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民眾及其文學所擁有的苦難，將是該世紀對於中國作家的隆重饋贈。它無疑將是下世紀文學繁盛富足的精神保證。文學理應麵向現實，但文學也不應失去記憶。那種既不麵向現實而又失去記憶的文學，是文學的失重。而失重的文學終究將被遺忘。作家的遊戲人生和遊戲文字，對於中國曆史現實的困頓，可能是一種近於殘忍的嗜好。當代作家若是從他們前輩那裏獲得激憤悲慨的遺傳，不應受到嘲謔。
始於上個世紀末，綿延以致本世紀的文學期待，依然是我們的精神財富。幾代作家立誌於用文學療救民族心靈痼疾，拯救準則喪失的奮鬥理應得到賡續。中國文學寄望於中國作家的，是他們把握並形象地展示在這黃土地上、在這特定時空下中國人的苦痛和歡愉、希望和追求、夢想的失落和獲得。唯其如此，我們庶幾可謂無愧於這災難的世紀。
五
回望二十世紀，此刻已是一片淒迷的暮色。在中國人的記憶裏，帶血的斜陽依稀映照著百年的呼號與呻吟。世紀的記憶原是血與淚的記憶。
苦難造就了豐富。要是沒有這麼多的追求與夢想，失敗和屈辱，我們也許會為曆史的貧乏而遺憾。但二十世紀對中國來說的確是沉重的，這不僅由於苦難，也由於夢魘並沒有在百年即將終了時隱退：人口的爆炸、資源的匱乏、生態的失衡，仍是如今中國心靈的一團亂絮。
中國期待著一種認真的回望。也許今日的經濟發展可以為失去自信心的中國提供刺激，但文化的偏離，它因無批判的“弘揚”所造成的舊習的卷土重來，已構成對於現代進程潛在的威脅。回望也許無用而畢竟有益，至於可作為存在的思考的證實：我們曾經麵對過曆史的積重。
目下文學藝術向著商品的滑行現象令人吃驚。故作昂揚的應時之作與自甘淪喪的插科打諢比比皆是，膚淺乃至卑俗的逗樂使衣冠楚楚的節目主持人看上去都像是不入流的相聲演員，整個的藝壇充斥著廉價的“繞口令”般的陋習，似乎人們的聰明才智都用在耍嘴皮上了。
人們一麵在義憤填膺地譴責“五四”對於文化的過激行為的同時，一麵卻拱手恭迎當年被陳獨秀、魯迅等斥為“吃人”的那一套道德垃圾。有時，人們甚至因習慣成自然而說溜了嘴，連當年普通老百姓都為之不齒的“國粹”，也成了廣告語彙般的口頭禪。某種輿論倡導使“整理國故”一類的陳詞濫調猶如時裝表演那樣到處走紅。
文化的淪落最明顯的標誌是它們失去批判的銳氣。現實的嚴醒遭遇使當前的中國知識分子變得更為“成熟”了，他們懂得如何在複雜的境遇保存自身而不致受到傷害。於是，配合著商業文化的興起，一些潔身自好的文化人選擇了機智的避隱。他們一時忘卻人間煙塵而躲進了“傳統”這一安全可靠的隱蔽所。
然而，在艱難的時勢中，我們的頭頂垂掛著蒼老的太陽。它時時提醒我們上麵述及的那種百年中國的忘記。難道，作為這片土地的生民竟是可以如此心安理得忘卻我們腳下這片深厚的土層，忘卻土層中的埋藏和鬱積？
現實種種呼喚著“脫俗”的崇高的有時卻有點悲壯的投入。文學藝術誠然有其自身的律則，但它們對於切實人生的不可疏離卻是始終的尊奉。人生和社會諸多的夢想或苦難，總是期待著文學藝術對它們有限的，甚至是無謂的承諾。
世間萬象之中，文學也許是一種既聰明又“蠢笨”的事業。當仕途或經營造出了人生的繁華和喧騰，而文學卻在寂寞的一角心甘情願地品味著苦澀，有時甚至要承受懲罰和災難。這營生始終與悲苦為伍，它的思考和不滿在某些人看來甚至是令人嫌惡的習性，而文學卻毅然身負十字架流血於中途。
人們為追求歡娛盡可遊戲而調笑，但他們不應以文學為工具。當生存成了嚴肅的甚至危害的話題，而恣意遊戲文學並以此為樂、以此為榮便難免尷尬。人間遊戲場隨處都有，習於此道者大可不必羈留這滿布悲愁和苦難的殿堂。
六
