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論集
一
百年中國文學這樣一個題目給了我們宏闊的視野。它引導我們站在本世紀的蒼茫暮色之中，回望上一個世紀末中國天空濃重的煙雲，反思中國社會百年來的危機與動蕩給予文學深刻的影響。它使我們經受著百年輝煌的震撼，以及它的整個苦難曆程的悲壯。中國百年文學是中國百年社會最親密的兒子，文學就誕生在社會的深重苦難之中。
中國大地在這一百年中被它人民的血淚所浸泡。這血淚鑄成的第一個精神產品便是文學。最近去世的艾青用他簡練的詩句傳達了中國作家對於他的親愛土地的這種感覺：
假如我是一隻鳥
我也應該用嘶啞的喉嚨歌唱
這被暴風雨所打擊著的土地
這永遠洶湧著我們悲憤的河流
這無止息地吹刮著激怒的風……
和那林間無比溫柔的黎明……
……然後我死了
連羽毛也腐爛在土地裏麵
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
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嘶啞的喉嚨的歌唱、感受到的悲憤的河流和激怒的風，以及在溫柔的黎明中的死去，這詩中充盈著淚水和死亡。
這些悲哀的歌唱，正是百年中國文學最突出、最鮮明的形象。
我在北京寫下這些文字的時間，是公元1996年的5月。由此上溯一百年，正是公元1896年的5月。這一年5月，出生在台灣地區苗栗縣的詩人丘逢甲寫了一首非常沉痛的詩，題目也是悲哀的，叫《春愁》：“春愁難遣強看山，往事驚心淚欲潸，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灣。”詩中所說的，“去年今日”，即指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甲午戰敗的次年。此年簽訂了《馬關條約》，正是同胞離散、民族悲痛的春天的往事。
一百年中國就充斥著這樣的悲哀，文學就不斷地描寫和傳達這樣的悲哀。這就是中國百年來文學發展的大背景。所以，我願據此推斷，憂患是它永久的主題，悲涼是它基本的情調。
它不僅是文學的來源，更重要的是，它成了文學創作的原動力。由此出發的文學自然地形成了一種堅定的觀念和價值觀。近代以來接連不斷的內憂外患，使中國有良知的詩人、作家都願以此為自己創作的基點。不論是救亡還是啟蒙，文學在中國作家的心目中從來都是“有用”，文學有它沉重的負載。原本要讓人輕鬆和休息的文學，因這責無旁貸和義無反顧的超常的負擔而變得沉重起來。
中國百年文學，或者說，中國百年文學的主流，便是這種既拒絕遊戲又放逐抒情的文學。我在這裏要說明的是，中國有了這樣的文學，中國的怒吼的聲音、哀痛的心情，於是得到了盡情的表達，這是中國百年的大幸。這是一種沉重和嚴肅的文學，魯迅對自己的創作做過類似的評價。他說他的《藥》“分明留著安特萊夫式的陰冷”；說他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製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裏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超人的渺茫”；有人說他的小說“近於左拉”，魯迅分辯說：“那是不正確的，我的作品比較嚴肅，不及他的快活。”
從梁啟超講“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起，到魯迅講他“為什麼要寫小說”旨在“啟蒙”和“改良這人生”止，中國文學就這樣自覺地拒絕了休息和愉快。沉重的文學在沉重的現實中喘息。久而久之，中國正統的文學觀念就因之失去了它的寬泛性，而漸趨於單調和專執。文學的直接功利目的，使作家不斷把他關心的目標和興趣集中於一處。這種集中於一處，導致最終把文學的價值作主流和非主流、正確和非正確、健康或消極等非此即彼的區分。
