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五章(1 / 3)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黥麵、割鼻、斬足、割生殖器、砍頭),論腰斬鹹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複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這兒提到了他的中子。那個做三川守,為父親轟轟烈烈排場炫人地做壽的長子李由呢?——幾乎同時,被項羽和劉邦斬殺在雍丘。

一年以後,二世三年八月,趙高逼殺二世。

九月,立子嬰,“天下”小得不能再稱皇帝,改稱王。子嬰計殺趙高。

十月,劉邦入鹹陽。子嬰肉袒出降。

十二月,項羽入關,殺子嬰,屠燒鹹陽。

三個月的綿延大火過後,白茫茫大地真幹淨。

沒有了老鼠,也沒有了倉。

屈原:無路可走

《離騷》者……蟬蛻濁穢之中,浮遊塵埃之外,白爵然泥而不滓。推其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劉安《離騷傳》

有路可走,卒歸於無路可走,屈子是也;無路可走,卒歸於有路可走,莊子是也——劉熙載《藝概》

非死為難,處死為難。屈原雖死,猶不死也洪興祖《離騷·後敘·補注》屈原不好寫。我幾次動筆都歎口氣放下了。寫屈原的困難在於,我們不知道哪些東西是他的,哪些東西不是他的,這不僅指他的作品,也指人們指認給他的那些思想、性情、性格。是的,屈原是一個“箭垛式人物“)胡適語),我們後人附會給他的東西太多,在中國古代人物中,沒有一個人象屈原那樣,被後人隨已意或隨時代需要而加進去那麼多東西。我們固然可以因此說,屈原是一部大書,每個讀者都可以從中讀出自己的東西,每個讀者都可以按自己的理解與邏輯來認識屈原,但屈原也因此麵目全非,或千人千麵,如同一千個讀者的一千個哈姆萊特。屈原的生平留給我們太多的盲點與疑點,為他作傳的司馬遷情緒激動,心潮起伏,不能心平氣和地記錄他的身世行蹤,大段的主觀抒情議論占據了不長的篇幅。司馬遷可能意識到,對於屈原來說,他的精神遠比他的生平事功更重要。由此,後來的屈原研讀者隻在乎自己的理解能夠自圓其說,不自相矛盾,能構成一個可理解的自我體係。這樣做事實上也並無不妥。曆史的本體本來就是不存在的,不可複現的,存在的隻是我們對曆史的認識,更何況疑竇叢生的屈原?韓非曾疑惑地說,孔墨死後,其不同的後學都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複生,誰能定孔墨之是非?我們也可以說,屈原不可複生,我們誰又能定屈原之是非?不同的讀者有不同的屈原,屈原的內涵也因為有了這些附著,而越來越豐富,其影響也越來越深巨。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屈原是一個滾雪球式的人物。

最近我讀了西北師大趙逵夫先生的兩本有關屈原的著作:《屈原和他的時代》和《屈騷探幽》。這是我所讀過的有關屈原的最紮實的著作。趙先生是嚴謹而深刻的學者,他從對文本的認真研讀,給了我一個實實在在的屈原。反觀我以前讀過的一些有關屈原的著作,總覺得主觀的東西較多,有些結論即便淺陋如我,也能看出其破綻。而趙先生的著作使我對屈原的感覺踏實起來。作為一個古典文學的教學者和研究者,我以前一直彷彷徨徨的繞開屈原,不敢按近他,因為圍繞他的霧氣太朦朧,我不知道他的核心在哪裏。有些曆史人物往往隱身在重重黑暗之中,等待著後人智慧的光芒照徹他們,使他們重新熠熠生輝。趙先生的兩本書,洞幽燭微,屈原開始走出重重大霧。在讀完趙先生的兩本著作後,我感覺我能說一些話了。

我覺得,屈原之影響中國曆史,不在於他的思想,也不在於他的事功。這兩點他都不突出。他的思想—美政,在《離騷》中也隻有“舉賢而授能”“循繩墨而不頗”以及效法先王幾條,空洞而且沒有原創性。他的事功更隻是曇花一現,還沒開始便夭折。以至於在先秦典籍中根本就沒有他的名字。趙逵夫先生獨具隻眼地在《戰國策·楚策一》“張儀相秦謂昭睢”一節中,考證出該段文字中的“有人”即是屈原,從而證明了先秦確有屈原其人。但這也恰好證明了屈原在先秦之無名望無影響,以至《戰國策》中以“有人”來代稱他。如果沒有他精彩絕豔的楚辭,他極可能淹沒在曆史的塵沙之中,連同他的痛苦、不幸與委屈。

