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們說孔子在那時代的種種主張都無異於“癡人說夢”，他確實是一位“癡人”。癡人往往是因情深而癡。孔子就是這樣。因情而癡的孔子常常沉湎在過去的懷想之中，他向往那偉大的時代；敬仰那些偉大的人物，如文王、武王、周公；傾慕那偉大的禮樂文化及其偉大的世俗成就，他追隨著，但卻發現它們漸漸遠去，成為飄渺的夢或沉重的廢墟。“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可是周朝已無可奈何花落去。“逝者如斯夫！”是的，任你落花有意，怎奈流水無情？而一往情深正是孔子的性情特征。是的，我們說他是曆史學家，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毋寧說他是一位時代抒情者，抒得動情，感人。在一個抽象的、冷酷的、沉悶的老子之後，出現一個一往情深，感懷萬端的孔子，確實也是很合乎曆史邏輯的。孔子對世事比老子認真，有理想且執著，不同於老子的世故。但在另一方麵，他又比老子寬厚，內心比老子陽光，易於被感動，並能在人間自得其樂，如果今天鄰居沒死人，自己又沒有特別的碰壁，他便會快快活活過一天。他熱愛藝術，要求沉湎於音樂與詩歌，他更有詩人情性。所以，如果說老子讓我們在他的深刻麵前倍感壓力沉重與冰冷，那麼，孔子則讓我們在他的溫情麵前，感受到一種溫軟，一種熨貼，這實在是讓我們大大鬆了一口氣，曆史終於在絕望中咧口而哭出了聲，一些可怕的心理能量在孔子的歌哭、幽默、感喟中被釋放了。孔子與老子的區別還不僅在性情上。老子是一個絕望的否定主義者，而孔子則是一個樂觀的理想主義者。他的世界“大國”的霖比起老子的“小國寡民”的原始村落，區別豈止是一“大”，一“小”。更本質的，還在於孔子對人性是溫和的回護的，而老子對人性則是恐懼的，否定的。所以，老子以出關而去表示了他對社會，甚至對人類的棄絕——我們可以說他是自絕於社會和時代；而孔子則終生與這個社會相廝守，恩恩怨怨，卻無怨無悔。他的卓絕的努力，使一些無序的暴力變成了有目的有方向的努力與企望，他使天下英雄入於他的彀中，並帶著這些社會精英致力於建構新的理想。當混亂的曆史有了理想與方向時，混亂就不再是一無是處，相反，倒往往顯示出一種蓬蓬勃勃、生機無窮的魅力。春秋戰國時代固然是一個血與火的時代，是骨肉碰鈍了刀劍的時代，這是那些混戰的諸侯們一手讚成的時代。但同時，它不也是一個充滿理想，充滿激情，充滿公理仁德的時代嗎？誰開辟了這樣的時代？是孔子。老子與周朝一同隨夕陽而去，孔子卻與那些混世魔王的伯霸諸侯們一同出現：一邊是殘忍，一邊是仁慈，一邊是混亂，一邊是寧靜，一邊是帶血的屠刀，一邊是如椽的巨筆。一邊爭奪的土地珍寶子女玉帛，一邊爭鳴的是禮義廉恥道德文化。誰是這個時代的主宰？誰預示著未來的方向？我們當然可以說是槍杆子裏出政權，刀把子掌管著印把子，但有一種力量，可能更其偉大。韓非曾嘲笑孔子憑自己的德行隻能聚集七十子之徒，而魯哀公這樣的下等君主卻能憑權勢得到一國主之人的服從。但是，曆史真的是由這些盲從的群氓所造就，還是由如七十子之徒這樣的精英人物所引導？非常具有象征意義的是，當孔子和弟子們周遊列國的時候，他自己駕車。他確實是在駕著這個時代的馬車。弟子們在車上或呼呼大睡或哈欠連天，一臉迷惆與懷疑，隻有他永遠目光炯炯，自信目標就在前方。有一次，在一條的小河邊他們找不到渡口了。遠處的水田中有兩人在耕作，子路便上前去打問。其中的一個細長個子卻不回答子路的詢問，而是反問子路：“那個執韁繩的人是誰？”子路恭敬地回答：“是孔丘。”“是魯國的那個孔丘嗎？”
