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文革”期間，由《自有後來人》改編的《紅燈記》大紅大紫時，沈默君和羅國士的名字卻無人提及，連筆名（化名）也沒有了，成了“集體編劇”。羅國士先受批判，後被戴上“反革命”帽子關進監獄。沈默君由北京被貶到安徽樅陽縣勞動。樣板戲《紅燈記》變成了江青的“嘔心瀝血”之作。江青把故事的發生地點從東北移到華北，東北抗聯改成八路軍。原來《紅燈記》是以東北人民抗日鬥爭為背景的，並展現出中國共產黨領導東北人民從第一次大革命到抗日戰爭時期長期的鬥爭曆史，人們很自然要聯想到曾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劉少奇的功績。江青出於篡黨奪權的政治目的，就篡改了《紅燈記》故事的曆史背景。
已故的老作家丁繼鬆在他的文章《“紅燈記”的根在北大荒》說，40多年過去了，應該還事物的本來麵目。
《紅燈記》的前身就是電影《自有後來人》。最初寫的是一個劇本，作者是羅國士。羅國士是1958年春從北京軍區轉業來北大荒的少尉軍官。他是湖南人 ，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教授。羅本人在朝鮮誌願軍美軍戰俘營當英語翻譯，轉業來北大荒後在八五〇農場先當農工，後任《農墾報》駐場記者，最後被分配到八五〇農場寶東中學當了教員。與此同時，中央文化係統一批“右派”流放北大荒，其中就有著名的電影編劇、《渡江偵察記》、《海魂》的作者沈默君，當時羅國士正在創作一部小說《吾土吾民》，羅國士與沈默君相識後，知道羅國士正在寫一部小說，沈默君說:“如果能寫一部劇本就好了”。一日，羅國士與當地群眾閑嘮時，聽說日偽統治時期有一鐵路員工一家三代人投身抗日的傳說，頗具傳奇色彩，十分感人。羅國士立即與沈默君研究，兩人都認為這個素材很好，初步確定寫一個以抗日為主題的話劇劇本。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在《黑龍江日報》上寫過一篇《紅燈記誕生在北大荒》的文章，引起了哈爾濱一位讀者的關注。這位讀者多次來電話與我探討《紅燈記》故事的發生地。
沈默君是安徽壽縣人，1949年參加解放軍，當過文工隊長。文化程度雖不高但善於編故事，能掌握各種人物的特點，熟悉“戲路子”。但因當時沈默君的頭上還戴著一頂“右派”帽子，不便過多的出頭露麵。初稿是由羅國士、沈默君二人共同寫的。經過半年多的反複修改，最後定名為《自有後來人》。
1964年夏，我去八五〇農場寶東中學采訪羅國士時，他生活的艱辛令人同情。一鋪土炕炕頭放著一些碗筷，孤身一人以此為家。在我們交談中，他將《自有後來人》中兩個細節告訴我，這是他的得意之作。一個是李玉和手中那盞紅燈的來曆。《自有後來人》初稿完成後，受到長春電影製片廠的關注，欲將其拍成電影，但必須修改。不久，羅國士與沈默君被邀請到“長影”，住進了著名的“小白樓”。在修改加工的過程中，他們發現全劇中缺少一根紅線將李玉和一家三代人的關係串聯起來，顯得鬆散。修改出現“擱淺”。一天清晨，曙色微明，羅國士起床外出散步。當他行至鐵道附近時，隻見在迷蒙煙霧中的鐵道上空有幾盞紅燈在閃閃發光（即信號燈），那紅色的光一下子穿透了他的心靈，立即觸發了他的靈感：何不用紅燈作為一條線索貫穿全劇呢？這既有鐵路的職業特點，又具有紅色的革命內涵。他想到這裏已顧不得散步，連忙趕回住所，將正在睡夢中的沈默君喚醒，講述了自己的想法。再次修改時便加進了鐵梅手中拿著的那盞紅色信號燈。
