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文學的中國城鄉》序
在中國談論文學中的城市和鄉村，是一個難度很大的題目。因為中國是一個幅員廣大且曆史悠久的農業國，中國以農為本的文化思想，成為一種遺傳性的積澱，規範和約定著社會的觀念和行為。這種思想遺傳滋潤並深刻影響著學術思想以致文學藝術的創作和研究。
中國缺少真正意義上的現代都市，它的城市都是在鄉土中國的深土層中生長起來的。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不久之前還是一個小漁村。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前的中國曆代文人，也無一不是生發並植根於鄉村，受著農業文化思想的熏陶。
中國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和作家也出身於農村，許多現代作家都和土地保持著最親密的聯係。他們或者本身就是農家子弟，或者來自不發達的中小城市。他們從中國的農村腹地走到了上海或北京這樣的城市，再從這裏出發，留洋國外，接受西方現代文明的洗禮。但在中國，這樣的知識分子隻能是少數。也就是由於他們，方才有了近代以來的曆次改變中國命運的社會革命和文化革命，其中包括開辟了中國現代文學曆史的五四新文學運動。這次改變中國文學命運的運動的前驅者，幾乎全部都是直接或間接接受西方現代文明的城市知識分子——如前所述，即使是這樣一些人，要是尋究他們和中國農村的聯係，依然是非常親密的，包括魯迅在內。
前麵說到上海，上海無疑是中國城市之首，它的發展曆史尚且如此，更不用說其他的城市了。中國有古老的城市，但它們不是現代城市。古老城市如北京，它原係一座帝都，它是統治土地和君臨萬民的象征，它的內涵和格局包蘊了很濃重的中國鄉土氣息。所以，要往深裏頭分析北京，恐怕也會接觸到一個深不可測的鄉土中國的主題。生長在這樣環境裏的中國文學和中國作家，我們要研究他們作品中的追求和理想，進而研究他們的家世淵源、人生信念，乃至學養、習性和個人風格的形成，一旦把話題往深裏做去了，便不能不涉及鄉土中國與這些作家的心靈涵養，以及文化構成之間的內在聯結。
《文學的中國城鄉》作者高秀芹就是從這個層麵進入中國當代文學的都市與鄉村的研究的。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近二十年來有了重大的發展，其研究成果亦甚可觀。在以往的研究中，也涉及鄉村城市這樣的題目，但多半是從題材和主題的角度進入，帶有很大的按內容進行切割分類以及平麵的主題展示的痕跡。所以，那樣的研究就說不上有什麼新意。而像高秀芹這樣從文化和審美的角度，對中國作家作品中的都市和鄉村進行深入而廣泛的剖析，則是一種嶄新的實踐，它無疑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開展了新的學術空間。
本書從中國悠遠的鄉村文化，以及產生於此並不斷發展的都市文明之間互依互滲，以及它們的變異和衝突中，展現出中國特有的文化、文學景觀，使這本著作呈現出一種曆史感。作者從鄉土中國這樣的大背景下，探討鄉村經驗在中國當代文學中極為重要的甚至是主導構成的位置，更注意到中國多數作家與土地和農民的緊密而又深遠的聯係。中國作家的鄉土情結，製約著並複雜而曲折地影響著中國文學創作。本書在揭示中國作家這種非常隱秘的心理——情感狀態時，表現出作者處理複雜問題的能力和才氣。
在農業中國生長起來的都市，在它的每一發展階段中，都表現出極大的複雜性：它自身的構成以及基於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態而形成的特性，這些方麵都綜合地、濃縮地體現在作家的作品中。本書從曆史的動態考察中，描繪出“遷徙”的都市帶給作家和文學的特殊品質。它把農村和傳統性、城市和現代性予以聯係的考察，這一視點的確立，是一種基於實際的歸納和洞察。本書確立北京和上海為考察中國城市的兩大典型，以及在這兩個城市中分別考察它們由“老”而“新”的生長、變遷狀態。作者擇取老舍和王朔、張愛玲和王安憶兩組作家的創作為例，進行實證式的社會和藝術、心理和審美的剖析。從典型的選定，到具體作品人物情節的論析，以及涵容性很大的布局，可以覺察到一種建構敘述係統的意圖。