子路答：“是”。細高個冷冷的就來了一句：“既然是魯國的那個孔丘，他應該知道渡口在哪裏嘛”。顯然孔子知名度頗高，在但是的知識界已卓有名聲，並且大家都了解他的行為與追求。這位細高個說的“他該知道渡口在哪裏”，是一句語含諷刺與勸戒的雙關語：他應該知道去走什麼樣的路。沒奈何，子路隻能按捺住火氣，轉過身去問另一位，魁梧雄桀的大塊頭。大塊頭也反問子路：“你是誰？”子路仍然是恭敬地回答：“我是仲由。”“你是孔丘的門徒嗎？”“是。”現在又輪到大塊頭來教訓子路了：“天下混亂，舉世皆然。誰能改變這種局麵？我看你身體強壯，稼穡耕種，力可勝任。為何不努力努力，使自己做個好莊稼漢？與其跟隨孔子這樣的避人之士東奔西走，唇鼓搖舌，倒不如跟隨我們這些避世之士，躬耕壟畝！”要明白這桀溺的話，還得先解釋兩個詞：避人與避世。什麼叫“避人”呢？
避人就是擇人，就是避開昏庸無道的諸侯，而去尋找能聽從自己主張的所謂明君，從而借世俗權力實現治國安民的理想。良禽擇木而棲，賢才擇主而事，孔子他犧犧惶惶的馬車在諸侯列國之間奔走來往，就是要避開身後的昏君而去尋找前麵的明君。所以，桀溺把孔子看作是“避人之士”。什麼是“避世”？在“避人”的基礎上再跨一步，認定天下不可能有什麼諸侯還能與他一起改變這世界，於是徹底冷了心，閉了眼，徹底絕望，自己既無力改變世界，也無世俗權力可借用，隻好唯保自己的清白，回到田園中去，回到自己的內心中去，告別都市、政治與熙熙攘攘的外部世界，就叫避世。子路碰到的這兩位，就自稱“避世之士”，而顯示與孔子的不同，並表示自己在智慧上比孔子高明，在道德上比孔子高潔。子路本很強亢驕傲，卻被這兩人教訓得啞口無言，垂頭喪氣地回來向孔子彙報。孔子聽完，頗觸動心中痛楚，誰說這兩位隱士說得不對呢？這不也是孔子自已內心中常有的感觸嗎？但他曆盡艱辛，學而不厭，“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難道就此卷而懷之嗎？他有教無類，誨人不倦，門徒三千，賢者七十二，難得就是為了培養一批隱士，或者懂文化的農夫嗎？
為了理想，他堅定的，仁以為己任，他是弘毅的：“人總不能與鳥獸一起生活在山林之中吧，我不和芸芸眾生生活在一起，與他們共享歡樂共擔不幸，我又能和誰生活在一起呢？他們說天下無道，但“天下無道”正是我們介入世界為公理而戰的理由，而不是我們退避的借口。不正因為天下混亂無道，才需要我們去承擔責任嗎？假如天下有道，我孔丘難道還會介入其中試圖改變什麼嗎？”司馬遷在《孔子世家》中複述了《論語》中的這個故事。顯然司馬遷並不是因為看期故事性更適合傳記的文風而加以選期。這裏麵有孔子的精神與人格，也有孔子的無奈與執著，有孔子的偉大處，亦有孔子的虛弱處。兩千多年了，那條湯湯小河邊發生的爭論就好象發生在昨天。這幾個人好象還在我們身邊。我尤其為孔子感動。他犧惶而寂寞，迷惘而執拗。“誌於道”的人越來越少了，不少人順應潮流，從而成了新貴；又有不少人冷了心，折斷寶劍為鋤犁，平戎策換得種樹書。望望眼前，路漫漫其修遠兮，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明君何在道不行；看看身後，追隨者漸漸寥落還漸漸墮落，未見好德如好色。這位可敬可歎的老人，想憑自己個人的德行與魅力來聚集一批年青人，讓他們傳道義之火，文化之火；解民於倒懸，匡世於既顛，但他們的行為，漸漸成為人們眼中的另類，異己，甚至異端。他的不合時宜無論在他身後，比如今天，一直受人嘲弄，即便在他生前，便已受到當時人的冷眼。但孔子讓人尊敬也正在此。他的偉大正在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殉道精神。“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三軍可以更改主帥，匹夫卻不能逼他改變誌向）。匹夫尚且不能奪誌，更何況聖人之誌，得天地浩然正氣，至大至剛，豈可屈撓？
