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可真會捉弄人，挨批挨鬥受處分的疙瘩還在心裏堵著，怎麼轉眼又成了“紅色青年”，又穿軍裝又當排長，生活的戲劇性跟鬧著玩兒一樣。而且我還吐過血，為什麼體檢沒有查出來？我受過處分且家庭出身不好，政審又是怎麼通過的？想來想去隻能有一種解釋：當國家急需的時候，枝節就變得不重要了，一切都要服從急需。誰讓你趕上了這一撥兒呢？就像江心的一片樹葉，水流的方向就是你的方向，想擋都擋不住。
我在部隊裏幹得也不錯，並從1960年冬天開始公開發表散文、故事，為部隊文藝演出隊編寫各種節目，1965年發表第一篇小說。正當我做著升官夢的時候，升官的政審卻沒有合格，問題還是卡在富農出身上。既有現在，何必當初？此一時，彼一時，當初是國家急需，現在國家不急需了這個玩笑可幵得有些過分。
我心灰意冷，對自己的前途和未來的生活不再抱任何希望，覺得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生活所戲弄、所欺騙。於是也就不想再回到大城市的天津，便帶著部隊發給的複員費和全部證件坐上了西去的列車。想當然地認為憑我的製圖技術，到新疆勘測大隊當一名測繪員綽綽有餘。在蘭州倒車的時候，躺在凳子上睡著了，小偷偷走了我裝著全部證件和錢的背包，還相中了我腳上的一雙新球鞋，已經脫下了一隻，在脫第二隻的時候我醒了。可想而知，我一隻腳光著，一隻腳上的鞋帶已經鬆開，是不可能追得上小偷的。最後走投無路，找到了甘肅的“榮複轉退軍人安置辦公室，他們給海軍打電話核實確有我這麼一號，就給我買了回北京的車票，還找來一雙半舊的球鞋讓我換上。就這樣我狼狽不堪地又回到海軍部隊，部隊重新為我補發了所有證件，怕我自己再去亂找職業，就直接把我送回原來的工廠了。
轉了一大圈兒又回來了，跟我一起進廠的老同學們，有的當了中層幹部，有的當了工段長，在專業技術上我已經不能跟他們比了，工資也比他們低一到兩級。而且，他們大都結婚成家，有了孩子，每天—進家門就有人叫好聽的。陰差陽錯，我把什麼都耽誤了，隻獲得了一個帶有貶義的稱號：“大兵”。有人在喊我大兵”的時候還在前麵加個“傻”字。意思很明確，老大不小了，什麼都不是，整個傻到家了！傻就傻唄，比起那些什麼好事都沒耽誤的精明人，我的閱曆豐富，見的世麵多，這恰好對創作有幫助。寫作本來就是想把自己變成一個與自己不同的人，尋找另一個自我，這需要調動自己的全部生話，當然生活越豐富就越好。古人講，從來無所羨慕者不做書，無所怨恨者不做書，非親身經曆做書也不能感人。我像著了魔，把所有業餘時間都用上了還不夠，就經常下班後一幹一個通宵。不幸的是文化大動亂很快開始了，仿佛一夜之間全國的文學期刊都撤消了，有好心的編輯把原來準備發表的我的小說校樣都寄給了我，有近十篇之多……這份打擊也不輕，它狠狠地掐斷了我想在創作上搞出點名堂的念頭。再加上我當過廠長的秘書，在四清工作隊”幫過忙，理所當然地被打成保皇派和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筆杆子”，在接受了一場萬人（當時廠裏有一萬五千名職工）批判的大會之後，被押到生產第一線監督勞動。由此，我的腦子裏也變得單純了，什麼好高騖遠的想法都沒有了，隻剩下一個念頭：活著。像其他人一樣幹活吃飯，接受家裏的安排，結婚成家。
這實際上再一次成全了我，從最低一級的工人幹起，一幹就是十年。後來完全憑借自己的技術實力當上了生產工段長，不久又成了一個擁有一千三百多名員工的大車間的主任。生存環境稍一改善，文學的神經又癢癢了，1976年在複刊的《人民文學》第一期上發表了短篇小說《機電局長的一天》。不想這篇小說很快就被打成大毒草，在全國批倒批臭，常有造反鬥士打上門來，天天折騰得我心慌意亂。而且批判沒完沒了，還不斷升級，我精神乃至生活上的壓力越來越大，暗自揣摩自己的命運可能和寫作犯頂，隻要不放棄手裏的筆，命途就會老是多災多難。於是，我又沉寂下來。渴望，憂慮，寫作會遭罪，不寫又難受。但總的說，不寫的痛苦更大於寫的痛苦。此時我得了慢性腸炎。說來也怪，挨批挨鬥是神經緊張5神經係統沒有出事，處於消化係統下梢的結腸倒出了毛病。
三年後，發表了《喬廠長上任記》。我所生活的城市市委機關報對它連續發表了十四塊版的批判文章，當時的市委一位領導在全市最大的劇場第一工人文化宮，動員計劃生育和植樹造林，卻把大部分時間用來批判這篇小說。這自然又鬧成了一個事件，工會主席回廠傳達的時候說：“蔣子龍不光自己種毒草，還幹擾破壞全市的植樹造林和計劃生育……”偏巧在全國短篇小說評選中它又得票最高，這使評委會為難了：是該批判呢，還是該得獎？後來我看到一份《文化簡報》，上麵摘錄了一段胡耀邦對這個小說的評價。我想這可能是那場風波表麵上平息下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