第二個情節是劇中對暗號的一場戲。這個暗號是怎樣設計的呢？羅國士說，有一次他到熙熙攘攘的市場去，聽到各種小販形形色色的叫賣聲，猛地勾起他童年時的記憶，即老家賣木梳的小販與鄉親們的對話：“賣木梳那，賣木梳哪！”“有桃木的嗎？”“有，要現錢！”他立刻回到宿舍，幾乎是原封不動的搬進了劇本。
電影拍成後，令人遺憾的是，由於當時的種種原因，劇作者都用了筆名，羅國士改成“羅靜”。此外，《自有後來人》的劇名前麵加了“革命”二字，成了《革命自有後來人》。
“文革”期間，江青等看中了《革命自有後來人》，組織人馬將其改名為《紅燈記》，成為“旗手”的一大功績，而原劇的作者卻銷聲匿跡，一字不提。正當《紅燈記》在全國炒的大紅大紫之日，也正是羅國士在虎林監獄受難之時。在監獄中的羅國士竟然突發奇想，寫了《紅燈記》的續集。續集中人物依舊，鐵梅參加了北山“抗聯”遊擊隊打擊日寇。羅國士曾多次寫信給“文革”文化領導小組，結果石沉大海，音訊全無。
“文革”結束後羅國士出獄平反，被調至樺南林業局紙漿廠，名為搞宣傳實為賦閑。樺南離佳木斯很近，他經常來佳木斯，我們常見麵。他對《紅燈記》不提他的名字隻是一笑了之。後來他與《鶴崗日報》的副刊編輯劉棣華合作，寫了一部長篇小說《黑水魂》，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上個世紀80年代初，他離開樺南林業局調至安徽省作家協會當了專業作家。
丁繼鬆說，最後還要附帶說一句，我的那篇《紅燈記誕生在北大荒》在《黑龍江日報》刊出後，引起了沈默君的不滿，他曾打電話給報社編輯部，總的意思是《革命自有後來人》是他沈默君寫的，和羅國士沒有什麼關係。我沒有理會這些，我是尊重曆史，曆史會作出公正的結論。
兩位老作家用自己的親身經曆和研究結果，說明從電影《自有後來人》到京劇《紅燈記》的過程，雖然對“第一作者”的說法有所不同，創作過程中的細節有所不同，但結論是相同的：
《紅燈記》的根就在北大荒，就在八五○農場。
這次八五○農場采訪，許多人向我回憶了他們眼中的羅國士。
1953年6月，當朝鮮戰場的硝煙漸漸散去，在中國人民解放軍64軍政治部敵工科工作的羅國士和廣大誌願軍戰士一樣從朝鮮撤回國內，他被分配到遼寧鳳凰城某軍械學校當了一名語文教員。後來該校又遷至佳木斯，整編為佳木斯預備軍校。
1958年3月，乍暖還寒。此時羅國士所在佳木斯預備軍校的轉業官兵正從密山向八五〇農場挺進，昏暗的天空，刮著強勁的東北大煙炮，站在卡車車廂上的複轉官兵凍得瑟瑟發抖，臉象刀割的一樣疼痛，雪越聚越厚，汽車不時地打滑、捂車，車上的官兵推車上車，反反複複，顛顛簸簸，車上羅國士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麵對一望無際的大草原，肆虐的大煙炮，羅國士不但沒有感覺寒冷，反而對大自然有了新的認識，此時，大自然的力量已被他的生命所容納並深深地被這片神奇的土地所震撼。
到了目的地，他被分配到王震將軍創建的鐵道兵第一個軍墾農場八五○農場5分場3隊。在農場安頓下來後，他把這次途中的經曆寫成了第一篇散文發表在自己主辦的《農場生活》刊物上，後來《北大荒文學》也發表了此文。
在連隊工作的一年多的時間裏，羅國士勤奮好學，經常點著油燈寫稿到深夜，隨著稿件質量和數量的提高和增多，在農墾報發表的稿件也多了起來，一年後調到農場宣傳科做專職新聞幹事，到職後如魚得水，先後在人民日報、黑龍江日報、農墾報、北大荒文學等報刊雜誌發表稿件數篇，當時設在虎林的《農墾報》調他為駐場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