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崇拜導致神權的複活，人性的泯滅和淪落，一切仿佛都是封建主義的卷土重來，而使民主、科學精神蕩滌無餘。事實正是“文革”再度喚醒人們對於中國封建思想體係因襲之頑強的警惕，使人們重燃反抗傳統的意願，這和當年的激烈反抗舊傳統與認識到構成傳統封建思想體係不可分。
中國缺乏的不是對傳統的肯定和禮讚，恰恰是懷疑和批判精神。幾千年的惡夢不會輕易離開我們，需要的倒是重新審視與必要的掙脫。為此，五四以來的先進知識界，無不以激情麵向西方，麵向現代文明。那一代盜火者，寧肯為鷹啄而流血，仍以做一個傳統的逆子而自榮。
那些擔心引進西學而忘卻或消失傳統的人，他們的缺少自信是對中國曆史的不甚了解。這片古大陸猶如一個其大無比的泥淖。它對異己文化的吞噬力，驚人得強大。任何新異之物，都會在“中國式”的名義下被“改造”為真正的“土產”。其實人們盡可放心，中國即使五十年，乃至一百年不談傳統，傳統也不會消亡。
真正可怕的是舊傳統對於新生之物的強暴吞並和“改造”。五四運動七十年後的今天，我們感到悲哀的並不是五四的“過火行為”造成了什麼後果，而是當年那種銳氣的減弱，以及它的一些有限成果的喪失，思想自由、學術民主精神的失落。這種失落是漸進的，雖然不引人注意，但卻是驚人的。
中國因內憂外患而急於尋求出路。三十年代開始，迷漫整個知識界的，是追求前進的革命意識的引進和傳播。這種傳播使自由競爭的局麵漸趨消彌。學術和創作活動的加速意識形態化與當時社會選擇高度一致，它造成由單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的局麵。
上述局麵在四十年代因行政力量的鼓勵而強化。當時的形勢要求確立以農民為本位的思想文化結構，並以此推進新進事業。文學藝術中推行排它主義的傾向十分明顯。
這種自上而下的推行造成新的文化一統化。曆為情勢發展的需要，農民文化的主體地位的確立，提高了民間村社的思維樣式和文藝樣式的權威地位。它為統一文化提供了模型。
因農民文化本體而回歸傳統文化的覆蓋，行政性的號召和運動的方式也使學術民主的位置受到危害。文化的大一統以及文藝的一律化，是與封建專權相聯係的意識形態現象。盡管自四十年代以後，這些文化的變異或文藝運動都在革命的名義下進行。但成為這些革命運動的靈魂的，往往是個性解放的反向，學術自由的反向以及民主思想的反向。
行政的推進和領導藝術運動的方式，體現了高度的集中意誌。這些運動的權力施與以及強製推進的結果，隻能是文藝和學術的非民主化和非自由化，必然與五四多元、民主和自由傳統相背離。它的走向五四反麵而與當初的反抗對象妥協是必然的。
自從上一代知識者醒了中國的封建長夜之夢，這片沉重深厚的黃土地，我們用了近一百年的時光試圖走出，然而不能。我們雙肩和心靈的承受，顯然比前輩更為嚴峻。不僅有一個完整的舊封建傳統亟待清算，而且還有一個以最時新的名目出現新的封建意識需要清算。我們陷入魔屋。
我們因找不到出門的通道而感到西緒弗斯的悲哀。傳統夢似乎沒有醒的時候，它如陰雲籠罩，它造成極大的心理病態。
意識構成和思維方式的高度統一化，極大程度地束縛了中國人的心智。傳統的中國文化不僅未曾改造中國，反而成為無情纏縛中國人心靈之樹的鐵絲，中國人的深沉心理結構中的戀舊情結，成為中國人心理病態綜合症最大的潛因。中國人一方麵承受著濃重的因襲的負擔，一方麵又承受著近數十年“尋找藥方”而藥不對症的新的文化思想重負。
密不透風的傳統病，使幾代人陷入困境。突圍需要血戰，而血戰又需要源源不斷的誌士仁人。知識者自身的無能為力和無可奈何狀態無情地扼殺了生機。一百年前，在西方的堅船利甲麵前，中國於驚恐之餘猛醒而堅決麵向現代世界。但自那時起，崇洋媚外，數典忘祖之惡諡不絕。悲劇的命運從來屬於盜火者。因此我們悲涼，我們寧願肝髒被啄而選擇高加索山頂的峭岩。
三