天下一團漆黑了，“適者生存”的原則下，不少原先追求光明的人也練就了貓頭鷹的眼睛，從適應黑暗而進於喜歡黑暗，為黑暗辯護，他們把這稱為提高了覺悟和認識，並且得道似的沾沾自喜於在黑森林中占據了一棵枝丫，又轉過頭來嘲笑別人不知變通，這可是古往今來的共同景觀，我們常說，以史為鑒，博古知今，豈不知，從今天的情形也可想象古人的情形。有多少所謂的“士”，在“朝三暮四”的橡栗麵前，就變成了到處去講演“純學問”“學者”、“專家”、“教授”？甚至他的學生，都一個接一個的在體製之內謀到了一席之地而人五人六了，（順便說一下，中國曆史上的第一批博士導師，大都是孔子的後子。）而孔子，這位衰弱的老人卻在那裏一意孤行！敢於一意孤行的人必有大精神，大人格。一位楚地的狂生曾經警告過孔子：（你過去糊塗就算了，以後你可改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現在追隨政治危險得很啦！）“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但政治危險，是我們放棄倫理類責任的政黨理由嗎？置天下蒼生於不顧，聽任他們受暴政的煎熬，自己閉門養神，這種行為真的是“修養高深”的體現嗎？為什麼我們總是有一些小文人鼓吹這樣的所謂“人生境界”？“政者，正也”——這個“正”，既是名詞，正義；也是形容詞，正義的——從而一切不正的——包括所謂的“政治係統”——都不是“政治”，而是邪惡。還是動詞，矯正，對暴政的矯正，對黑暗政治的更正。所以孔子莊嚴宣告：“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種偉大的精神豈是那些營營苟苟的小文人所能理解的。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有一種極古怪的現象，那就是人格理想與倫理責任的分離。最受人敬仰的人格乃是那些在天下苦難麵前卷而懷之，閉目養神的隱君子！他們的倫理關懷哪裏去了？他們的道德痛苦哪裏去了？作為知識分子，他們的基本人道精神哪裏去了？
難道我們不應該要求知識分子以起碼的價值關懷嗎？但我們卻偏偏認為他們是涵養最高的人！人們從來不問他們的倫理關懷與人文精神。比如在當代，我們總是看到一些小文撰文沾沾自喜自己在中年或什麼年之後，對“不平之事”和“社會醜惡現象”也能心平氣和了。他們自喜於自己境界的上升，但孰不知這正是墮落！且日趨下流並成為醜惡的一部分？！魯迅禁不住對這種人怒形於色：泰山崩，黃河溢，隱士目無見，耳無聞！一個人讓人尊敬是有條件的。在孔子那裏，在他的學說之中，那種古典的崇高確實讓我們這些聰明機靈的後來人愈顯下流而無恥。上麵長沮、桀溺兩位隱士諷刺孔子，從政治黑暗立論還有些憤世嫉俗的道理。而下麵這位“老男人”對孔子的批評竟從推崇“體力勞動”立論，很讓人就莫名其妙了：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耘）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子路曰：“不仕無義。