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我們見證曆史——從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現狀和問題意識談起
學問做久了，甘苦自知，也總有一些體會和教訓。說出來，也許對別人不無裨益。這次陸耀東先生倡議，由我們幾位“老家夥”來個“紙上聊天”。難得他有這般用心，我不敢拂了他的好意。
自是不揣淺陋，緊隨諸位學長之後，也趕來湊趣。
我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已有多年。這個學科隸屬發端於五四新文學革命，並與中國古典文學予以區分的中國現代文學。它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部分。雖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卻是一個相對獨立和不斷發展的而且愈來愈龐大的部分。都說現代文學是當代文學的兄長，但是兄長的年齡不再增長，而作為小弟的當代文學，它的年限卻已超過半個世紀了。
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如何調適二者的關係，或者說如何再命名，這都是亟待學界同人關注並解決的問題。此問題有點複雜，這裏不想觸及，隻是想借這個機會談談本人長久從事這一工作的一些感想和體會。
一、行進中的文學
中國已有的文學，包括寫進古典和現代文學史的，都是已完成的文學。唯獨當代文學例外，它沒有完成，始終都在行進中。以研究這段文學為目標的中國當代文學學科，其特點就是始終看不到它的邊界。每天都在發生新的現象，每天都在出現新的研究對象，我們的工作隻能是不停頓也不間斷地追逐。
新的作家和作品，新的理論和批評，新的文學團體和刊物、書籍，無以數計的發表在報紙副刊和網絡上的文字、圖像和其他信息，每天都似潮水般湧來，讓人目不暇接。這裏的問題不是材料的匱乏，而是資訊的膨脹——泛濫的信息擠壓得讓人喘不過氣來。這是行進中的文學的一種常態，做得久了，一切也都看得平常，當然也有了處理應對的一些辦法。
當然，傳統的研究理念和手段在這裏顯得不夠用了。我們不能僅僅從已經占有卻並非穩定的材料出發，對文學做固定性的分析研究，更不能無視近前甚至是當下迅疾產生並同樣迅疾地變化的文學現象做匆忙的定論。跟蹤式的描述和辨析，在這個學科領域顯得十分必要——一切都在不停地變化著，研究者稍不留意，就有可能失去第一手把握重要文學事實的機會。
作品的層出不窮是一個原因，而更為重要的是，作家是不穩定的。作家也在這種文學大潮的影響下變動著自己的創作目標和追求，也在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寫作策略和風格。從《雞窩窪人家》到《廢都》，賈平凹創作的變化，恐怕不是把場景由鄉村轉到城市的變化，作家的心態和趣味都在這種時代的大轉型中產生巨大的變動。事實上不僅是賈平凹，幾乎所有的作家都在這萬花筒般迅疾轉動的文學世界裏不斷地適應、調整著自己的方位。蹚過“北方的河”的張承誌，再行進到他的“心靈史”；曾經“在細雨中呼喊”的餘華，再行進到充滿周星馳喜劇色彩的《兄弟》南帆在《誇張的效果》中評論餘華的《兄弟》時這樣寫道：“也許，餘華正在企圖向‘大話’的風格靠攏？不管怎麼說，周星馳的走紅肯定是這個時代一個意味深長的文化症候。”參見《文藝報》，2006年4月25日。
的寫作，足以說明這時代對於作家是怎樣的一座鮮活舞台。
若是把這種充滿活力而又多變的文學當成了不再變化的、凝固的“資料”，以傳統的治學方式對之做靜態的歸納描寫，那就是不當的。一個最基本的事實遭到了忽視：當代文學是不斷生長著的文學，當代文學的研究也是永不停頓的、與發展著的文學保持同步的研究。不意識到這一點，或者無視這一點，就會造成學理上的缺失。
這個學科的學術範疇當然也有傳統意義上的“史”的內容，但這種具有相應固定形態的“史”，是建立在對於那些隨時發生的、流動的、散漫而又充滿了偶然性的“事實”的基礎之上的。研究者需要隨時對零碎而不定型的材料進行淘篩、提煉和歸納，從而賦予這些材料以學術的價值。從事當代文學的研究，就是這樣不斷地追逐又不斷地整理的過程。不斷生長的新鮮的文學現象，也不斷地激活著研究者的智慧和熱情，同時又不斷地考驗著研究者的耐心和承受力。
這個學科忌諱把活學問當做死學問來做。懷有成見的人們輕視它，認為它沒有什麼“學問”，甚至根本不是“學問”。其實，它的學理性可能就建立在研究者對於文學行進的方式和姿態的敏銳、及時和準確的把握上。要是離開了對於無數隨時發生的零散的文學現象的考察和審視，不能對它們及時地予以概括和提煉，幾乎就沒有當代文學的學術研究。