跨世紀意味著既擁有一個結束，又擁有一個開始。也許更意味著擁有一個完整的過程。要是用翻越山峰來作比喻，當人們從山腳往上攀援，抵達頂峰與跨越頂峰的狀態，便是此刻我們期待並可能擁有的跨世紀狀態。現在活著的人大體都能這樣地既麵對一個世紀的日落，又麵對一個世紀的日出，這無疑都是些生逢其時的幸運者。但這些富足的擁有者，卻必須為這一曆史機遇付出代價，造物者冥冥之中無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夠站在山巔於蒼煙曉照之中看崎嶇的艱辛曆程——那裏灑著斑斑點點的世紀血淚，同時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徑，這個世紀過程的擁有者大抵都會生發出某種悲涼。對於中國的知識者，很容易產生關於百年憂患的聯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給了我們。這些焦灼和苦痛鬱結為一枚化石而在我們的心中膨脹，它壓迫我們的血肉，使我們感到疾痛。這就是我們為享受世紀末的風情不可回避的承擔。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個世紀之交，我們的前輩所麵臨的是何等驚心動魄的大事件！那些已變成遺痕的忘記，正成為全部的曆史遺傳壓向我們：黑暗中的抗爭和奔突，慷慨的陳言，激動的呐喊，為結束封建暗夜迎接現代曙光而濺起的鮮血，可預期的成功和頃刻幻滅的陰影，渴望航行而寄身於隻能在積重中打旋的古老舟船……我們麵臨的是讓人驚恐的精神重壓。
從文學改良到文學革命，中國幾代文人把救國夢和文學夢織在了一起。也許那些文學的試驗和行進對啟迪民智會有緩慢的作用，但文學未能挽救國勢的衰危也是事實。
對社會停滯、倒退或發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國文學家基於聖潔的理由而一廂情願地承擔了他們難以承擔的職能。文學因這力不勝任的超負荷而處境尷尬——久之，那些非文學的力量也視之為理所當然而苛求於文學，它們把國家興亡和社會盛衰的責任加諸文學，以文學的盡責與否對之施以鞭撻和討伐，當然偶然也有褒揚。
盡管如此，中國知識者基於良知和道義仍然義無反顧地履行他們自認的救世濟民的莊嚴使命。從上一個世紀之交到這一個世紀之交，文學家們也的確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壯的活劇。
文學當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學家要做好自己的事卻仰仗於良性的環境，因而文學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當然的。文學與愉悅和陶冶有關，文學也與責任相關聯。當一個世紀的太陽將要沉沒的時候，我們作為向這個世紀最後告別的人，為這輪曾經鮮亮並給我們以希望、如今變得昏黃的太陽留下一些印記，證實這個世紀也證實我們自身，這也許就是責任。把前麵提到的那些變成化石從而壓迫我們血肉的情感和經驗保留在我們的作品中，讓下一個世紀的人們獲得關於百年夢想的奔突、衝撞、追求的感性知識，這可能是我們對跨世紀機緣的一種答謝……
四
時光走了一百年，而那一切似乎未曾過去。苦難使中國人對將逝的本世紀寄托了特殊而近於眷戀的情懷。這一百年的經曆使中國精神富足，盡管它的物質是那麼貧困：漫漫無邊的封建暗夜是此時結束的，隨之開始了旨在社會現代化的爭取；當然，也還有應當而未曾的結束，以及為應當而未曾的實現付出的代價。但如下的事實卻是確定的，即以十九世紀的結束和二十世紀的開始為標誌，中國社會進入了有別於以往數千年的令人感奮的新階段。
百年文學記載了這個階段的曲折艱辛。這種記載是審美的而非過程的。中國人爭取合理生活秩序的曆程，百年夢想的確立、追求、幻滅及其有限的實現，都在這一階段文學中得到鮮明生動的展示。文學成為紀念。我們將從中撿拾到和辨識出前人在奮鬥抗爭的風雪途中留下的血跡和淚痕。
