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學的神髓是思想。20世紀“新時期”以來的散文經曆了“傷痕的控訴、理性的反思、文化的尋根”，曾經的熱烈回到溫和平淡的“恒溫”狀態，使散文有了常態。
文學要有益於天下與後人，既要承傳文明，又要發展文明。“散文創作最重要的是思想境界，這是中國散文的傳統。因此，散文的趨向永遠應該是大境界和語言美。”散文之道就在於從思想和感情的層麵來體現人生的大境界、大情懷和人格。謝冕堅信一個人的境界和胸懷有多大，他的文字就有多遠。在他的散文裏，我們感受到的既有詩意的狂歡和富春江般的激情，又有悲愴婉麗、憂患重重的文化意韻。
閻綱說，“文學者，情學、情欲學，情根於愛”，“古今至文多血淚，散文尤甚”，“情之所至，緣情成文”。他的體會是：沒有獨特的發現，沒有觸動你的靈魂，不要動筆；沒有新的或更深的感受，不要動筆；沒有傳神的感悟和深邃的細節支持不動筆（藝術細節是魔鬼）；求精短去辭費，不減肥不出手。他還說：“心靈對立構成藝術哲學。藝術的魅力源於善惡、美醜的勢不兩立，透過情感的反差、碰撞，凸顯出深度的人格美、人性美。”
散文是寫實的，這“實”自然是自己的實；散文是寫心的，這“心”自然是自己的心。散文的境界和個性是多元的，或“載道”，或“言誌”，或辛辣，或平淡自然，或閑適幽默，都可以寫出優秀的作品，這也正是作家筆下相異的“個性”。作家眼裏的山水、生活、愛情、友誼、仇恨、遭遇、情緒與欲望，都是自己的心靈告白。
創作實踐澆灌出的心得體驗是刻骨銘心的。在自已的作品中，張抗抗相信“‘自己’是唯一重要的，‘自己’意味著個人、個體、個性；意味著一個真切感受著世間的痛苦和歡樂的生命活體、一個熱情地生活過、冷靜地思索過而後留下的私人筆記”。她“按照自己習慣的寫作方式，在散文和隨筆這些相對自由的文字中，在這些不需要精心虛構人物和情節的篇章中，給自己開一扇透氣的窗戶……如果說，小說通常是在替別人說話、對別人說話；小說中的‘我’，大隱隱於‘故事’。如果說，小說的敘述者是生活的‘旁白’，那麼，散文隨筆便類似於‘獨白’了。在散文和隨筆中，我是顯形的，我隻對自己說話——我行、我見、我讀、我想、我愛、我恨……一用坦誠率真的文字——我記下！”她還說，“假如我始終把自己深藏在小說裏，我會覺得憋悶、委屈、難受。所以我想方設法要攀上散文的救生圈，浮出水麵來歇息。我不是一條遨遊於深海的大魚，而是熱愛海洋和陸地的一種兩棲動物。我如此強調坦誠而真實的‘自己’，恰恰是為了尋找自已和他人之間的‘異’與‘同’。因為，每一個獨立而具有尊嚴的個體，都是構成我們理想中的公民社會的基石。”
陳啟文也說，“我是一個職業虛構者。但在年過不惑、走向天命之際，我越來越覺得還有比寫小說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近年來投入大量精力寫作‘共和國國情係列’長篇報告文學和人文隨筆。前者讓我從書齋重返大地，走向比虛構更複雜嚴峻的社會現實，這甚至是一種逼迫。而後者則是我對曆史與現實的叩問與反思。在文化的自省中，又可以獲得超越現實的感受……如果不立足於堅硬的現實，也不可能真正抵達精神現場。當虛構的文學在現實中變得越來越虛弱，甚至淪為炫奇弄巧的把戲，我一直在渴望，文學能夠找到一種直接有力的方式，以擔當的勇氣獲得屬於自己的行動能力……我認為人文隨筆是真正的非虛構寫作，它必須真實麵對生存、自由、平等、人的權力和人的尊嚴等等絕對不能虛構的問題。它不是為寫作而寫作，沒有花架子，也不必在敘事上有過多的營構，都是掏心掏肺的言說，這正是散文隨筆的正途與大道……它是可以賦予重大意義的文體。它的自由以及言說的龐雜，它海納百川的包容性，人性，詩性，智性，理性，神性，個性，它的端莊、嚴謹和內在的遒勁的張力，特別適合由漢語來承擔。”
“一個人的生存態度和精神生活，決定著作家作品的質地”，這是趙玫的文學信念。她非常重視文字，一直認為“文字是文學最基本的部分，於是我始終堅守著對文字的癡迷……語言不僅要負載故事，還要承載思想，所以小說也應該擁有詩一般的語言和意象。於是我一直在努力嚐試著，讓語言的苛求甚於故事的鋪陳”。她喜歡變化，喜歡新的嚐試，“任何創造性都來自對以往的背叛，關鍵是能否顛覆你自己”。她還說，“我一直喜歡‘形式’的追求，因為其中可以體現創新的手段。形式是一種很微妙的載體，既具體又形而上……我喜歡將這個概念融入情感乃至思想的認知。新的方式必然會帶來新的哲學。有時候景象就是思想，形式也就自然而然地負載了心意。我希望我的作品中充滿形式感，諸如意緒流淌、時空倒置、凝固或運動的文字，畫麵般的描述，音樂般的交響，乃至句式、標點、字體的變異。總之形式會在任何不經意處生出無限深意，進而改變文本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