有相當的比例，也有犯罪者會一時僥幸地逃匿。在我在康複醫院安靜養傷的日子裏，天河市政法係統的紀檢、監察部門幾個龐大的辦案班子在高速運轉，在以周昆為首的省督辦組的強有力支持下，案件在漸趨明朗，一些隱藏很深的犯罪分子露出了水麵，完全能想像得到鬥爭激烈複雜的程度，但我卻沒有了以前那種強烈的求戰欲望，甚至在周昆、伍天青他們抽空來看我的時候，我都有意無意地回避有關案件的話題，他們告訴我，胡清水被隔離審查了，呂碩人也被請到省城接受調查，對劉昆父子的通緝令已經上網了，我對這些都不感興趣，我出院後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認真研究國家賠償法，為我自己的尊嚴討個公道，我不要做把眼淚往肚子裏咽的英雄。
沒人勸我打消這個念頭。我因此而感到時代是真的在進步，假如倒退回去幾年，肯定會有人做我的工作，要求我顧及政治影響。
在父親的遺體告別儀式上我還是站不起來，華看雲仍然表現良好地客串著兒媳婦的角色，她一直扶著輪椅站在我的身後，兒子淩雲則站在我的身邊，父親靜靜地躺在水品棺裏，靈堂是由軍分區和我們公安局的人一起布置的，聽說江流和田螢一起來忙了一整天，挽聯還是由田螢請本市一位知名書法家動筆寫的：
生前忠節似鬆淩霜雪
死後高風如水昭青天
父親如若泉下有靈，看到這樣的評價也該哄目了。
能容納千人的靈堂站得滿滿的，既有我父親同輩的人，也有我這一輩的人，既有我的父老鄉親，也有許多我不認識的人，有領導，也有平民百姓。
哀榮再盛，死者已矣，能看到的是活人，被安慰的也是活人。
我沒有流淚，我得在公開場所表現我的沉靜與堅強，包括俞小波與丁秋一起站在我麵前表達歉疚和哀悼的時候。我沒想到陳中會出現，我一直懷疑淩才民到我宿舍送禮的那天，他打電話約我去辦公室是陰謀的組成部分，但是，迄今為止，沒有發現陳中有與犯罪分子勾結的跡象，我也不可能將我的懷疑說出來，也許這將是我心中一道永遠的陰影？
告別儀式結束後，我留下來辦理火化及骨灰存放手續又擔擱了時間，江流、徐子諒還有程勇他們一直在陪著我，到我們準備離開殯葬館的時候才發現陳中在門口，他說是專門留下來跟我道別的，他已經在江都一家律師事務所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說沒想到當過刑警的人改行當律師，竟然比一開始就當律師的律師還吃香。他還告訴我，他準備在新千年的元月1日與白雪結婚，問我到時能不能參加他的婚禮？我回答說到時看身體情況。臨分手時，他要我和同事們以後到江都辦事別忘了同他聯係，他再窮也得管一杯薄酒。
力、完父親的喪事之後我又回到醫院，從深秋一直到嚴冬，再到春暖花開的時候，很多被遺忘被淡化的往事又重新泛了出來，包括已經被處決的趙躍進和遠在平山監獄醫院的金琳，還有王國華和雪地上穿紅棉襖的小女孩，我對往事有了許多新的診釋，我因之而興奮，也因之而困惑。我知道這段時間外麵發生了很多令人震撼的事，但我沒有過問。
周昆在天河沒呆多長時間，她走的時候沒來跟我告別，後來還是伍天青來看我的時候捎了她一句話，讓我今後有事可以直接到省裏去找她。我說我不會去的，我們現在隔得太遠。
華看雲也走廠，臨行前她帶兒子來看我，新染了一頭金黃色的頭發，我笑她還沒出國就變種了，我要求兒子下次回來時給我抓隻小袋鼠做見麵禮，兒子將小手拇指和食指展開，說這麼大的行不行，我說行，大了你也拿不動。我本想感謝華看雲與我共度了一段患難的時光，但這話我沒說出口，我不想纏綿。
我決定出院上班很突然，事先連我自己都沒預感，出院的頭天晚上我在病房裏看電視，也沒什麼固定的收視目標，手裏拿著遙控器胡亂按，按到天河有線台的時候，突然看到了葉雲高，他一身西裝革履地陪著兒個領一導模樣的人在汽車修理廠的車間裏轉悠，看樣子是陪上麵來的領導視察，他看上去氣色很好。我當即起身找電話打，結果在護士值班室撥通了伍天青的手機，我說：“我準備明天出院。”
伍天青說：“華記者看你看準一了看透了，你不是她要的人。”
找歎了一口氣，說：“我生來就是個辛勞的命。”