這是飽含憂患而又不斷尋求的文學，傳統的和古典的道德文章的理想，使文學不僅傷國憂民，而且立誌於醫時濟世，這些先天的因素賦予文學以入世精神。文學於是充當了啟蒙者標示並預期著時代的目標，它近於幻夢般地設計著將來的憧憬，並為實現此種憧憬而以創造的激情馳騁於荊棘途中。但中國曆史的積重，以及多災多難的現實，使這些美好的願望往往受阻或落空。這就是百年中國文學中感傷基調的成因。
這階段的文學負重勝過曆史上的任何時期。特殊時代給予文學的是，激憤多於閑適，悲苦甚於歡愉，嬉遊和消遣從來沒有成為或從來不被承認為文學的主潮。中國文學家的寫作活動總與道義的期許、使命的承諾攸關。即使有人因而在文學中表現了頹唐、避隱或遊戲的態度（這往往是極罕見的或例外的），也多半由於爭取和投入的受挫。近代以來的中國作家和文人極少放棄追尋而自甘沉淪。
自上一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算起，當日的仁人誌士或公車上書，或血灑街衢，悲歌慷慨之聲不絕於耳，大抵總為社會進步、政治民主、國運隆昌這一夢想的實現。民元以後，與新文化運動興起的同時，爆發了驚世駭俗的文學革命。新文化的倡導，白話新文學的實踐，不論是旨在啟迪民智，或是旨在傳導民情，這種運載手段的改革，其目的也總在於使文學更為切近民眾，更為切近現代社會。
為此，整整一個世紀，文學詛咒滅亡，歌揚新生；批判沉靡的子夜，寄望磅礴的日出；作家和詩人自覺地充當了舊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助產士，他們湧現在激流中，吟哦在雷電裏，不論是始於呐喊，還是終於彷徨，總留下了世紀人那份焦灼，那份悲情。
即使如三四十年代開始的文學偏離，以致隨後愈演愈烈的非文學的逼迫與吞噬，我們也不難從那種急功近利的設計和倡導中尋覓到向著某種社會目標推進的發動機。在此種情態下，中國文學總為後人留下了既充滿激情又充當焦躁的沉重感。
這一百年文學不乏大師和巨匠，他們的業績凝聚在傳達中國人的世紀情懷、形象地展現追求百年夢想的精神曆程上。從甲午海戰、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綿延以至於今，本世紀的中國上空風煙淒迷而少見晴好，嚴峻時勢的世間萬象，大至家國興廢，小及兒女悲歡，文學均為後世留下了真實的世紀圖景。
但若從中國悠長的曆史俯觀此刻，這文學較之以往顯然有所缺失。秦漢渾重，魏晉風流，唐宋瀟灑，明清舒展，所有優長似均為古人而設，而曆史獨獨把這份悲苦和憂患留給了近代中國。這期間對中國社會而言，是跨出黑暗王國的門檻，而一線光明卻遊移於濃重的層雲之間。
這是光明與黑暗際會的重要年代。中國作家以敏感的心靈觸及了這一時代的真實內容：飄移不定的風，使人難以判定方向；麵對一海死水，使人不能不詛咒那肮髒和醜惡的濃重；中國有一個或幾個認出了曆史書上“吃人”二字的，那隻是有異於眾生的“狂人”；中國的鳳凰需自焚以獲新生……這一切，都是自近代以致現代的作家所把握到的中國式的悲涼。
一百年間發生了許多大事，對中國文學而言，最勇敢也最堅定的跨出，是從文言到白話的革命。這要歸功於五四那一代前驅者的偉大的試驗精神。把白話廣泛應用於社會生活，促進了社會向著現代文明的接近，這是艱難的一步，但以白話替代文言而成為美文，這不僅存在著習慣的適應，賄也有待於實績的證明，其艱難則數倍於前。白話新詩嚐試的成功，鞏固了整個新文學的戰績。新文學於是成為承繼中國數千年文學傳統的有效方式；同時也成為傳達進入現代文明的中國人理性和情感的有力手段。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的中國文學，在文化禁錮的廢墟上重新站立，以其自由奔放、異象紛呈的姿態，創造了中國文學的新紀元。它所開創的基業及其體現的精神，無疑將導引中國文學進入二十一世紀。它彪炳於未來文學的，將是自由的和審美的兩大法則的確立。但須切記：文學聽從於個性和心靈絕不意味著對公眾的冷漠；文學重新返回自身的家園，也絕不意味著對社會、曆史的忘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