屈原之影響後代,乃是因為他的失敗。這是個人對曆史的失敗,個性對社會的失敗,理想對現實的失敗。屈原在他的作品裏)主要在《離騷》和《九章》裏)淋漓地展現了這種失敗。可以說,在中國曆史上,這是第一次有關獨特的個人與社會、曆史發生衝突並遭致慘痛毀滅的記錄。在此之前的諸子及所謂儒家的六經,都隻是對所謂社會秩序曆史規律的認知—包括價值認同,並沒給獨特個體及個性留多少餘地,而《詩經》中的為數不多的個性痛苦)指個體在社會體製中的感覺記錄)也因“怨而不怒,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而黯淡無光。比屈原稍前的莊周已經看出了個性與社會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和衝突的必然性,同時他也悲觀地認識到在這場正麵衝突中失敗的一方隻能是個性。故而他避開了社會冷酷的鋒芒,避免與之發生衝突,他幾乎是不戰而退。而比屈原稍後的荀子)注意這三人都與楚文化有關係),則是通過對人性的否定,進而否定個性,否定獨特個體的道德價值,或者說,否定個體在社會秩序之外的獨立價值。)請參閱韓非子一篇),唯獨屈子,既要堅持個性,又要堅持以自己的個性去改變世界,以個性的溫熱去融化那冷酷的秩序。因此,他的失敗是一次意味深長的曆史事件。也是人類永恒的悲劇。甚至我們可以把他的作品看成是有關人類自由、幸福的啟示錄。

他以至善至美的古聖賢作自己立身行事的榜樣—天真的屈子並不知道,這些古人的“至善至美”是後人的想像甚至是有意的欺騙,他更不能知道,至善至美往往便不能與現實並存,因為至善至美便不能寬容。聰明的莊子看穿了這種曆史騙局,他推倒一切聖賢,把他們通通置於他的戲侮之下;犀利的韓非更是從唯物的角度拆穿儒家的美化,把古人推下神壇。而屈原對這些道德幻像則是真誠的信奉,甚至還把自己看成是古聖人的影子,並把自己當成是古聖人意誌的體現者。由此便出現了這樣的結果:他把君主應當“效法先王”的命題)這也是稍前於他的孟子的主張)不經意的就變成了君主應當“聽信賢臣”,應當對賢臣信任,重用,守信而不改。因為這樣的臣子就是先王意誌的化身。“先王”由一種抽象的精神傳統具體為一個活生生的人,與君主對峙。屈原就是這樣與楚懷王對峙著。當然,與孟子一樣,他不能明白的還有,道德模範式的聖人及其個人魅力決不是現行體製的對手!所謂的“法先王”,不過是一種幼稚而天真的願望而已!

當楚懷王背棄“成言”,“悔遁而有他”)離騷)的時候,屈原才發現,“君可思而不可恃”)惜誦)這時他感受到了個人在體製中的委屈與孤獨。《惜誦》一篇所傾訴的就是這種委屈與孤獨。甚至他認定一國之中沒有一個人能理解他,“舉世皆醉我獨醒,舉世皆濁我獨清“)《漁父》),他慨歎“人之心不與吾心同”)《抽思》)至此,他就把自己放在整個世界的對立麵去了,不僅是一個壅君,幾個奸臣小人,而是所有人。一個人站到所有人的對立麵是什麼結果?可悲的是,屈原在為大多數人謀福利,但大多數人並不能對他援之以手—姐姐罵他,不支持他,還要他屈服,太卜鄭詹尹很有分寸地緘口不言,漁父甚至對著他“莞爾而笑”,唱了一曲“清斯濯纓,濁斯濯足”來諷諭他,然後是“不複與言”。在別人的眼裏,他太固執,太鑽牛角尖,不容易對話與溝通。屈原就隻能死在孤獨之中,死在壅君的昏憒、奸人的險惡以及大眾的沉默中了。

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趙逵夫先生認為《離騷》中的“求女”,乃是“求知音”,而“無女“當然也就是無知音,屈原筆下的“求女”都是失敗的。屈原的知音在後代,而不在當代。他的最早的知音大約是賈誼,一個年輕有為而又多愁善感情緒不穩的書生,天才政治家,當然也同屈原一樣,是一個失敗者。當他被貶為長沙王太傅時,過湘水,投書以吊屈原。後來司馬遷把他兩人合傳,不同時代又無學術承傳而合傳,除《刺客列傳》、《遊俠列傳》外僅此一例。顯然,這三種傳記,都取的是精神上的承傳,際遇的相似。我有時犯糊塗,不知道司馬遷是因了賈誼的遭際象屈原才把他續傳在屈原的後麵呢,還是因了要傳賈誼才想起此前還有一個更哀婉動人的屈原。我覺得後一種可能性大一些。是賈誼的追悼使屈原回到了人間。而此時,距屈原自沉汩羅,已是“百有餘年“了。

屈原也缺少孔墨孟荀等人的達觀。他畢竟不是冷靜從容的哲人,他是詩人。同時,他也缺少他們曾經有過的苦難磨煉。

當屈原二十歲行冠禮作《橘頌》時,他是何等儒雅自信,前途遠大。而孔孟等人此時還在社會底層掙紮,受盡白眼與辛酸。因而他們有韌性。他們不象屈原那樣高貴,孔孟都幹過一些賤人才幹的“鄙事”,當過吹鼓手、委吏、乘田,被人從宴席中趕出來。而墨子本來就是“賤人”。