被認為正確的一端往往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嘉許和支持，自然地生發出嚴重的排他性。中國文學就這樣在文學與非文學、純文學與泛文學、文學的教化作用與更廣泛的審美愉悅之間處境尷尬，更由此鑄出了無窮無盡的紛爭。中國文學一開始就在釀造著一壇苦酒。於是，上述我們稱之為的中國文學的大幸，就逐漸地演化為中國文學的大不幸。
近代以來危亡形勢造出的中國文學，一百年來一直是作為療救社會的“藥”而被不斷地尋覓著和探索著。梁啟超的文學思想是和他的政治理想緊緊相連的，他從群治的切入點充分估計小說在強國新民方麵的作用。文學揳入人生、社會，希望成為藥餌，在從改造社會到改造國民性中起到直接的作用。這樣，原本“無用”的文學，一下子變得似乎可以立竿見影地“有用”起來。這種觀念的形成，使文學作品成為社會人生的一麵鏡子，傳達著中國實際生活的歡樂與悲哀。文學不再是可有可無之物，也不再是小擺設或僅僅是茶餘飯後的消遣，而是一種刀劍、一種血淚、一種與民眾生死攸關的非常具體的事物。
文學在這樣做的時候，是注意到了它的形象性、可感性，即文學的特殊性的。但在一般人看來，這種特殊性隻是一種到達的手段，而不是自身。文學的目的在別處。這種觀念到後來演繹為“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就起了重大的變化。而對於文學內容的教化作用不斷強調的結果，在革命情緒高漲的年代往往就從強調“第一”轉化為“唯一”。“政治唯一”的文學主張在中國是的確存在過的，這就產生了我們認識的積極的反麵——即消極的一麵。不斷強調文學為現實的政治或中心運動服務的結果，是以忽視或拋棄它的審美為代價的：文學變成了急功近利而且相當輕忽它的藝術表現的隨意行為。
百年中國文學的背景是一片蒼茫的灰色，在灰色雲層空茫處，殘留著上一個世紀末慘烈的晚照。那是1840年虎門焚煙的餘燼；那是1860年火燒圓明園的殘焰；那是1894年黃海海戰北洋艦隊沉船前最後一道光痕……誕生在這樣大背景下的文學，旨在撲滅這種光的漫延，的確是一種大痛苦和悲壯。但當這一切走向極端，這一切若是以犧牲文學本身的特性為代價，那就會釀成文學的悲劇。中國近現代曆史並不缺乏這樣悲劇的例子，這些悲劇的演出雖然形式多端，但亦有共同的軌跡可尋，大體而言，表現在下述三個方麵：
一、尊群體而斥個性；
二、重功利而輕審美；
三、揚理念而抑性情。
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實行開放政策，經濟的開放影響到觀念的開放，它極大地激活了文學創作。曆史悲劇造成的文學割裂的局麵於是結束，兩岸三邊開始了互動式的殊途同歸的整合。應該說，除去意識形態的差異不談，中國文學因曆史造成的陌生、距離和誤解正在縮小。差別性減少了，共同性增多了，使中國原先站在不同境遇的文學，如今站在了同一個環境中來。商業社會的衝擊，視聽藝術的衝擊，這些衝擊在中國的各個地方都是相同的。市場經濟和商品化社會使原來被壓抑的欲望表麵化了。文學藝術的社會價值重新受到懷疑。文學創作的神聖感甚至被褻瀆，人們以幾乎不加節製的態度，把文學當作遊戲和娛樂。
擺脫了沉重負荷的文學，一下子變得輕飄飄的，它的狂歡的姿態，表現了一種對於忘記的遺忘，上一個世紀末的焦慮沒有了，上一個世紀末那種對文學的期待，也淡遠了。
在缺乏普遍的人文關懷的時節，倡導重建人文精神；在信仰貧乏的年代，呼籲並召喚理想的回歸；這些努力幾乎無例外地受到嘲弄和抑製。這使人不能不對當前的文化趨勢產生新的疑慮。
一百年即將過去的時候，我們猛然回望：一方麵，為文學擺脫太過具體的世情的羈絆重獲自身而慶幸；一方麵，為文學對曆史的遺忘和對現實的不再承諾而感到嚴重的缺失。我們曾經自覺地讓文學壓上重負，我們也曾因這種重負而蒙受苦厄。今天，我們理所當然地為文學的重獲自由而感到欣悅。但這種無所承受的失重的文學，又使我們感到了某種匱乏。這就是這個世紀末我們深切感知的新的兩難處境。