伍天青說：“你的新辦公室已經騰出來了，就在我隔壁。”警察與文學―代跋
1999年的最後兩個月，我一直呆在位於北京東八裏莊的魯迅文學院，那是個有很大名氣又沒有多少人知道的地方。呆在那裏的名義是參加山公安部和中國作協主辦的首屆公安文學講習班，說來慚愧得很，兩個月的學習時間，除了開頭和結尾的兩個典禮之外，我幾乎沒有完整地聽一堂課，說心裏話，我去的目的就不是“學習”的，我隻是需要那樣一個名目換一個地方呆一呆，遠離單位和家庭，遠離所有與我日常生活有關的人，我需要對我生活了四十四年的那個世紀的生命經曆進行一番自我清理，我將那種狀態稱之為“洗心”。
如果沒有嚴重空氣汙染，北京的冬天比我生活的江南地區要好過得多，我住的房間小而朝陽，暖氣和洗漱設施齊全，哪怕外麵已是零下一多度的低溫，呆在房裏還是溫暖如春，特別是日照的時候，周圍的人都上課去了，我獨自一人安靜地坐在隔著玻璃透進房間的陽光下，聽著外麵天空傳來的悠悠鴿哨聲，那一刻我真的覺得自己進人了一種禪境，一點都沒覺得自己是住在一個逾千萬人口的大都市裏。有兩次我甚至覺得自己看到不明飛行物了，那是陽光下純白如雲如霧的一團，既有飄渺的氣感又有實物的質感，我無法描述它的造型，但又分明是很清楚地看見了，稍不留神便沒了去向。後來我還真的在媒體上看到了關於不明飛行物的相關報道。
幾是，思維便在自我與天外遊離，也為這篇小說寫了一些綱要性的文字。
離開北京後，我用工作和休閑的方式避開了春節還有江南地區冷濕的冬季，然後就請創作假開始寫這部小說。我很感謝單位的領導和同事對我的創作活動的理解與支持，使我得以有三個多月的時間從容而緩慢地寫著，我的家與辦公室同在一個院子，但卻讓許多同事以為我出遠門了，我基本上將自己封閉起來，以便全身心地投人創作狀態。平時，我將創作狀態與生活狀態分得很清楚，而這一次卻混為一團了，如果不是因為電腦寫作帶來的不便，我極有可能躲到某個小鎮或鄉村去了，因為我想躲避塵那些俗化的東西，也因為我大腦中有很多混亂的雜念需要繼續清理。
警察這個職業貫穿了我迄今為止的一大人生，文學歲月則比我當警察的時間更早，我高中畢業的，2000年還不滿十八歲，就隨著卜山下鄉的潮流一起去了農村，插隊的地方雖然離我生長的小縣城隻有卜兒裏地，但卻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生存狀態，自天繁亞的體力勞動也不能完全地排遣精神的空虛與荒蕪，幹是乎，文學便成了支撐精神世界的惟一，給公社，一播站寫一篇小通訊播了，給大隊文藝宣傳隊編一段對口詞、小快板演了，便有一種莫大的成就感，便能從中看到未來的希望，我呆過的大隊林場有一座供巡山人棲息的小屋，位於兩座大山之間，山頂卜有一座樸了莊，山腳則是一座國營煤礦，小屋則在山穀中的半山腰上，輪到找們巡山守林的時候，一個人背了幾斤米到那裏：就是幾天，自天能見到一個過路人便感到稀罕，到了夜晚則隻能獨自一人上一盞油燈，我就是在那時候學會了拉二胡和吹簫的，為的是驅趕孤獨，我有一支花三毛二分錢買的洞簫，一米來味很堅實的一段竹子，漆黑泛光的簫身，行夜路的時候拿在手卜，是一件既輕便又實川的防身武器，寂寞的時候就在杉樹林中嗚嗚地吹卜一段，便感到低鬱而幽冷的詩意，極具禪的意味，我至今還在懷念那段日子，特別是感到自己浮躁的時候，我就讓心回到那裏去。
1975年的12月，我成了長江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的一名風鑽工，進人了一種轟轟烈烈的生態環境，抱著幾十斤重的手風鑽在抽幹水的長江底打孔或在防空洞中穿山打洞，大工程大生產大隊伍作業的場麵也曾讓我意氣風發，於是能寫出一些叫做詩的句子，也練習寫小說，我的小說處女作《馬兒喲》的主人公就是一個年輕的風鑽工人。七六年底，有人到風鑽分隊來挑人去上剛剛恢複招生的公安學校，因為在分隊牆報上看到了我寫的一首長達千行的懷念毛主席的詩，便認為我有水平，便相中並推選了我，由此成了警察，這年我剛滿二十歲。從這一點上講，我能夠成為一名警察，還是得益於文學。