新時期的文學狂歡已經落潮，多少顯得有點放縱的文學正在急速地失去讀者的信用。相當文學作品不再關心公眾，它們理所當然地也失去公眾的關心。中國為數眾多的文學家識時務地從急流中拔足下來。他們以隨心所欲地編織和製造適應消費的需要，他們忘卻記憶並拒絕責任，他們對現實的逃逸既瀟灑又機智，既避隱現實的積重，也避隱自身的困頓。文學的一縷遊魂正飄飄忽忽地穿行在藝術與時勢之間，裝點著世紀末的蒼茫時空。
商潮的湧起使人們樂於把文學定格於滿足快感的欲望功能，人們因厭棄以往的仆役於意識形態的位置而恥談使命和責任。對於世俗的迎合使文學（包括藝術）迅速地小市民化，庸俗和淺薄成為時尚，這時時尚使一些人怡然自得而不曾感到羞赧。這倒也不必驚詫，因為當下是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文學曾經為爭取自由而蒙難，文學理應享受有限的自由而不必聽命於他人的召喚去做不是文學想做的事。這社會人們都在各幹各的，又何必苛求於文學？況且，文學的天性從來就是充分個體的、自由展示的精神勞作。
但是，當前的問題並不是文學的受到羈約，恰恰相反，正因為文學的過於放任而使文學有了某種匱失。當前的文學不缺乏遊戲，也不缺乏輕鬆和趣味，不缺乏炫奇和刺激，獨獨缺乏對文學來說是致命的東西。這種缺乏導致人們追問文學到底何用？的確，我們的文學曾被廣泛用於政治。
文學家們為此所驚嚇而寧肯宣告文學“無用”。人們在倒髒水時連同嬰兒一起倒掉。
文學創作有一切的理由享用自以為是的自由，但文學顯然不應抽去作為文學最具本質的屬性。文學的建設最終作用於人的精神。作為物質世界不可缺少的補充，文學營造超越現實的理想的世界。文學不可捉摸的功效在人的靈魂。它可以忽視一切，但不可忽視的是，它始終堅持使人提高和上升。文學不應認同於渾渾噩噩的人生而降低乃至泯滅自己。文學應當有用，小而言之，是用於世道人心；大而言之，是用於天正時謬、重鑄民魂。
近百年來中國人為改變自身命運而有悲壯的抗爭，中國文學曾經無愧於它。當二十世紀行將結束之際，人們猛然發現了上述的匱缺，觸目所見是不盡的華靡和鄙俗。人們驚歎文學的失重，發現了文學與時勢的巨大反差。的確，文學有多種多樣的功能，文學可以是快餐和軟飲料。但文學除了即食即飲之外，更有屬於永恒的價值。對比而言，後者更能體現文學的本質。
一個普希金提高了俄羅斯民族的質量，一個李白使中華民族擁有了千年的驕傲，一個梵高使全世界感受到向日葵憤怒而近於絕望的金色瀑布，一個貝多芬使全人類聽到了命運的叩門聲！中國的文學，文學的中國！在這百年即將終了的時候，難道不應該為這個世紀和下一個世紀的人們帶來一些理想的光輝？人們，你們可以嘲笑一切，但是，切不可嘲笑崇高和神聖、莊嚴和使命，以及與此相關的祈求，切不可嘲笑這一點點可憐巴巴的烏托邦的撫慰。
七
又到了一個世紀的尾聲。當二十一世紀鍾聲敲響的時候，如今活著的幾代人大都還活著。但現今活著的我們都在慢慢地送走這個世紀的最後幾抹斜陽。曆史終於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們思考這整整一百年，我們因而顯得壯麗而悲涼。
對於一個古老的民族和古老的社會，一百年本來就是短暫而匆忙的，但自上一個世紀末到這個世紀末，災難和憂患似乎沒完沒了，中國知識分子感到了它的“漫長”。因而，關於它的思考顯得異常沉重。
本世紀開始的那一年即1901年，梁啟超發表《過渡時代論》（《清議報》八十二期）。這篇文章以富有遠見的預示，代表二十世紀的中國正處於“過渡時代”。梁啟超指出中國應當把握這個世紀的戰略思想：中國有機會結束數千年停滯的封建社會向著開放的現代社會過渡。他認為當時世界“最可以有為之國”是俄國和中國。中國由於“十九世紀狂飆飛沙的襲擊和驅使”，“祖宗遺傳深頑厚甸之根據地”已逐漸陷落，正是充滿痛苦而又充滿希望的棄舊圖新的改革時代。
