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八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結束為中國文學帶來了一個大震撼。痛苦之後是失語，失語之後是緘默。新時期的文學狂歡節的謝幕，宣告激情時代的終結。伴隨著九十年代而來的是建立在冷靜反思基礎上的靜悄悄的調整。以往的曆次調整都是一種強加，而這次卻是自覺的、也是一次良性的調整，沒有號召，也不倚賴那種無根的“批判”，甚至也不理睬宣傳的喧囂。
當然，商業狂潮的襲擊幹擾了這種平靜。但商業性的影響顯然被宣傳誇大了。我知道嚴肅的作家和學者仍然堅持在寂寞和清貧的一角，他們“臨淵而不羨魚”。從根本上看，文學的蠢動是反常的。文學之所以引起轟動，多半是由於文學做了別的什麼，而文學的常態則是受到社會中心的冷淡。
股市和金融，政治和戰爭，甚至一個女星的隱私，都可以造成轟動，而文學基本上不能也不為。文學對於整個社會來說，隻是一種調節，從久遠看是一種滋潤，而總與急功近利無緣。因而文學的天命則是自甘寂寞。
這是一個接近百年終了的莊嚴時刻。回想一百年前那一代中國誌士仁人，如何用苦難來譜寫那個世紀末的悲壯樂章的，我們就沒有理由用玩笑和膚淺的態度對待人生和文學。我們希望少一些噱頭和脂粉氣，多一點嚴肅精神。
眼下閑適太多、調皮和花鳥蟲魚太多，刺激太多，少的是沉雄博大感世憂時之作。上一個世紀末的憂患消失了，代之以及時行樂的淺薄輕浮。人們！難道金錢和權力把中國所有的良知和正義感都擠壓去了？
在中國，有才能的作家和詩人不是太多，而且，他們要麼漂泊和流浪他鄉，要麼隱居避世，一些應當是雄姿英發的盛年才俊，卻是從心理上和藝術上充滿了“老態”，他們的頹唐甚至讓我們這樣年齡的人都感到吃驚。
十年的奮鬥，我們爭來了一些心理和情感空間自由度，但是我們的不少文學家卻在無謂地荒廢和拋撒這些比金子還要貴重的自由。我們從那裏聽到了真正的末世的哀音，聽到了在珠光寶氣的言詞裝飾之下的庸俗和淺薄。相聲是純粹的語言藝術，它把以北京話為基礎的漢語的機智和潛能發揮到了極致，我對相聲藝術和相聲大師充滿了敬意。
目下相聲的粗鄙化和庸俗化已讓人感到了這一藝術的可怕的淪落，但更可怕的是，它的粗鄙和庸俗風氣都在更廣泛的範圍中蔓延，許多的節目主持人，許多的藝術家和作家都染上了這種“相聲氣”。有一個夜晚，其實是所有的夜晚，你打開電視機，隨處可見小市民情趣的廢話和無聊的泛濫。還有所謂的戲劇小品，從南到北的幾個“幽默大師”的逗樂、喜劇不是喜劇，醜角不是醜角，把中國人的麻木和癡呆再現得活靈活現，在他們的演出中，魯迅痛苦的鞭笞變成了興高采烈的肯定！
還有在“弘揚民族文化”的招牌下的明確無誤的複古空氣，從娛樂式的祭孔表演到建《金瓶梅》中的獅子樓，到西門慶的家宴菜譜。所謂的“旅遊資源”的開發，隨地可見的禦酒、仿膳、宮廷秘方，使我們周圍充滿了腐朽頹廢的空氣。
這一切窒息著我們，無情扼殺著世紀末殘留的哪怕一點點生機！
有人批判五四的激進思想，以為中國現今的弊端與那個激進思潮有關。我們可以承認那一代人對於中國文化的激烈態度有片麵性，但也許其中就蘊含了他們的睿智和投入精神。我想發問：麵對這一浪高似一浪的頹廢和妥協，我們對於不斷製造出來的古董或假古董的肆虐，較之那些淺薄平庸的“全麵性”，那充滿崇高精神的憤世嫉俗的激烈，不是顯得更為可貴嗎？
九
從上一個世紀末，到這一個世紀末，是完整的一百年。
這一百年的中國社會，發生過很多重大事件。這些事件，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中國的文學。就社會而言，這一百年的經曆，是由古典中國向著現代中國的衍變過程；就文學而言，則是開始並完成了由舊文學向著新文學的完整過渡的過程。不論是從社會發展的層麵，還是從文學發展的層麵看，這一百年對於中國都是意義重大的，是充滿追求的激情和刻骨銘心的苦難的曆程。
文學在映照這一百年中國社會的全部豐富性中完成了自己。同時也留下曆史性局限造出的畸斜乃至歧誤。這就使這一百年的文學成為矛盾重重的中國社會的一麵鏡子。
從文學的使命和內涵，到它的表現形式，直到最終形成的藝術基本風格，如今我們麵對的文學百年，都未曾脫離中國社會決定性的製約。
文學承受著充滿焦慮而又複雜多變的社會給予的重壓。文學為適應生長它的特殊環境而付出的代價：一方麵為了順應社會情勢，文學竭力以自有的方式傳達出這一特定時空中國的現實處境和中國人的情感經曆；另一方麵，它又不得不在較之藝術和審美更為急切的社會功利麵前，不同程度地削弱以致在某一時期排擠文學自身的品質。審美與非審美，功利與非功利的矛盾、對立，以及“雜呈”，是這一百年文學的常態。
