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房間裏，我一邊努力想讓那隻失控的左手停止顫抖，一邊費力地回想，這一切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是在吃晚飯的時候？是在候機廳？還是在洗手間？但我怎麼也想不起來了，什麼也確認不了。當時我還沒有意識到，此時對我來說，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已經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什麼時候才能結束？
四
星期天晚上，媽媽去機場接我。她的目光閃爍，就像學校裏那些膽怯的男生看漂亮的女生，心思分明是在追逐，眼睛卻還要小心的躲避。媽媽是個直性子，脾氣又急，最不善於掩飾自己，她這副樣子立刻就讓我明白，一定是爸爸跟她通過電話，把發生的一切都告訴她了，並且叮囑她什麼也不要多問。但我知道，以媽媽的性格她是不可能不問的。
果然，吃晚飯的時候，媽媽終於忍不住一把抓住我的左手，問我，“曉晨，到底出了什麼事？”我說：“沒什麼事。”她竟一下子哭起來：“到底出了什麼事？你不能跟爸爸說，難道跟媽媽也不能說？”我不吭聲。她再逼問我，我便站起身回到自己的屋子裏把門反鎖上了。不用回頭，我也看得見媽媽那種傷心而無奈的表情。從小她就告訴我，不要什麼話都跟別人說，但有什麼話一定要跟爸爸媽媽說，因為隻有爸爸媽媽才是最愛你的人。我一直很聽她的話，所以從小學到中學，沒有幾個同學知道我的爸爸媽媽是做什麼工作的，我的家住在哪，我每天放學回到家裏都做些什麼。但是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發現自己有越來越多的話不再願意跟爸爸媽媽說了，這當然不是因為他們不再愛我了，或者是我對他們的愛產生了什麼懷疑，恰恰相反，是因為我有時候會覺得他們給我的愛實在太多了，已經快變成我的一種負擔了。
第二天我去上學，情緒很低落，偏偏同桌羅瑩沒發現我的情緒不好，卻很快就發現了我那隻亢奮的左手。她問我的手怎麼啦，我說：“沒怎麼，可能是累的。”她有些奇怪：“累的？怎麼會隻累左手呢？是不是，你的手得了什麼病了？”我說：“你才有病呢！”她還想再說什麼，可是看看我的臉色，就沒有說下去。我什麼也不想告訴她，而她也並沒有興趣知道得更多。她隻是我的同桌，隻是坐的位置離我更近一點，僅此而已。
可是很快的，我就不得不承認，我的左手的確是“有病了”。每天早晨一睜開眼，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左手，而每次我想到它看到它的時候它都在發抖，就像心髒病患者一樣，每次感到心跳心悸的時候，就是病情發作的時候。正常人是不會總把注意力放到自己的心跳上的，同樣的，正常人也不會總想著自己的左手。難道，不但是左手“有病了”，連我這個人也不正常了？
但是當媽媽勸我去看醫生的時候，我卻一口回絕了。我說我沒有病，一點病也沒有，我一切正常。媽媽憂鬱地看著我，照她以往的脾氣，如果她認定我該去醫院，就是拖也要把我拖到診室去，但是現在她隻是憂心忡忡地看著我。我知道，這並不是因為她改變了，而是我跟以前不一樣了。
星期三下午老師們有活動，三點鍾就放學了。羅瑩她們幾個人約好了利用這難得的機會去逛逛街，我沒有去。我現在什麼玩的興趣都沒有，隻想能夠獨自和我的左手靜靜地呆在一起，誰也不見，最好能連媽媽也不見。
在公共汽車上，我正很放鬆地站著，突然聽見一個老太太大叫：“我的錢包不見了，我的錢包被人偷了，車上有小偷！”車廂裏頓時一陣騷亂，有人喊停車，有人立刻開始檢查自己的包。亂了一下之後，又倏地安靜下來，隻剩下老太太夾著哭音的叫聲。大家麵麵相覷。我下意識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左手，它又在發抖，抖得像秋風中的枯葉，更像一個第一次被戴上手銬的小賊。旁邊的兩個女人發現了我的異樣，先是相互對視了一下，然後就下意識地收緊了包，向後退了退。兩個女人的舉動很快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我的手上，再集中到我的身上臉上。那一刻我的全身都在發抖。
這時候忽然聽見有人喊：“這兒有一個錢包，老太太，是不是你掉的？”老太太確認了自己的錢包並證明錢包裏的東西也沒有少之後，有人長舒了一口氣，說：“老太太，以後小心點，別弄得大家都一驚一乍的。”馬上有人反駁說：“這是掉包記，小伎倆，咱見得多了。看情形不妙了，就趕緊把髒物轉移或者丟掉。”我低著頭，心想後麵這人一定是用眼睛盯著我說這些話的。