作者從中國社會形態的考察進入論題，進而考察產生於這些社會形態的文化。由鄉村文化和都市文化再深入到審美經驗和詩情方式的層麵。在敘述的過程中，中國鄉村是全文的基礎和底色。作者非常重視產生中國文化的這一深厚根源，但又側重於都市的論述，對都市的經驗予以概括，特別是在作家作品的論述中，始終圍繞文化背景、審美追求和藝術形象進行分析，這是本書作者寫作的突出優點。也就是在這一點上，使本書關於鄉村都市的論述，超越了一般此類著作中僅僅從作家寫了什麼，或是作品表現了什麼的層麵而具有有異於常的學術深度。
當然，相比之下，本書在關於農村的敘述方麵，其涉及的深度和廣度，都遠不及書中關於京、滬兩城的論析。由此亦可看出作者在駕馭這樣的大題目方麵，有力不從心之處。
本書在選擇張愛玲和王安憶兩位作家對“新”、“舊”上海的“遷徙”作出文化審美的比較時，有些論述相當的深入和精彩。可惜的是這樣的篇章並不多見。本書涉及的作家作品的範圍還不夠廣泛，論析也不夠深入。對有些有意義的地方如香港地區、中原地區、陝北地區等，若能有所涉及，則可為本書增添新意。
時間過得真快，高秀芹在我身邊已經三年，如今她已獲得博士學位。這是我感到欣慰並要向她祝賀的。更讓人高興的是，她的博士論文也要出版了，這更是喜上加喜。作為導師我就寫了上麵那些勉勵的話。好在正是青春年華，除了聰慧，再加上勤奮和謙虛，路正遠，我所期待的也正多，我想。
1998年8月11日於北京大學
城市書寫的變遷 ——在深圳“中國城市文化論壇”上的發言
城市崛起的時代
從現在往前追溯，三十年前的中國大陸沒有現代意義的城市。我記得八十年代初期和吳亮聊天，吳亮說：中國是一個大鄉村，上海是一個村落。當時的上海尚且如此，北京就更不在話下了。九十年代我到上海，我的一位北京出生的老同學帶我遊覽人民廣場的地鐵商城。
他不無自豪地說（此時他的身份是上海居民）：上海人就是聰明。學外國就像外國。北京人不行，學來學去，總脫不了土氣。
這時在我們的心目中，上海已躋身於現代都市的行列，而北京當時還不是。到了二十世紀末葉，北京也終於大變樣。十年前到過北京的外國人說，北京像紐約了。當然，比北京步伐更快的是深圳，我八十年代初期來深圳，最讓人激動的是登上老西門那邊的那個旋轉餐廳。那是中國城市崛起的最初的信號。
從二十世紀末葉到現在，是中國城市文明崛起的時代。其背景是商業的發達和財富的積累。那些速度——奔馳的速度，旋轉的速度，都是建立在巨大的財富基礎之上的。這是真正的天翻地覆的大變化。
鄉村中國的因襲
傳統的中國是鄉村中國。中國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最廣大的農耕國家。農耕文化的特征是，恬淡靜穆的氛圍和舒緩的節奏，以及自滿自足的心態。中國社會的長期自我封閉和拒絕交流，是這種小農心態的呈現。鄉村中國形成了穩定的鄉村倫理，也形成了對於城市的深刻誤解和偏見——城市是墮落的、糜爛的，因而也是罪惡的。
四十年代後期，鄉村革命的勝利者浩浩蕩蕩地開進了城市。它的使命在於實行對城市的征服，即對城市進行目標神聖的徹底改造。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其實，真正的題目應該是“鄉村與城市之間”。丈夫李克代表城市，妻子張同誌代表鄉村。本應該是代表鄉村的妻子張同誌改造代表城市的丈夫李克，蕭也牧沒有這樣做。他顛倒了本末，犯了“天條”，引來了他的生命悲劇。
陳湧寫了專文批判，馮雪峰感到批判沒有擊中要害，他化名李定中親自出馬寫批判文章，指出蕭的要害是——
作者並沒有真的批評了李克的缺點和他的低劣的品質，也沒有真的要李克改造；作者隻要李克的愛人——就是女主人公——改造，而勝利的還是原封不動的李克，有“文化”的李克。
當時的輿論不能容忍這樣對城市的“理解”和“袒護”，尤其不能容忍對於鄉村的這樣的“玩弄”和“輕蔑”。原應徹底改造的城市竟然“原封不動”，這是絕對不許可的。
這是五十年代城市與鄉村的價值差在文學作品中的第一次激烈衝撞。到了六十年代，悲劇還在延伸。那一出著名的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依然持續了這種對於城市文明的質疑，甚至敵對的態度。哨兵代表的是由鄉村進軍城市的勝利者，霓虹燈對於這些勝利者來說不僅是陌生的，也是可疑的。在它的光影下隱藏著邪惡的動機和誘惑，包括賣夜來香的女孩在內。話劇的大幕背後，始終響著一個聲音：警惕邪惡和陰謀！
六十年代還有一出話劇，初名叫《祝你健康》，後改名《千萬不要忘記》。這出話劇繼續了鄉村與城市對抗和敵對的話語，隻不過這時已不是夫婦各代表一方，而擴展為兩個家族的對抗。劇中正麵人物對城市文明如衣著、儀表、飲食甚至對於愛情的表達，都加以嘲弄。