但中國這一百年特有的憂患卻意外地使文學得到好處。一種嶄新的文學形態在深重的危機和莊嚴的召喚中誕生。中國現代文學終於在古典文學沉厚的土壤上脫穎而出。誕生於本世紀初期的新文學，直接受惠於清末以來文學改良和文體實驗的一切成果，終於以充滿現代精神和參與世界文學的姿態，進入了中國古典文學未曾也無法抵達的境界。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是中國社會的轉型期，也是中國文學的轉型期。盡管社會的轉型不一定伴隨著文學轉型，但在中國，這並不同步的現象卻奇妙地服從某種疊合。我們如今看到的就是這樣一種社會和文學相互印證、相互闡釋的奇觀。即將畫上句號的古典文學，以它最後的輝煌，提醒人們記住它永恒的魅力。而新文學則以讓人目不暇接的快速的節奏，不斷展示它充滿銳氣的試驗性成果。一邊是夕陽的燦爛，一邊是初月的清輝。生逢此時的中國人，終於窺見了這“百年不遇”的勝景……
十
新世紀的鍾聲正在不遠的前方等著我們，我們已把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拋在了身後。對於中國人來說，這一百年的長途之上，灑滿的是汗水、淚水和血水。近百年我們希望過、抗爭過，也部分地到達過，但我們依然是世紀的落伍者。落伍的感覺殘忍地抽打我們，使我們站立在世紀末的風聲中難以擺脫那份悲涼。
中國知識分子未曾辜負這一百年，他們和這個多災多難的世紀共命運。自從上一個世紀中葉中國海附近出現了在當日的中國人看來是怪物的西洋艦隊，那隆隆炮聲中騰起的彌漫硝煙驚破了強盜的帝國夢想。隨後開始的是列強為所欲為的蹂躪和踐踏，中國從自認為天下第一的王國尊嚴下跌到負數，這造成了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理重壓。
這一百年有過無數誌士仁人的奮鬥犧牲，知識分子沒有回避他們承擔的那份感世憂時的沉重。小農經濟汪洋大海般的愚鈍麻木，使中國知識分子自然生發出文化精英意識。這意識催使他們自覺地對時代和社會做出承諾。投身於社會變革的激情與作為精英的使命感的結合，造出了極為動人的精神景觀。近百年的社會激蕩之中有著中國知識分子的情感與智慧的投入。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直到本世紀下半葉，中國知識分子都付出了積極的努力。
艱難的時世加上曆史的積重，特別是與外界接觸之後反顧自身，一些新鮮的先鋒的思想遭受封建積習的禁錮，促使知識界的先進人士對傳統文化秩序，持警惕和懷疑的態度。當挽救危亡和變革現實的奔走呼號受到傳統勢力的扼殺和阻撓，這種激進的立場便獲得了社會廣泛的同情與理解。由此派生出來的革命性即寓於對傳統的否定之中的價值判斷，也就成為當日普遍的思維傾向。
這當然是一種偏頗。中國悠長的文化傳統是曆代中國人創造實踐的綜合，它擁有的智慧性和沉雄博大都曾使世人為之傾心。在古代和今日，中國文化為豐富和促進世界文明所做的巨大貢獻無可置疑。中國人理應為自己祖先的建樹自豪。但中國文化在它發展曆程之中形成的封建性的意識體係和價值觀，作為維護過去社會形態的原則體現，已成為現代社會前進的羈絆，當然具有消極的品質。基於這樣的前提，對傳統文化加以質疑而有所揚棄自有它們的合理性。
我們希望站在分析的立場上。我們願認同於近代結束之後中國知識分子的呐喊、抗爭以及積極的文化批判。因為它順應了社會現代化的曆史要求，它的功效在於排除通往這一目標的障礙。但我們理所當然地注意到保存和發揚那些優良傳統的必要，而避免采取無分析的一概踢倒的激烈。
不偏不倚是庸俗的。因為這種想法迎合了所有的人而可能掩飾原本的積極動機。本世紀才智之士的文化批判是一種前傾的抉擇，覺醒的知識者心儀於現代科學民主思想而決絕於陳舊的曆史重荷。為圖新而棄舊，因前進而義無反顧，他們把數千年的傳統一律視為壓迫而指歸於反抗。
要是我們認識到中國曆史對人性和民主體製的迫害，我們當然不會對這種矯枉過正的言行感到意外。當然，我們希望當我們麵對現代的誘惑時不至於忘卻先世的輝煌——這並不意味著對它的膜拜。