我還有三站才到家，但是當車到了下一站剛一停穩，我就下了車，我不敢回頭，卻分明感覺得到車上的人還在戳戳點點。我找到一個電話亭給媽媽打電話，告訴她我決定去醫院，現在就去。媽媽對我的突然轉變感到不解和不安，她在電話那頭大聲地問我：“曉晨，你怎麼啦？”聲音裏夾著哭音，像極了剛才車上那個丟了錢包的老太太。我掛了電話，深深地吐了一口氣。朝醫院方向走去的時候，我的心裏充滿了一種近似悲壯的情緒。我必須拯救自己，不然我今天是一個畏手畏腳的“小偷”，明天也許就會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瘋子。
五
在醫院的外科裏又是拍片子，又是化驗血，折騰了一大頓，結果說沒有發現器質性病變，顫抖很可能是神經性和功能性的，我又被轉了神經科。神經科的大夫簡單地問了幾句，看了看檢查報告，就給我開了一些口服藥。可是吃了之後，根本沒有任何作用，反而出現了惡心、視線模糊的現象，媽媽趕緊叫我把藥停掉了。
後來在媽媽的一位同事章姨的介紹下，媽媽領我到章姨的朋友開的一家心理診所。章姨的那位朋友姓鄧，是個四十歲左右的男醫生，梳著很整齊的頭發，穿著很整潔的白大衣。他相貌很平常，但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卻顯得非常從容，神閑氣定，好象一切盡在他的把握之中。他的診所門麵不大，裝修也不豪華，但卻令人有一種很舒適的感覺。
我連著去了三次，但似乎第三次與第一次的情形並沒有任何的不同，也就是說，治療毫無進展。媽媽有些沉不住氣，但我卻並不著急。我不著急是因為鄧醫生對我說過：“我們不著急。”
第四次去的時候，我們終於說到了機場洗手間裏發生的事情。他看了看我，說：“這種事說起來有些尬尷，對我也是一樣的。我這輩子去過許多地方，但是卻從來沒進過女洗手間。”我忍不住笑了一下，但是那一次我依然隻是站在那間洗手間的門外，依然沒有勇氣推開門走進去。
第六次去的時候，我終於說出了在洗手間裏看到的那一幕。我吃力地說著，他平靜地聽著，等我說完了，就問我：“你到底看沒看清她們在做什麼呢？”我搖搖頭。“但你認為她們肯定是在做一件最肮髒最惡心最見不得人的事情，是不是？”我漲紅了臉，說不出話來。他笑了，說：“你的‘結’就係在這裏。似是而非又自以為是，這是最尷尬的，也最容易自以為是地使自己身陷在一種似是而非的困境中。其實就算我們假定你確實看到了一些你不應該看到或者說是不想看到的事情，也沒有必要太緊張太在意。看到了又怎麼樣？有些東西看在眼裏並沒有什麼要緊，隻要沒看在心裏就是了。”
後來我又去過兩次鄧醫生的診所，最後一次去的時候，他對我說：“你以後就不需要再來了。隻要你按我說的去做，盡量放鬆自己，不再一味地糾纏在一些記憶和感覺裏，你就會慢慢地解脫出來，你就可以重新控製你的左手，而不再讓它左右你的生活。”
我遵照他的話去做了，開始有意識地轉移自己的注意力，在學校裏，我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學習上；在家裏做完功課之後，就盡量找些喜歡的事情做，看看電視、聽聽音樂，或者跟著媽媽去逛逛街，看場電影。漸漸地我發現，我正在成功地忘記那隻左手的存在，雖然有時候它還會在我的視線裏顫抖，但顫抖的頻率和幅度顯然已經大大降低了。就在我以為自己很快就會徹底擺脫這個惡夢重新開始正常生活的時候，又一場意想不到的打擊降臨到我的頭上。這一次失控的已不僅僅是我的左手，而幾乎是我十七歲全部的生活。
六
那天早晨到校之後，我突然發現同學們看我的眼神都有些異樣。很快的，我就知道，原來是我去醫院去神經科去心理診所的事情傳到了學校裏。直到現在我也不知道這件事是怎麼傳到學校裏去的，我不願意去懷疑任何人。
其實在此之前，班上的許多同學們都知道我的左手出了“事故”，但也許是因為“事故”看上去並不嚴重的緣故，大家對它好象就沒有太在意，至少沒有在我麵前表現出那種在意來。但是現在不同了，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原來我的“事故”不是出在手上，而是出在心裏。在中學裏，如果一個女孩子被人懷疑心理不正常，精神出了問題，那實在是太可怕了，僅僅是大家那種異樣的眼神就足以讓她無法承受。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辯護，因為沒有人了解我，除了我的學習成績之外，沒有人知道我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女孩子。當然，也不會有人來安慰我，因為在學校裏我隻有同學沒有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