縉率易狂愚，無所避忌，數上封事，所言分封勢重，萬一不幸，必有厲長、吳澳之虞。哈術來歸之時，欽承顧問，謂宜待之有禮，疑則勿任，任則勿疑，稍憐機權，其徒必二。此類非一，後皆億中，封事留中。又嚐為王國用草諫書，言韓國公事，為詹徽所嫉，欲中以危法。又為文劾袁泰，泰銜恨至深，見嚐切齒。但以不為屈膝之故，竟致排誣。累跡深文之語，皆非律令所該。伏蒙聖恩，數對便殿，申之以慰諭，重之以鑷錫，許以十年著述，冠帶來廷。《元史》拜誤，承命改修，及踵成《宋書》，刪定《禮經》凡例，皆已留中。奉親之暇，杜門纂述，漸有次序，濤將八載，賓天之訃忽聞，痛切之誠欲絕。 向非先帝之明，縉亦
第三輯曆史人物對聯史話無有今日，是以母喪在殯，未追安屠，家君以九十之年，倚門望思，皆不暇戀，冀一瞻山陵，隕淚九土。何圖窪誤，蒙恩遠行。揚、粵之人，不堪寒苦，複多疾病，俯仰奔趨，與吏卒為伍，低徊服事，誠不堪忍。晝夜涕泣，恒懼有不測之憂，進不能盡忠於國，退不得盡孝子親。不忠不孝，負平生學問之心，抱萬古不窮之痛，為天下笑，為先生長者之羞。是以數鳴哀感，冀皇天後土之鑒臨，得還京師，複見天顏，少陳情佃，或遂南歸，父子相見即走也，更生之日。臨書不勝愷切願望之至。
這一函書信寫得很有點水平，首先談到削藩，這完全是為應合建文時的政治形勢，然後是表功示才，既有辯解申訴，又有哀求待憐。而且解縉選擇董倫作為相求對象，也是頗具心計的。建文中當權的官吏主要是齊泰、黃子澄，受知的官吏首稱方孝孺，其次才是董倫。四人當中，他與方孝孺不甚相識，洪武二十五年（1392）方孝孺被薦人朝時，解縉已經還鄉歸讀。齊泰、黃子澄均為洪武十八年（1385)進士，比解縉,早一科。解縉,在京時，齊泰任兵部主事，是沈潛屬官，對解、沈二人的矛盾，他肯定是有所知的，解縉因此而不便相求。黃子澄與解縉曾同官翰林院，二人應當熟識，但可能關係並不融洽，因此解縉轉而求於年高望重的董倫。
董倫被這函書信打動，向建文帝朱允炆推薦解縉，不久解縉便被召回，授官翰林待詔。這是個從九品的小官，不常設。改定官製後，待詔隸於翰林院文翰館下，成為一員供掌應對的小官。比起在河州為吏是強多了，但吉水曆史人物對聯作品輯錄這遠非解縉所願。他十九歲登第，名噪一時，到三十餘歲，卻僅僅做到一個最低品級的備員，可算是時運不濟。當年爆發了“靖難”之役，燕王朱棣起兵北平，謀奪皇位，曆時三年的奪位戰爭開始。解縉並無出色表現，不知是出於上次貶官的教訓，還是對當政者的不滿，他隻是隨同諸臣們上些平庸的奏疏，說些眾口一詞的話。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三年以後。
建文四年（1401）六月，燕師攻抵京城（南京），許多官吏趁夜縫城而逃，解縉卻未走，他有自己的主張。建文朝廷除去將他滴貶河州吃了些苦頭外，也僅僅給了他一個從九品的翰林待詔，他對建文帝無須報忠。當燕王朱棣率師人京時，解縉同極少數的幾名翰林之臣迎附了。關於這件事，《明史》中有一段記述：
燕兵薄京城，（王） 良與妻子訣日：“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複生矣。”解縉、吳溥與良、（胡）靖比舍居。城陷前一夕，皆集溥舍，緒陳說大義，靖亦奮激慷慨，良獨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與弼尚幼，歎日：“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畢，隔牆聞靖呼：“外喧甚，謹視豚。”溥顧與弼日：“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須臾民舍哭，飲雞死矣。絡弛渴，成祖甚喜。 明日薦靖，召至，“叩頭謝。（李）貫亦迎附。