中國文學的創作和研究受製於百年的時世，為此文學曾經自願地（某些時期也曾被迫地）放棄自身而為文學之外的全體奔突呼號。近代以來的文學改革幾乎無一不受到這種意識的約定。人們在現實中看不到希望時，寧肯相信文學製造的幻想；人們發現教育、實業或國防未能救國時，寧肯相信文學能夠救國。文學家的激情使全社會都相信了這個神話。而事實卻未必如此。文學對社會可能的貢獻是緩進的、久遠的，它的影響是潛默的浸潤。它通過愉悅的感人最後作用於世道人心。它對於社會是營養品、潤滑劑而很難是藥到病除的全靈膏丹。
一百年來文學為社會進步而前仆後繼的情景極為動人。即使是在文學的廢墟之上我們依然能夠辨認出那豐盈的激情。我們希望通過冷靜的反思去掉那種即食即廢的膚淺而保留那份世紀的憂患和歡愉。文學若不能寄托一些前進的理想給社會人心以導引，文學最終剩下的隻能是消遣和塗抹。那真的意味著文學的沉淪。文學救亡的幻想破滅之後，我們堅持的最後信念是文學必須和力求有用。正是因此，我們方在這世紀黃昏的寂寞一角辛苦而又默默地播種和耕耘。
文學回到自身的醒悟僅僅是近十年發生的事實，在以往我們花費在非文學上麵所得的教訓太多了。當然文學應該也可能關心文學以外的世界。但無論是權威還是神聖，他們要文學做的，必須通過文學的方式和可能，這包括文學的旨趣。
作為二十世紀的送行人，我們感到有必要把這一代人的醒悟予以表達。這種表達當然隻能通過文學的方式。我們期待著放置於百年憂患背景之上而又將文學剝離其他羈絆的屬於文學自身的思考。這種思考不意味絕對的純粹性，它期待著文學與它生發和發展的背景材料的緊密聯係。我們希望這種思考是全景式的，通過對於文學追求的描寫折射出這個世紀的全部豐富性。
以往對於文學的描寫大體總是在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籠罩之下進行。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範疇的提出為健全文學研究自身提供了契機。以一百年的文學為單位對文學的總體觀照的方式，自然地揚棄了非文學的幹擾，從而有可能對文學進行獨立的和自由的考察。我們希望這種文學研究不僅為純粹學術品質的倡導提供可能性，還希望下一個世紀的人們對我們的世紀之交的情懷保留下一些特殊的記憶。
十一
中國文學用了近百年的時間，完成了由舊文學到新文學的轉變。這個轉變當然是世界工業革命對於文學的召喚——中國極度輝煌的古典文學，在社會現代化的進程中因不能適應而感到了尷尬。不管是叫做文學革命還是叫做文學改良，無疑都是現代化的召喚所激發的熱情。具有精英意識的知識者，開始致力於文學轉型的尋求。從改良主義的“小說界革命”、“詩界革命”，到新文學革命，都是對於這種召喚的響應和實現。這是中國文學在世紀之交進行調整的根本原因。
但中國社會在近代產生的危機，更是直接刺激文學變革的動力。封建王朝的衰落以及國內社會的動蕩是內憂；1840年以後接連不斷的外國入侵、國土被瓜分是外患。災難不僅襲擊著廣大的國土，而且襲擊著億萬的心靈。富國強兵尋求的四處碰壁，導出了對於舊文化的批判，從而發出了喚醒民魂的要求。在眾多挽救危亡的藥方中，文學改革是一劑切實並付諸實踐的藥餌。近現代以來眾多傑出的文學家的投身文學，幾乎都懷有這樣悲壯的動機：即他們一方麵要用自己的筆墨表達時代的苦難，一方麵要用文學以喚醒沉睡的民眾，去戰勝苦難。從這點看，中國文學負載社會政治功利的“工具”意識，幾乎是與生俱來的“遺傳”，並不單是某個時期、某一地區的提倡。
盡管這“與生俱來”的品質，在不同的曆史發展階段，有各自不同的表現形態，但作為“負載”的工具，則是基本相同的。這就給中國文學帶來了先天性的品格：從一開始它的重心就不在審美層次上，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對審美的冷淡——就多數作品而言。產生在艱難時世、受命匡時救世的文學，它有投入的負載的熱情，一開始就把“政治”（廣義的）
放在了第一位，而把“藝術”（狹義的）放在了第二位。從這點看，“政治第一、藝術第二”未必是某人的首創，隻不過是某人把這一要義不加掩飾地挑明了而已。
盡管中國文學不乏審美的傳統，但在艱難時世，卻有比這更為重要的東西。假如連存活都成了問題，美還有什麼價值呢？所以，放在具體的環境裏來考察，近現代以來的中國文學的輕視審美、抹殺娛樂，甚至放逐抒情，均是可以理解的。近百年中國社會一直動蕩不寧，中國人的生存狀態極其惡劣，那麼，把文學當作藥餌，用來療救社會和療救心靈，便是正常的。相反，若是生當危難，恥言責任和使命，而把文學用來享樂和把玩，便是不可理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