當然，行進中的文學也有“不行進”的相對靜止，這一狀態也即我們說的“史”的歸納。不間斷地跟蹤考察，不間斷地總結綜合，使無數無價值的表象得到揚棄，使有價值的素材得到提升，從而呈現出此一階段文學規律性的運行軌跡，這就是文學史了。由此我們得知：當代文學這一學科是由及時的文學批評和同樣及時的文學史總結這兩大部分構成的，從事當代文學的研究者必須身兼駕馭上述兩方麵的才能和素質。
二、特殊的學術環境
這裏還需要對“當代”這一概念稍作解釋。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期，中國政局變動，原先由統一文化母體衍生的中國文學，也開始了以台灣海峽為標誌的、現今稱為“兩岸四地”（大陸、台灣、香港和澳門）的既一致又有差別的文學形態。不同的社會製度和不同的意識形態，深刻地影響著這些產生於同一文化傳統而又各懷旨趣的文學。這些文學無疑均屬於共同的中國文學範疇。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這些地區的文學過去是、現在也還是按著各自選擇的方向，以各自確定的方式進行著。當然，良好的環境以及日益緊密的交流和溝通，正在逐步消除過去形成的森嚴壁壘，並有效地促進彼此的認同與融彙。
談論中國當代文學，不能無視“當代”所具有的由曆史原因造成的上述事實。就整體而言，中國大陸的文學依然是中國文學的主體，它對周邊各地區的文學起著深刻而廣泛的影響。單從大陸文學發展的事實來看，考量它的所有的正反兩麵的價值，都不能也無法回避特定的意識形態對於文學的涵蓋與滲透。在中國大陸當代文學的發展進程中，影響麵最大、時間最久遠的因素，是當代的政治。政治對於文學的影響甚至超過了文學自身，這是研究當代文學無法繞過的問題。
政治對於文學的要求和期待有一個長期演進的過程。其基本動因，在於中國的特殊國情：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文學的意義需要在政治的實際效應中得到確認，“純粹的文學”被認為是不存在的或無意義的。文學與政治的“聯姻”可以追溯到很遠以前。開先是由於國勢淩弱，政治的目標是振興國運，處於弱勢的政治期待通過文學達到救助的目的，所謂“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就最明確地表達了政治對於文學的熱切期待；再後就到了“革命”對於文學的期待了，“革命”當初也是處於弱勢，文學當然也是順理成章地成了“救助”的工具，所謂的“革命的功利主義”當然也表明需要通過文學或其他藝術形式以達到推進革命意識的目的。
文學的地位因政治的推動而愈來愈“顯赫”起來，與此同時，文學也因此受到遮蔽、約束乃至控製，日益失去其自身的意義。這就促使並形成了當代文學與政治的無限糾纏的事實。這也是一種常態，也就是這一學科在中國大陸地區生存發展的基本環境。人們進入當代文學這一研究領域，首先要麵對的就是這種常態。所有的人都必須具備處理政治與文學關係的能力，而後才能有效地麵對文學的事實。
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始終受到意識形態的浸漫，特別是進入當代文學之後，這種浸漫幾乎是全方位的。因此，研究者需要對“純文學”的理念保持應有的警惕。事實上所謂的“純文學”幾乎不會在這樣的環境中出現，即使是出現了也不會被允許並生存下去。研究當代文學，其實就是研究文學如何依附於政治，政治又如何步步進逼並最後控製文學這一曆史進程。
但是，話說回來，文學畢竟是文學，即使是在夾縫中，文學也依然頑強地甚至是悲壯地堅守著哪怕是所剩無幾的空間。從總體上看，在“大躍進”過後“文革”到來之前的間隙中，在頻繁進行階級鬥爭的縫隙裏，詩歌和散文甚至小說都有著悄悄的“鬆動”，甚至可稱為一個“小繁榮”楊朔和秦牧的一些散文、郭小川和賀敬之的一些詩歌、李準的小說《李雙雙小傳》，都在此一時期發表。以詩歌為例，有李瑛的《紅柳集》（1963）、賀敬之的《西去列車的窗口》（1964）、郭小川的《廈門風姿》（1961~1962）和《林區三唱》（1962）、李冰的《巫山神》（1963）等。
。類似這樣的文學現象，其他時段也時有發生，當然情況各異。如在極端嚴厲的“文革”時期，在離政治中心不遠處出現的“白洋澱現象”以及在其他邊緣地區的“知青部落”湧動的文學暗潮等，都說明文學無所不在的掙紮和堅持。
上麵所述，是從整體的被遮蔽狀態來看文學的生命力。研究者需要有必要的思想準備，一方麵麵對的是意識形態的森嚴壁壘，一方麵又要以充分的耐心，如沙裏淘金般在塵封中發現並珍惜文學的這種艱苦卓絕的生存掙紮——我們要在沙漠深處發現生命的痕跡。