明朝人便已指出此事不可信，因為王良早在前一年即已病故；但修《明史》時卻又保留了這段記述。這中間記述解縉城陷前陳說大義，城陷後又迎附，似有貶斥之意，卻很符合解縉本人的情況。這也無須指責，他希望受
第三輯曆史人物對聯史話
知於一個新朝廷，以施展自己的才華。
三、內閣名臣
解縉受知於奪位登極的朱棣，還不僅僅因為他首先迎附，而是因為他草《登極詔》稱旨。《登極詔》本是讓另一位明初著名才子方孝孺草擬的，但方孝孺忠於建文帝，寧可招致殺身滅族之禍也不肯草詔。據說朱棣還曾命侍讀樓璉草詔，樓璉不敢辭，歸而自經。也有傳說此詔出於括蒼王景或無錫王達之手。但是詔書出自解縉之手的可能性更大，這正是他表現才華的機會，他從此開始了一生中最輝煌的五年。
其實這篇《登極詔》寫得並無什麼特色，隻是甚符合朱棣的心意。詔書中指責建文帝“崇信奸回，改更成憲，栽害諸王”。又講到援“祖訓”起兵“靖難”，屢戰屢勝，及欲仿周公輔佐成王之故事，隻因建文帝自焚已死，迫於眾議，拒之再三，勉強即位。隨後便開列大赦鐲免、安民給賞等一係列條款。這便是所謂“稱旨”的詔書。
第二個月，解縉便從翰林待詔升任本院侍讀，由從九品一下變成正六品。同時升遷的還有胡靖，由從六品修撰升為六品侍講，吳溥、楊子榮由正七品編修升為從六品修撰，鄭好義由從七品檢討升為正七品編修，都僅僅升遷一品而已。
八月間，解縉、黃淮受命人直文淵閣，參與機務。朱棣常命他們在身邊備顧問，有時到深夜，朱棣上床就寢，
吉水曆史人物對聯作品輯錄猶賜坐榻前，語以機密重務。楊士奇、楊榮、胡廣、胡儼、金幼孜等人大約也在此時被檢人直內閣。
九月，朱棣賜給他們七人金織羅衣各一襲。這七個人成為最重要的內閣之臣。幾天後便是中秋，朱棣找來解縉等人，讓他們查閱一遍建文中群臣所上“封事”，將這千餘件上書中有關軍馬錢糧數目的留下，其餘有涉及“靖難”削藩之事的一概焚毀，以免群臣危疑。“爾等皆宜有之。”朱棣當時大約是隨便說了這麼一句。誠然如此，眾人都俯首不語了。
“臣實無。”修撰李貫理直氣壯地答道。他顯然誤解了朱棣的意思。
“爾以獨無為賢耶？”朱棣不滿地說道，“食其祿，則思任事。當國家危急之際，在近侍獨無一言，可乎？聯非惡夫盡心於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經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聯當忠於聯，不必曲自遮蔽也。”朱棣表現出政治家的大度。但是到了這一年冬天，朱棣下詔重修《太祖實錄》時，他的態度就截然不同了。原南昌知府葉惠仲因在原建文時所修《太祖實錄》中直書“靖難”事被逮殺族誅。
重修的《太祖實錄》由曹國公李景隆為監修官，茹嫦為副，解縉任總裁，實際主持工作。這次解縉表現得頗為慎重，書成“盡焚舊草”，以免引起麻煩。這同當時政治形勢有很大關係，在追治殺戮建文遺臣的恐怖氣氛中，史官不得不審慎行事。像解縉這樣個性突出的文人，也必須慢慢改造自己。擔任《太祖實錄》總裁官對解縉來說是
第三輯曆史人物對聯史話一種超摧的榮譽，他的同官甚至高於他的官員們都隻是擔任纂修官，解緒因此名聲大噪。《明史》中稱，解緒“尋進侍讀學士，奉命總裁《太祖實錄》及《列女傳》”。實際上，解縉晉官侍讀學士是在建文四年（時稱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丁亥，這時他年僅三十五歲。《明史》的記述很可能是弄顛倒了。這次改修實錄，主要是去掉其中涉及朱棣奪位的忌諱之處，並非真正重修，因此“以百人之多，曆期年之久”，到第二年六月便書成上呈。