我們說不清楚，我們隻是聽到了來自內心的不寧。我們有新的失落，我們於失落之中似乎感到了冥冥之中的新召喚。在這個世紀的蒼茫暮色中，在這個莊嚴肅穆的時刻，難道我們是冀企著文學再度聽從權力或金錢對它的驅使而漂流麼？顯然不是。我們隻是希望文學不可耽於眼前的歡愉而忘卻百年的憂患，隻是希望文學在它浩渺的空間飛行時不要忘卻腳下深厚而沉重的黃土層——那是我們永遠的家園。
二
爆發在七十年前的那場新文化運動，無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那時距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覆亡才數年。那數年乃至以後的若幹個數年，封建陰影對於中國社會，乃至中國人心的籠罩，依然深刻而濃重。正因為如此，處於方生未死之間，叛逆者的宣言和行動，益顯孤獨和悲涼。五四先驅者那一番憤世嫉俗的呐喊，以及隨之而來的對於舊文化、舊禮教、舊文學的斷然決裂（至少是決裂的意願），至今仍留有驚心動魄的效果。
離開中國那一時期的特殊環境，來談五四文化革命的意義都是非現實的。離開這一具體曆史性，我們甚至無法理解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的文體革命，用白話新詩代替古典詩詞的詩體革命。打開《胡適文集》，他的那些為了新詩的嚐試所付出的艱辛，正是中國傳統文化形態步步為營的反抗和阻撓的結果。那一代人為了爭取新文化和新文學的誕生，其經曆無不超出了我們所能想象和理解的程度。要是沒有當日強烈而全麵的批判意識和否定意識，我們今天所擁有的一切可能還是一個夢境。
至少是心理情緒上要求與舊傳統的徹底決裂，於是才有了如今我們習以為常的現代社會的願望及其有限度的實現：新文化由是開始發端；新文學由是開始生長；被嚴酷的封建秩序束縛、禁錮的中國男人和女人，由是開始了新的思維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盡管這一切均是初萌狀態的，而且隨後還受到無盡的折磨和抑製。顯然，要是沒有那個完整的和徹底反封建傳統的抗爭，為今日的發展所擁有的一切基礎也許都不存在。
中國社會古舊的倫常禮教及其所鑄成的民族深層文化心理、積習所造成的危害，也許處於新舊交織的特殊時代的知識界最能痛切地感受到。隻要想想數十年後我們仍能感到封建傳統無所不在的影響，我們才有可能理解那一代先驅者的“粗暴”和“偏激”。這裏是陳獨秀致胡適書中的一段話：“改良文學之先聲，已起於國中，讚成反對者各居其半。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亞東版《胡適文存》第一卷第43頁）
還有魯迅關於“不讀古書”的驚世駭俗的宣告。魯迅把自己對舊文化的深入了解喻為曾經“縱酒”傷了腸胃。其實他的“戒酒”（至少勸人“戒酒”）的決裂與他的發現酒中有毒即發現書上寫的都是“吃人”二字有關。五四一代“多看外國書”以及引進西方觀念的倡導，意在使中國人掐紮束縛吸取域外的新潮以改進思維習俗。陳獨秀標榜的《新青年》的兩大罪狀，即擁護德先生和擁護賽先生，顯然是以民主、科學的提倡以徹底反抗中國的舊文化和舊倫理。
半個世紀後發生的“文化大革命”顯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動。因為“文革”的文化命題隻是發動暴亂的政治目的的借口。文化不是真正的起因，而文化災難卻是真實的結果。“文革”的“文化批判”以及對於傳統文化的“否定”，均非革命意義上的。顯然它所推進的現代迷信狂熱，正是五四文化革命對象的延展，它體現封建體係的整體特征及其在當代的發展。作為這一“革命”成果的精神廢墟，正是對民主科學精神的徹底背逆而不說明其他。
許多人受到了傳統文明湮沒與傳統文化斷裂的刺激，由此萌起振興舊物的祈願。這種淪落的苦痛完全可以理解。但“文革”的一切變異及罪惡決不是五四批判精神所能承擔，更不是它所造成。“文革”給予人們的覺醒，若導向古舊傳統的追戀，隻能是悲劇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