劇中對兩個關鍵性的細節一件呢料上衣和業餘打野鴨的批判，用現代的語言加以演繹，就是對於享受和休閑的否定，而這就是對現今得到廣泛認同的欲望的否定。與此相對而且始終亮著光環的是爺爺的“補丁麻袋片”裝束和媽媽“揀煤核”的貧窮。
城市和鄉村的戰爭曠日持久，一直延續到八十年代。
城市文明的狂歡
這三十年事情起了根本的變化。原先的主流被擠到了邊緣。鄉村多少已被遺忘。要是還沒有全部遺忘，則昔日的勝利者和征服者，已然成為社會的弱勢群體。大部分農民已經失去土地或正在失去土地，曆史翻開新的一頁。早在八十年代初期，我訪問潮汕地區，那裏一個大隊的書記自豪地向我介紹說，他們全大隊已經沒有耕地，沿街蓋了兩層的樓房讓這些農民經商。他認為這是新鮮事物。
農民被迫離開土地。農民正在湧向過去懷有敵意的城市尋找生路。一年一度的務工返鄉人潮，成為中國社會一道奇特的風景。他們是中國社會漂浮遊走的族類。這些在城市務工的人群，成為貧窮鄉村的新的“富有者”。他們從城市帶回勞苦換來的工資，也帶回城市給他們的新的“啟蒙”。這些初步告別貧窮的人們，開始按照城市的樣子建設自己新的家園。
原先的鄉村迅疾地改變模樣。
二十世紀的最後時刻，我從杭州沿著高速公路向著紹興，傳統的江南風物已從我的眼中永遠消失，沿途都是農民按照城市的“樣板”修建的新樓房。他們用鍍鎳閃光的尖頂，彩色的馬賽克，來炫耀自己的財富。自古以來的讓人應接不暇的山蔭道上的風光已經蕩然無存！如同往日的大花鳳凰牡丹被麵那樣地，農民按照自己祖傳的審美習慣裝飾自己的這種非城非鄉的新居所。這一切事實都在說明，鄉村正在按照自己過去反對過的城市建設自己新時代的文明。
文學也開始了新時代的新的書寫。在作品中和屏幕上，當今的時代英雄是那些董事長和白領階層，是那些為數眾多的明星以及成為明星的學者。幾乎所有的版麵和舞台，包括主流媒體在內，都為這些新英雄敞開大門，所有的紅地毯都為他們鋪設，而農民則當然地成為文學的棄兒。小說和電視連續劇爭先恐後地給這些人提供最豪華的場麵，最誇張的描寫，而毫不吝惜分秒千金的黃金時段。
最肆無忌憚的是那些炫富的廣告，它們競相用最富煽動性的，而且多半是文理不通、半文不白的語言來形容這些新貴們的莊園和府邸：“品位，源自尊貴血統”，“襲封地，承爵品，隱貴胄，奢華品質不見古人”。開發商更是出語驚人：“我是給富人蓋房子的”，“房地產就是暴利”，他這裏說的可能是事實，但這樣赤裸裸地張揚，就有點有恃無恐了。
鄉村和城市的書寫發生了空前的逆轉。現在是城市在燈紅酒綠中徹夜狂歡，作家和評論家們發自內心地讚許甚至豔羨這種一擲千金的紙醉金迷，他們將這歸結為文學的欲望時代，他們認定時尚並非罪惡。而鄉村的主人們此刻則如同候鳥，在特定的季節裏成群結隊地往返在求生的路途上。
物欲時代的哀愁
我在作上述那樣描寫的時候，多少流露出某種落伍的感傷。其實我本人也是三十年來城市文明崛起的受惠者，我的清高習性尚不至於拒絕起碼的物質享受。但我依然為文學書寫的這種嚴重失衡感到不安。我們似乎不應忘記狂歡背後的那些更多的不能參與狂歡的人群。
而正是由於他們的勞苦，才有了這裏迷人的色彩、光線、速度和聲音。
我們不能苟同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還的那種對於城市文明的蔑視與歪曲，同樣，我們也不能苟同於今天這樣對於鄉村文明的遺忘和不敬。我個人隻想借此作如下的表述：我始終對那些為城市建設作出默默貢獻的勞動者懷有敬意，在現代文明的書寫上他們的被忽略和被遺忘是不公平的。
2008年8月12日於深圳格蘭雲天酒店
一份刊物和一個時代
那一年十月，中國的天空響起了驚雷。雷聲把人們喚醒，他們迎著秋天的陽光，擦幹眼中的淚水和身上的血跡，告別十年噩夢，開始了新生活的追求和夢想。這十年的苦難太沉重，也太慘烈，人們都在考慮如何結束過去，創造未來。政治家們有他們雄心勃勃的事要做，他們在籌劃著創造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個與過去任何時期相比都不遜色的偉大的工程。
在最先醒來的人們中，有社會最敏感的神經的文學家們——包括作家、詩人、文學批評家以及默默奉獻的文學編輯家們在內的全體文學工作者——他們也隱約地感到了特殊時期對於文學重建的召喚，也有一個發自內心的對於這一莊嚴事業的悄悄的激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