改修《太祖實錄》成書前不久，朱棣追上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後尊溢。皇後徐氏因此想到當年孝慈皇後曾命儒臣考訂《列女傳》而未能修成，於是要下令修纂此書。恰在此時，《太祖實錄》完成，朱棣便命解縉等人動手編輯，隻用了半年時間，到十二月便完成了。時間雖不長，卻頗下功夫，朱棣並親撰序文，刊印頒行。
次年七月初一，解縉隨祭太廟後，又被朱棣召了去。“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峽浩繁，不易檢閱，聯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察之便，如探囊取物。”依然是為修書之事。這頗符合解縉所想，他早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上萬言封事時，就曾建議朱元璋這樣做。不過在修書的宗旨上，他又有與朱棣不甚相合之處。朱棣主張大而全，不厭浩繁；解縉卻反對收錄過雜，他按照自己的好惡取舍，基本上是以儒家經典和史籍為主。
在朱棣的心目中，解縉是可以倚重的才子。八月中秋，宮中設宴，朱棣與近臣一起賞月，哪知天公不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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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雲掩月，令君臣們有些掃興。據說解縉當即口占《落梅風》一首：“嫦娥麵，今夜圓，下雲簾，不著臣見。拚今宵倚闌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詞雖無奇，那股不罷不休的勁頭很中朱棣的意，朱棣高興起來，又讓他作長歌。夜半，濃雲漸散，明月當空，朱棣不勝欣喜說道：“才子！可謂奪天手段也。”這時候，他們君臣之間已融洽到頂點。
永樂二年（1404)十一月，解縉等人將纂就的巨上呈，朱棣賜名《文獻大成》。起初他很滿意，但不久便發覺了其中的不足，並決定重修此書，這便是後來成書的《永樂大典》。這次除解縉外，又命七十高齡的太子少師姚廣孝及刑部侍郎劉季茂共總修書之事。陳濟等兼通百家的布衣之士也被請來擔任總裁。修書過程中，朱棣親自過問進展情況。永樂四年（1406)，他在文淵閣召見了解縉等人：“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經史粗備，子集尚多缺。”解縉如實回答，於是命人四處購求書籍。這一次解解縉未能參與修竣全書，第二年春天他便遭到外任之罰，其主要原因還不在於他修書時的偏執，而是因為立儲之爭。
在永樂五年（1407)春天解I出任以前，他除去奉救修書外，還始終作為內閣近臣參與機務。當時都察院有陳瑛，吏部有賽義，戶部有鬱新、夏原吉，兵部有金忠，都是各負其責的重要大臣。解縉等近臣的職責主要是備顧問，而在當時，諸需顧問的事情中，最重大的莫過於立儲。朱棣的三個兒子中，二兒子朱高煦“靖難”中隨軍征戰有功，與一批武臣往來甚密，一心要奪嫡。小兒子朱高
第三輯曆史人物對聯史話
隧也以英武聞名，最得朱棣鍾愛。因此長子朱高熾的地位岌岌可危，不過朱棣真要廢長立幼，一時還難下決心。
據說，當時朱棣曾命群臣題《虎彪圖》，圖中畫的是一隻大虎領著幾隻小虎，相互親昵。解縉提筆寫道：
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