文學被意識形態所充盈著並膨脹著，這是漫長時空中不容否認的事實。但即使是這樣環境中生長出來的文學，即使是在被籠罩得非常嚴重的那些作家作品中，我們依然可以尋找到留在沙漠深處的生命痕跡。這種尋找需要理性，更需要耐心。舉例說，李準的《李雙雙小傳》和王汶石的《新結識的夥伴》的背景是農村集體化，但這兩部作品中幾個鄉村女性形象，卻生發出超越意識形態的魅力。以此類推，我們還可以從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的漫天炮火中，發現溫暖的詩意；在楊朔的《茶花賦》中發現大饑餓中人們的希望和夢想；在郭小川《團泊窪的秋天》的飽滿政治情緒中，發現激情以及音韻的美。
也許今天的讀者不再為這些作品所感動，但是，撥開那些蒙蔽在作品表麵的塵灰，我們依然可以發現文學頑強的生命力。隻是這種表現是浸漫在政治的或意識形態的語境之中，所有的人在閱讀這特殊時代的作品時，都應有足夠的耐心，他們必須從濃重的遮蔽和覆蓋中發現那些艱難存活的詩意。
三、減法前提下的積累
一個人從最初的“學”，到後來的“治學”，從來都遵循一條基本法則，即積累。學問是靠積累獲得的，關於學問的經驗也是靠積累獲得的。這個規律，在當代文學這個領域同樣要受到尊重，也就是說，它的運行基本上是一種加法。但是這個學科實行加法的前提卻是減法。這是由開始我們說到的這一學科的特性所決定的——當代文學學科的基本形態是動態的，它始終都在行進中。
當代文學給人最為鮮明的印象，是每時每刻都在生產無以數計的作品和關於作品的言說。要是用傳統的治學方式來對待這一學科與日俱增的“材料”，恐怕難以產生預期的效果。單就閱讀一項，恐怕傾以全力——即使是什麼事都不做，也難以應付那驚人的信息爆炸。閱讀如此，更不用說其他了。置身於當代文學，用前人教誨我們的“笨辦法”治學，肯定難收成效。
我不知道別人如何，就我個人的經驗而言，單就閱讀一端，也需有新的應對策略。普遍閱讀不可能，即使可能也會勞而無功。幸好在當代文學領域，在生產作品和評論研究的同時，也在相應地生產著各式各樣的選刊和選本，以及各式各樣的評獎、研討、發布會、各種手段的資料彙集、各種類型的“排行榜”，等等，都為專業的研究者提供了前期的準備——研究者可以很容易地進入當前文學的動人的“全景”之中。
我們可以通過各種出版人、編輯和選家的辛苦勞作，享受到他人閱讀和研究的成果，使我們在浩如煙海的資訊中有所依傍。但是還要指出，這樣的閱讀也不盡可靠。選本的閱讀仍然不能全然替代研究者第一時間的閱讀，因為所有的編輯和選家在不斷生產的當代文學麵前，都有一種難以窮盡的無奈。也就是說，他們的閱讀也是有限的，況且，他們和享用他們的成果的人之間，也存在著審美和價值取向的差異。
作為專業的研究者，其最重要的品質是在閱讀中有獨特的“發現”。這樣看來，經常性的第一手閱讀和思考就是必不可少的。學者和專家與一般讀者和文學愛好者的區別，就在於是否具有獨特發現的能力。作為專業人員，他需要的是基於對文學發展曆史的體認以及長期養成的審美概括的比較所賦予的一雙“慧眼”。他能在眾口一詞中發現“個別”，也能在旁人習焉不察中發現“另類”，從而得出獨特而精辟的判斷和辨析。
因此，平日的瀏覽對於專業研究者來說就是非常必要的。研究者不可全然依賴別人提供的“前期工作”，他自己還必須始終站在學術的前沿“身先士卒”，他要有一種綜合的能力，他要善於吸取他人閱讀的成果，但又必須始終對此懷有警惕和質疑，他要用自己的“發現”去補充和修正別人的“發現”。
古人講“積學以儲寶”。在當代文學領域，專業人員究竟應當如何“積學”並達到“儲寶”？簡單地，對於這一學科來說，其側重有別於一般學術研究的“加法”，其有效運作的前提是“減法”。首先是，研究者必須果斷而無情地“刪除”那些沒有“收藏”價值的材料。要是用一般的治學方法不加節製地“收藏”那些資料，其後果隻能是讓人不堪重負。因此，研究者必須以堅定的姿態減去那些不重要或不很重要、無價值或很少價值的資訊，在淘汰的基礎上，如沙裏淘金，積累那些有用的研究素材。
所以這裏的規則是以非常規的“減法”為前提，而後在此基礎上實行常規性的“加法”。也許所有的學科均應遵循“積學儲寶”的規律，但對於當代文學這樣資訊過剩的領域，那種不加分析和無節製的“材料占有”，可能是一場災難。一個不會放棄即不會否定的治學習慣，可能會毀了一個學者的心力和才情。需要補充的是，“刪除”的過程，並不是無意義的操作，其本身也是一場認知、“獲得”和“添加”。
以上所述，意在強調對於當代文學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先減後加”的處理材料的方法。隻有這樣，一個學者方有可能把最需要和最有價值的知識，放入他的“收藏夾”，而其中最為珍貴的可能還是學者自己在第一時間的閱讀中，所呈現的那些僅僅屬於他的獨特的發現。可能正是由於這個發現給他的研究帶來了精彩和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