從當警察的第一天開始，我覺得找到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也為我的文學創作找到了一個很好的透視生活角度，由一個蒙昧青年進入成熟期的今天，因為從警我覺得自己的人生沒有虛度，因為從警而豐富了生命的閱曆也積累了豐厚的創作素材，警察的生活與文學的思維直到今天仍然是找生命中兩條並行的軌道，因為是警察我活得很真實，因為文學我又多出了一些夢幻的飄逸，因為這兩者，我不會羨慕別人發大財當大官，盡管這兩者是很多人眼中衡量人成敗的標準。我跟當大官發大財的人相處與跟鄉下的農民、街頭擦皮鞋的人相處是同樣的從容，既沒有酸葡萄心態也不會覺得自己有多麼高級。
警察也是時代和生活中的人，警察的世界也是多彩多姿的，決不是穿製服列隊讓人石到的那麼單一，我水遠不會讚成社會一些人對警察的偏見，也不會因為這個群類中出現敗類或這樣那樣的問題就喪失從事這個職業的自豪感，我也不願意將他們神聖化，不願意將他們虛擬到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地步，我不反對別人這樣寫，似我自己不會那樣寫。小說中的淩誌或多或少地濃縮了我所認識的一些同行，他的身上既有理想主義的成份，也有很多俗化的東西，小說中的徐子諒、伍天青、田螢還有後來離開了公安機關的陳中、程勇們，在我落筆寫出他們的時候腦子中便有非常具體的原型，小說中寫的一些案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真實的，因此，我沒有著力去“刻劃”他們，而是盡可能以原生態的方式表達。
在結稿殺青回頭看的時候，我發現自己寫得很不理想，我沒有完全放開，沒有完整地表達出自己已經思想到了的東西，我反思的東西遠遠不止這些，甚至是我應該更為明晰地表現出來的懺悔意識，都是猶抱琵琶半遮麵，我應該有更為大膽的褒揚和批判，我沒有做到是因為我做不到，因為筆力還有一時無法排除的思想障礙。
人是很難戰勝自我的。
1987年的夏天，我得過一場病，整個消化係統好像都出故障了，無規律的陣痛外加沒完沒了的腹瀉，被懷疑是癌。住院了，主治醫生讓我做胃鏡、腸鏡檢查，這是必須的，但我不敢在那家醫院做，因為我認識做胃、腸鏡檢查的醫生―很慈祥很有風度的一個中年婦人，是她們科室獨一無二的權威，我認識她是因為她的兒子，她兒子是一個犯罪團夥的成員，有盜竊和搶劫犯罪行為，八六年冬季征兵的時候，女醫生找路子將兒子送到部隊去了，據說是相當級別的官員幫了忙，但在我的堅持下，硬是將她兒子從部隊抓回來判了刑，好像是判了七年，我記得我在研究案子的會議上還說過這樣的話：某某不抓我就不帶這頂帽子了！我還說，不管多大的官員作後台，邪不欺正。我想女醫生應該對我恨之入骨，決定做檢查的前一天，女醫生到病房來，我們都心照不宣地裝著不認識以避免尷尬，她矜持，她職業化地詢問著，叮囑著，而我卻十分緊張，我想那麼長的管子捅進腹腔，她隻要隨便來那麼一下……我終於沒敢讓她做，換了一家醫院，做完腸、胃鏡檢查後再拿著檢驗單回來繼續住院，再碰到女醫生我更加尷尬，因為我覺得自己的多疑是很傷人的。後來有一天，女醫生到我的病房檢查我的鄰床，事畢，她回頭衝正在打吊針的我笑了笑，說：我知道你不信任我，我能理解。說完又笑了笑，走了。我不知道她有多少潛台詞沒有說出來，從此我們再沒任何交流。
這件事讓我看到了自己的畏懼和怯懦，因此我大概傷害了一位好醫生的職業尊嚴，我也由此發現內心障礙的難以戰勝，我真想再得一次腸胃病去讓那位女醫生做一次檢查。但是，已經發生了的事情不可能用同樣的方式完成逆轉，我們所能做的就是今後避免幣複同樣的錯誤。對牙二一個刑警來說，將案子破了，犯罪分子抓了，再將案卷移交到下一個訴訟程序就算完成了任務，但那僅僅是法律意義上的終結，犯罪者隻要犯的不是死罪，他的生命就還在繼續，就還會演繹出新的故事。