帷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朱棣為之所動，於是將朱高熾由北京召回。朱高熾回到京師（南京）後，立儲之爭更顯突出。據《明史》記述，首勸朱棣立長的是兵部尚書金忠。金忠是“靖難”功臣，曾輔太子居守。他不僅列舉曆代立嫡故事相勸，而且將此事告知解縉、黃淮、尹昌隆等人。解縉當然是支持此議的，以他那清傲的性格，遇有機會必定直陳不顧，於是當朱棣私下征求他意見時，他便明確表態：“皇長子仁孝，天下歸心。”解縉不僅極力維護嫡長製，而且明確擁護朱高熾這類文德的儲君，反對朱高煦之類的凶悍武夫。他見朱棣不吭聲，知道他尚在猶豫，頓首道：“好聖孫！”聖孫即朱高熾長子朱瞻基。解縉知道朱棣最喜愛這個長孫，特以此相勸。朱棣終於點了點頭，太子遂定。這件事後來傳到朱高煦耳中，他於是對解縉懷恨在心。
永樂二年（1404)二月，解縉出任會試主考官，這一年是甲申年，故稱甲申科，為明朝科舉盛事，共取錄四百七十人。這其實也是江西人的盛事，三月廷試取錄的狀元曾架為永豐（今江西吉安永豐縣）人，與解縉有舊，榜眼周述、探花周孟簡均為吉水人，二甲第一名楊相為泰和人，第二名宋子環也是吉水人，第三名王訓為廬陵（今江
吉水曆史人物對聯作品輯錄西吉安市吉安縣人）人，第四名王直又是泰和人。七人均屬吉安府。而主考的內閣學士讀卷五人解縉、胡廣、楊士奇、胡儼、金幼孜也都是江西人，解緒、胡廣、楊士奇又都是吉安府人。後來解縉被劾廷試讀卷不公，不知是否便指此次。
廷試後不久便正式設置東宮官屬，解縉被任右春坊大學士，這時侍臣們又修竣《文華寶鑒》一書，書中輯人古代人的嘉言嘉行，專用以教導太子。四月初四，正式冊立朱高熾為太子，朱高煦為漢王，朱高隧為趙王。解縉等人每天奉救為太子講說《文華寶鑒》，他確實以東宮官屬為己任，於是與蓄謀奪嫡的漢王間的矛盾也就必然日趨激化。解縉卻似乎並無明顯覺察，他的書生氣並沒有改掉多少。這一年，饒州都陽教書先生朱季友將所著批評宋儒之書上呈，解縉知道後大怒，堅決要求將“謗毀聖賢”的朱季友置於法。結果朱季友被押還鄉裏，杖一百，銷毀所著文字，不許稱儒教學。解縉很有些儒家正統衛道士的味道，他見到漢王寵遇日隆也要站出來講話：“是啟爭也，不可。”這都是朱棣最不愛聽的話，他給予漢王寵遇也有些出於無奈，“靖難”中為使漢王拚死出力，他曾暗示許以立儲，如今未能兌現，難免有所容讓。解縉卻偏要揭穿這件隱私，朱棣自然十分惱火，罵他“離間骨肉”。再加上朱高煦等人不斷進讒，解縉漸遭疏遠，最終成為這場奪嫡鬥爭的犧牲品。
據《明史》記述，“四年賜黃淮等五人二品紗羅衣，而不及縉”。似乎由此而表現出矛盾公開化。但據《明太宗
第蘭輯曆史人物對聯史話實錄》記，永樂四年（1406)三月初一，朱棣親臨太學致祭奠禮，同一天，“賜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六員二品金織羅衣各一襲”。這是解縉在朝時最後一次獲賜衣。第二年再賜黃淮等人西洋及高麗布時，解縉已出為廣西參議。
解縉,的出任是很突然的。永樂四年（1406)三月，他還主持了會試和廷試，他同祭酒胡儼一同去觀放進士榜時，還在一起開玩笑，說：“大丈夫必得黃榜書名可耳。”因為胡儼不是甲科出身，胡儼也開玩笑相譏道：“彼固亦有僥幸得之。”此後便發生了解縉反對出兵安南之事。
如果說解縉在立嫡問題上的所為還是針對漢王其人的話，那麼反對出兵安南則是與朱棣直接的矛盾，而朱高煦等人則將解縉立儲之議傳播開來，並反告解縉泄禁中語，書生氣十足的解縉便抵擋不住了。這些才是解解縉被出任外職的直接原因，至於說他廷試讀卷不公，則隻是找尋借口罷了。也有人說此事與黃淮有關，黃淮“量頗隘，同列有小過，輒以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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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慘死獄中
