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後記
新世紀的祝福
我們正在把一個完整的一百年和一個完整的一千年置於身後。如今活著的人們都有一種幸運感——我們是迎接新世紀太陽上升的一代人。對於中國人來說，特別是對於從事人文科學的知識分子來說，告別二十世紀，迎接二十一世紀，具有有異於其他地方人們的特別的意義，這就是，它不僅是基督誕生紀元上的意義，而且具有中國民族置身於世界格局中的特殊遭遇的意義。
僅就文學的意義而言，即將過去的中國的這一百年，是中國告別舊文學、建立新文學的一百年。上個世紀的末葉，中國有一個維新運動，與這個政治改良運動相適應的，則有一個文學改良運動。政治改革促進了文學改革，文學改革又有力地配合了政治改革。那個政治改良運動很快就失敗了。那個文學改良也未取得成功。但文學改良運動的經驗卻被保留了下來，不論是“小說界革命”、“詩界革命”，還是“文體革命”，都為中國新文學的誕生提供了準備。這一點，過去很少被人談到，而事實卻是如此。
中國舊文學有數千年的曆史，舊文學的各種文體在曆代的發展，均已達到非常完熟的程度。要對舊文學實行改造，並使這個改造獲得成功，新文學的倡導者麵對著的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既定的事實。所以，新文學的實現，有一個艱難困苦的試驗和奮鬥的過程。這個過程當然也包括了近代以來不成功的改良主義的實踐在內。毫無疑問，梁啟超提倡的新文體是五四白話文的準備，而詩界革命的“我手寫我口”則是新詩最早的嚐試。
從戊戌變法到現在是一百年，從新文學革命到現在是八十年，從1949年中國當代文學的開始到現在是五十年，而改革開放開始的新時期文學到現在是二十年，這一切都是近代以來中國幾代人文知識分子的親曆，也是包蘊著建設的輝煌與沉痛的失誤相混合的深刻而豐富的精神曆程。應當說，整個二十世紀的這種經曆，已成為未來世紀文學的前提，它既是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文學發展的背景，也是二十一世紀文學新的起步的基礎。
中國文學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末的完整的一百年的曆史，是中國人在嚴重的憂患中為民族求生存、為社會求進步、被強國新民的願望所驅使而寄大希望於文學這一追求的一個完整的過程。對舊文學的揚棄與改造、對新文學的創造與建設，其目的蓋出於此。這種動機使誕生於二十世紀初的新文學充滿了理想主義的光輝和浪漫主義的激情。在濃厚的時代使命感的支持下的新文學，以它的充沛的創造熱情造成了一個時代的文學輝煌。五四是一個堪稱中國的文藝複興的產生巨人和經典的時代。五四為響應時代的召喚而誕生，五四又完成了一個時代，這是中國百年文學永恒的驕傲。
但由於時代對文學的期望過殷，要求也過急切，功利性的目標使文學不由自主地淪為簡單負載的工具，使它在某一時期甚至某一相當長的時期中忽視甚至喪失文學自身的特質而造成嚴重的缺失乃至災難。所以說，這是一個既造就了豐富又造就了貧乏，既造就了輝煌又造就了衰頹的文學世紀。這種錯綜複雜的文學史實，是二十世紀對中國文學的贈與。
我們正是站立在這樣的交織著歡欣和苦痛，曾經擁有而又曾經失落的背景下，麵對著新世紀的文學建設這樣的命題。
這種際遇使中國的學術界和文學界充滿了肅穆、莊嚴和神聖的情懷。如今我們麵對的是這樣的兩個題目：一是消弭曆史的遺憾，一是光大前人的輝煌。鑒於以往迂回曲折的曆史經驗，對於我們來說，至關重要的是，我們在強調文學和社會人生的關聯時，務必要不遺餘力地維護文學自身的特性和規律。文學無疑要在建設健全的社會和健全的人性中起到它的作用，但這一切必須以文學的方式進行，而不是以非文學方式進行。文學必須是文學，文學不是政治或其他的意識形態。在過去，我們曾經有過許多以種種名義戕害文學的事實，所幸，這一切正在或已經成為過去。
現今的中國文學正在有效地蕩滌著以往那種破壞性思維的殘餘，文學業已開始良性的運行。行政對於文學的幹預相對地少了，作家和藝術家已經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自由地從事創作。多元共生的人文環境，已形成了對於創作自由的尊重。這是開放時代賜予中國文學的。可以預期的是，正在到來的二十一世紀是中國文學的建設的世紀。
如今，告別了過去的中國文學正在經受著新的、同樣是異常嚴酷的考驗。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個時段，相對程度上擺脫了政治壓力的中國文學，正在開始經受著另一種意識形態的壓力。無可諱言，市場經濟的影響力對文學已構成強大的滲透，它的無形之手，正在有效地製約著文學的發展。它在帶來更多的自由的同時，也帶來了更多的不自由。金錢構成了誘惑，金錢也構成了壓力。生活在未來世紀的中國作家，如何在新的環境中維護文學的獨立和尊嚴，有效地擺脫舊的和新的誘惑和壓力，有效地行使時代賦予的創作自由的權利，無疑是一個必須嚴肅對待的命題。
1999年10月26日於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