……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論語·微子》篇中記錄了這一段有趣又無趣的對話。有趣無趣都因為這段對話中，這個“丈人”——我譯為“老男人”——的立論頗為荒謬。但正是這頗為荒謬的立論：“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後來成為不少人批評孔子的口實。（事實上，這位丈人批評的是子路）是的，在一個小農意識很濃厚的國家裏，這種情形較易發生，並且較易引來陣陣喝采。甚至人們還能這樣想：你孔子四肢不勤勞，五穀分不清，你連一個農夫都比不上。這種毫無邏輯性的說法會引來更多的喝采，因為很多人一下子從孔子的缺點中找回了自己的自信心。但我要說，這種批評的荒謬性太明顯了。這類荒謬思維的可笑至少從孟子開始，就已經被清除了。孟子在對農家許行的批判中，已充分顯示了這種思維的簡陋與荒唐。我們必須分給陳景潤一塊自留地，由他自己播種，收獲，磨粉，蒸饅頭，吃下去，然後再去桌子邊證他的哥達巴赫猜想嗎？如果不是這樣，他即使證出了１＋２，由於他不會蒸饅頭，於是我們就鄙夷他連一個饅頭師傅都不如嗎？我這問法並不是蠻不講理的。二十多年前，我們就這麼幹過。那麼多的“幹校”是幹什麼的？吾國吾民中，在這種思維層次上的人實在太多。如果我們告訴他，由於他不會偷竊，他連小偷也比不上，他會氣得半死，但他就是找不出你邏輯上的毛病在哪裏。“幹校”之設立，其基礎就是這種邏輯。樊遲問稼問為圃，孔子怒不可遏，甚至在背後罵他是“小人”。又有不少人說這是孔子輕視體力勞動，現在的某些大學教材上就有這種說法。注意，是“大學”教材啊！我們在“大學”中，還是要受這種簡陋思維的侮辱。問如何種菜種小麥，需要問孔子嗎？孔子的回答：“我不如老農民，我不如老菜農“，已經說得很明白了：你樊遲要學這些，你何必到我這兒來？你去問老農即是。要學醃泡菜蒸饅頭切土豆絲，需要去中科院問博士生導師嗎？你找一個胖大嫂或小媳婦即可。
以上的問題還在於，培養一個老農易，至少在孔子那時，還不提倡科學種田時是這樣。那時候就沒有什麼農業技術學校，但遍地是老農在種麥子種大頭菜。培養一個知識分子就難了。孔子的時代，傳播知識，提高人口素質，似乎比自已去親自參加勞動更迫切。所以，孔子的這些言行，與輕視體力勞動如何扯得上。這一位“植其杖而芸（耘）”的“丈人”，耘來耘去，也就那一畝二分地，所養活的，不過就是他自己及家人，他所負荷者，不過一蓧，與孔子之任重道遠，怎麼相比？
當然勞動致富，勤儉持家養活家人，也挺好，但顯然還不至於因此就有了貶低其他事業的資本與道德支持。這世界很大，人很多，有抵抗英軍，贏得美國獨立的華盛頓，也有在家裏地裏挖土豆的華盛頓弟弟。一個母親兩個兒，華盛頓固不必以自己的業績驕弟，其弟也不能以自己挖出的土豆來嘲笑華盛頓。何況，二者固然不必接受道德上的伯仲之分，但華盛頓要完成的事業，比之挖土豆，其所負荷的責任所承擔的重壓，當有天壤之別，需要更多的個人付出與努力，需要更多的能力與素質，並且給更多的人（包括挖土豆的弟弟）帶來福祉，則毋容置疑從這個角度講，這個老男人，四體再勤，五穀再清，卻仍然不能與孔子比。他自已言行能夠傳留後世，還是沾的孔子的光呢。孔子所耕耘的是什麼荒？是文化之荒！所培養的是什麼苗？文化之苗！柳詒徵《中國文化史》雲：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孔子所給予我們這個民族的，甚至全世界的，又如何能估量？
又如何是小農思想滿腦子的人所能理喻、所能批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