永樂五年（1407)二月，解縉出任廣西布政司右參議，離開了內閣近侍的位置。這是一次很奇特的改任，帶有明顯的貶默性質，因此史書中大都將此記為“滴貶”。但是《明太宗實錄》中用了一個“黝”字，這似乎更準確些，因為解縉是從正五品的翰林學士出任從四品的布政司參議，從任官品秩變化看，還不能說是滴貶。當時胡儼也由內閣改任祭酒，這二者當然不能相比，但明朝的史家則將他們並記為閣臣外任的例子。像解縉這樣一個書生氣十足而又樹敵頗多的人，一旦離開近侍的位置，他的厄運也就開始了。
解縉整裝上路，禮部郎中李至剛卻又告他“怨望”。解縉雖然也可能會有些牢騷不羈之辭，但李至剛的做法則是明顯的報複。當初朱棣曾書寫了一些廷臣名字讓解解縉評論，他一一作了實事求是的評論。別人大都有讚有貶，惟獨對李至剛，隻是“誕而附勢，雖才不端”，基本上否定了。李至剛的報複使解縉被改官交祉，督響化州。關於這次改任交阻的記述有些含混，因為直到這一年六月初一才正式設置交阻布政使司，解給卻不可能拖延到六月再行，因此當時解縉很可能是以廣西布政司參議的身份去督響化州。解縉似乎也並不在意這次出任，離開朝廷反而使他恢複了文人性格。他在交趾三年，除去公務之外，依然是撰文賦詩，與友人唱和。
永樂八年（1410)解縉人京奏事，當時正值朱棣北征，未在京師，他渴見過監國的太子朱高熾後便回交趾去了。朱棣是十一月回到京師的，漢王朱高煦便告解縉“伺上外出，私勤太子，徑歸，無人臣禮”。漢王的目的在攻擊太子，但結果是置解縉於死地。朱棣早在永樂七年（1409)二月便已離開京師前往北京，解縉不應不知道，他卻在第二年赴京，又恰恰在朱棣歸京師前夕離去，這一巧合也給漢王的誣陷提供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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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縉離京後，道由江西、廣東往交趾，一路上同翰林檢討王偶遊覽山川名勝，吟詩作賦，甚至為人撰寫墓誌，絲毫沒有預感到禍之將臨。途經廣東時，因交通不便，他又忽萌開鑿贛江（章江）的念頭，並且寫成奏疏上呈。朱棣回京後，得到朱高煦的奏報已經十分惱怒，隨即又接到解縉請鑿贛江的奏疏，他怒道：“人臣受事輒引而避去，乃更欲勞民如此！”命逮解縉、王傅下詔獄。這是永樂九年（1411)六月，解縉的仕宦生涯結束了，從此開始了他長達三年半的獄囚生活。
解縉初人獄時曾遭到嚴刑拷打，因而輾轉牽連到大理丞湯宗，宗人府經曆高得腸，中允李貫，讚善王汝玉，編修朱絨，檢討蔣驥、潘散、蕭引高及李至剛等人，都被逮人獄。王偶、王汝玉、李貫、朱絨、蕭引高、高得腸等人先後痰死獄中。
掌錦衣衛詔獄的都指揮金事紀綱是個凶殘的酷吏，但他是諸生出身，頗好風雅，對解縉的才學久有所聞，漸漸與他熟識起來，解縉在獄中便不再多吃苦頭。按照解解縉的性格，這獄中三年應該有不少詩文之作，但文集中卻鮮有所見，隻有一篇《翰林藍君日省墓誌銘》，從行文中可知作於永樂十一年（1413)，正是他在詔獄中時。另有一首題為《憂患中寄友》的詩寫道：“手扶日月歸真主，淚灑乾坤望掖庭。身死願為陵下草，春風常護萬年青。”可能也是獄中之作。
永樂十三年（1415)正月十五日，朱棣在午門與群臣觀燈時發生火災，都督馬旺被燒死。幾天後，朱棣照例下吉水曆史人物對聯作品輯錄令鐲赦修省。大概紀綱認為這是解絡獲釋的機會，在上錦衣衛囚籍時，將他的名字一起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