長期從事刑警這個職業有可能使自己的心變冷變硬，甚至容易多疑和麻木不仁，我們可以一邊解剖屍體一邊談笑風生，而死者的親屬正在不遠處悲痛欲絕，就像醫生可以將完整的肚皮剖開而毫不手軟，病人喊痛他們也不會同情。我們見過太多的懺悔和遺憾，太多的悲歡離合，太多的無奈和無法消解的仇怨，我們忠實於法律但很少有命運意識的思考，經驗和見識使我們越來越具職業化，但卻遠離了人本意識，我想，人隻有清楚地看出了自己的偏狹和局限，才有可能產生質的飛躍。
至於冷釋犯罪，我想我們比純理論意義上的專家學者更為直截了當，更有直而的勇氣，我曾經當麵指責過一個遠比我造詣深厚的女作家寫犯罪寫得不像，她寫得太善了，她是以一個作家善良的心態去悲天憫人地論釋犯罪者，沒能對人性的惡作出必要的揭露。一些作家記者去監獄采訪過，便以為體驗生活了，其實所見所聞隻是一種淺顯的層麵，管教人員讓見的大多是挑選一些善於表達的犯人，而犯人在表達的時候，往往又缺乏徹底的真誠，為追求同情而煽情，即使是懺悔也或多或少帶有矯情的味道。隻有長期與罪犯打交道的人才’能真正進人那種畸型的世界，許多人犯瞬是毫無理由的不可饒恕的沒有常邏輯的，但是，我們照實寫來反倒會變得不真實，因為找們習慣於正常人的思維邏輯。小說中的王國華刑滿釋放後帶美女到公安局炫耀就是一個真實的情節，小說中的趙躍進是現實中的兩個罪犯的合二為一，小說中的錢貝、金琳夫婦則是一個完全真實的案件，有完全真實的人物原型。
社會在發展，犯罪也在擅變，八三年的那場“嚴打”鬥爭是我們這一代警察所經曆過的最為重大的戰鬥，十七年過去了，也許我們可以用一種曆史的眼光去回憶去反思了，我們在作積極的肯定的同時，是否可以具有某種程度的批判意識呢？十七年後的今天，我們麵對的犯罪較之當年有過之而無不及，鬥爭的複雜程度嚴酷程度也遠遠超過當年，1998年的秋天，我曾應邀去我以前工作過的城市采訪一個黑社會團夥案件，我記得八三年嚴打期間我曾辦理過一個在當時算最大的綜合性犯罪團夥案件，涉案成員有三十多人，在當時認為了不得，可九八年這一次采訪的團夥，涉案成員競多達一百七十餘人，非涉案的社會關係更叫人說不清，他們當中的一個人結婚，可以調動數輛清一色的進口車，人家開去一輛桑塔納2000還嫌檔次低了，讓走人。他們中相當一部分是在八三年受過打擊的罪犯，有的就是我當年辦過的那個團夥的成員，我到獄中采訪，他們一眼就認出了我，還能喊出我的名字，還像當年一樣稱呼我為“彭幹部”，辦案人員介紹案情時，形容其中的一個人“老奸巨猾”、“十分頑固”，可那人在我的記憶中卻是一個不起眼的小角色，是一個麵相稚嫩的小美男子，一進審訊室就急不可待地交待、檢舉以求得寬大處理，而現在，無論是犯罪手段、犯罪惡劣的程度都遠遠超過了當年，見麵一接觸，發現他果然“老奸巨猾”，果然“十分頑固”，隻是另有一種退化―靈魂更加蒼白，他吸毒並販毒。
再過十七年，我們又怎樣看待我們今天所經曆的一切呢？
在我看來，做一個罪犯比做一個高尚的人要輕鬆得多容易得多甚至要快樂得多，吸毒者追求的那種虛無飄渺，獵豔者追求的性刺激，非法斂財而帶來的享樂，那類冒險所帶來的快慰能夠一時或一段時期地讓人的劣根性得到較為充分的滿足，當警察的時間長了，對這些看得十分清楚，加拿大著名的胸外科醫生白求恩因給病人做手術而感染病毒，最後危及了自己的生命，我們認為他高尚，而當警察的一旦染上另類病毒，恐怕就是另一回事了，對此，僅用法律的眼光來評判是不夠的，在犯罪者當中，不知道自己的行為違法的人畢竟是少數，明知違法而偏偏要做是多數，得從超越法律之外的文化視野，從人性的意義上才能看得比較清晰一些，那麼，我們對警察群體中出現的違法犯罪現象也就能夠采取比較客觀一些的態度，不會因一葉而障目，不會否定警察除暴安良、維護社會的公正公平的主流，當然，如果警察們自己都學會了自律自省，都有了相對開闊一些的視野和胸懷，在懲惡的時候別忘了揚善，那麼，犯錯誤的概率大概要小得多了。
小說已經寫完了，又寫了這麼多的哆嗦話，肚子裏似乎還有不少，得打住了，如果哪位讀者能夠從開頭看到這最後的句號，那將是我最高興的事，這部書就算沒白寫。
作者2000年7月於-TF州洋瀾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