他形象地比喻當日的中國“實如駕一扁舟，初離海岸線，而放於中流，即俗話所謂兩頭不到岸之時也”。梁啟超熱切呼喚“崛起於新舊兩界線之中心的過渡時代之英雄”。
二十世紀即將過去。中國這隻爭取新世紀的崛起的航船，至今沒有駛向大海。（也許駛過，但自然和人為的惡浪顛簸了一陣，總是又駛了回來。）蔚藍色對於我們，至今還是一個美麗的夢幻。中國和中國的知識者並非沒有識見，然而我們得到的卻隻是麵對這發表將近一百年的《過渡時代論》而生發無盡悵惘。
應該承認梁啟超的遠見卓識。自文章發表之後，至少有辛亥革命宣告的清王朝的滅亡以及狂飆突進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這樣一些大事件發生。但時代無疑把失望留給了中國。中國這隻垂老而猶思奮起的雄獅，幾經顛撲依然未能迅猛呼嘯於山林。而我們的同行者同樣是古舊帝國的俄羅斯，以及具有同樣文化淵源同時又有同樣封建重負的日本，在本世紀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國則似是一隻在急浪中打旋的舟船，以將近一個世紀的挫折、受辱和折磨，終於又回到原先的出發地——二十世紀末，中國再次展示自己駛向海洋的欲望。
近百年中國國運不振，有深遠的世界和中國自身環境的原因。但中國社會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的痼疾不能不引起深重的反思。百年來中國知識界為挽救社會的衰頹進行了悲壯的抗爭。從嚴複關於西方啟蒙學說的譯介到譚嗣同的流血講演；從胡適艱難的文化反抗到魯迅全力進行的國民性批判；七十年代以迄於今的大陸人道主義和人性解放的再鼓湧，以及台灣地區從柏楊的“醬缸文化”到龍應台憤怒的旋風……它們構成一幅令人驚心動魄的畫卷。這畫卷是中國數代知識分子以血淚為黑彩所繪成的。
當然，與它相映襯的還有另一幅曆史長卷：它展現中國民眾為抗拒奴役和入侵以及為自身的分裂和困擾進行的正義的以及說不出其意義和價值的硝煙彌漫的畫麵。流血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開始，一直延續到令全世界驚愕的“文革”大騷動。在最近這場騷動中，數億人如同其大無比的瘋狂的蜂群，進行了無休止的吞噬和絞殺、陰謀和暗算，終於到了誰也無力支持而告終。
兩幅百年畫卷令人悚然心驚。百年來有識之士掙紮以致捐生而徒勞，它未能挽救中國的艱危。
我們這些與二十世紀中國共過苦難的人，我們無疑將永遠和這塊土地親近。我們的心情如一位詩人著名的詩句所寫的那樣——
我的翅膀是這樣沉重，
像是塵土，又像有什麼悲慟，
壓得我隻能在地上行走，
我也要努力飛騰上天空。
一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與該社會對於知識者的尊重成正比。虐待和淩辱知識分子的現實，不僅為這個社會打上愚昧和野蠻的金印，而且惡劣的人文環境使這些原可為社會精英者的個性和人格萎縮以致變異。他們在無數次的思想劫難中麵對傷害而無力自衛，於是築起心獄。他們在這裏經受著比環境和他人的暴虐更為殘酷的自辱、自戕至自萎。
也許現今的一代人比任何一代人都要不幸，他們以傷痕累累的身心而要麵對百倍、萬倍於前輩的艱難困苦：十年的人為浩劫、數十年的社會異變、百年的戰亂，文化的淪喪、文明的墮落，爆炸的人口、失調的供求、沉重的社會病……
他們在無盡的期待和奮鬥之中。一百年後重返中國的“過渡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