而屈原,他純潔無暇的貴族血統與心性使他無法麵對失敗。在失敗麵前他不能沉默,不能隱忍,不能迂回,不能無悶。他呼喊,他叫屈,他指責,他抗爭,於是他得到的是更大的打擊與蔑視,是別人對他的徹底的失望。

他撣去灰塵,保持自己的皓皓之白。他凜然地站地邪惡的對立麵,與他們劍拔弩張。一點也不含蓄,一點也不躲閃,一點也不講策略,他怒形於色。他給對方看他的傷口,以便對方知道他的仇恨與報複心切。他由此遭到邪惡的全麵徹底的攻擊,邪惡無法容忍他的存在,因為他把自己擺在與邪惡你死我活的關係中,邪惡即使僅僅為了自己的活,也要讓他死。

而屈原的偉大與可貴也正在這裏:

他不理解邪惡與不公。他無法和他們和平共處,哪怕是虛與委蛇。他謹持著他理想的絕對純潔。是的,他至死也不曾丟失一寸土地。他是代表獨特個體而與社會宣戰的最偉大最慘絕人寰的戰士。因為他的絕不讓步,這世界有可能免於全麵墮落。

而他的這種行為必然會遭到一些孱頭的批評。比如揚雄與班固。

揚雄看到了人性自身的弱點與功利趨避。他要個性收斂自己的光芒與芬芳,降低自己的精神品位,從而與世俗取齊。他認為與其與對方弄得魚死網破,倒不如以自己的苟活換得對方的寬容,或者,以自己對對方的寬容忍讓換得自己的苟活。他大概是在為自己附莽作辯護吧?)揚雄《反離騷》)

而班固,本來就是一個見識不高的人。他臧否人物往往持論乖謬得令人莫名其妙。他認為君上是不能批評的,小人也是不應該鬥爭的。而屈原則偏偏“責數懷王”,“競乎危國群小之間”,所以屈原簡直是咎由自取了!)班固《離騷序》)。我以為,班固對屈原的批評,如同青銅對鐵的批評,不,是青銅做就的,貴族手中把玩的酒器溺器,對鋼鐵鑄成的叛逆英雄手中青鋒長劍的批評!

屈原堅定地忠於自己的內心感受。屈原愛君、戀君,這隻是因為隻有楚懷王才能實現他的理想,對那個頃襄王,他就毫無思慕之情,因為他對這個憨大孱頭不抱任何希望。他是一個個性極強,意誌極強,脾氣也極壞的人,是一個極自尊的人。他的作品是“發憤以舒情”的產物,是無休無止的“怨”,“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劉安,司馬遷所標揭出來的,就是屈原的“怨君”及其合理性。而班固則隻承認屈原“忠君”,而不滿於他的“怨君”了。班固的這一改造,便是幾千年的沉沉大霧:由“忠君”)班固)到“忠國”)王夫之)再到現代的“忠民”。但我這裏要恢複屈原的本來麵目:他忠於自己,忠於自己的感覺,忠於自己的良心!

《九歌》是屈原生活以外的作品,體現的卻又恰是屈原內心的柔情。他本來應該生活在“九歌”的境界中的,他應該是“九歌”中的人物:浪漫、多情、敏感,詩意縱橫,文采斐然。《九章》是屈原生活的記錄,卻又是屈原內心中最無奈的境遇。《九歌》和《九章》實在是水火不相融的兩個世界:一個是柔情似水,佳期如夢;一個是煉獄之火,死去活來。屈原就掙紮在這兩個世界之中。一個最柔情的人碰到最冷酷的現實,最純潔的人落在最肮髒的泥塘。一個如此遵循心靈真實的人不得不應付現實的虛偽,一個如此熱愛真理與正義的人卻得不到真理與正義的庇護—是的,是我們以血肉之軀支撐著真理與正義,而不是真理與正義在支持著我們的事業!

屈原之死往往使我想起另一個楚人之死:項羽。兩人都是自殺,且都死在水邊:屈原自沉於汩羅之波,項羽自刎於烏江之畔。兩人都死於自己對別人的不寬容:項羽決不寬容秦人這兩人的死,可能暗示著,我們民族的一些真性情死了。我們民族最殷紅的血流失在水中,被衝淡了。

鄉願活著,滑頭活著,奸詐活著。他們使這個世界的生態更加惡化,更不適合人的生存。

屈原確實偏激。豈止是偏激,屈原還有許多別的缺點。但我總以為偏激的人往往有真性情。更重要的是,偏激的人往往不是小人—因為小人總是很圓通的。

況且,有缺點的戰士畢竟是戰士。

完美的蒼蠅終究是蒼蠅。

屈原是一個心性偏狹的人,是一個因為太純潔而偏狹的人。屈原是一個不穩重的人,是一個因為太多情而不穩重的人。他脆弱,卻是因為他太珍惜一些東西,在這一點上他又有真堅定,真強大。他也浮躁,因為他執著於理想而不能片刻安於現實。他在他的理想中陶醉著,時時被他的理想鼓舞著,以至有時失卻了現實感。他不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則正因為他有一切世俗“政治家”所不具有的那種政治熱情,以及對政治的信念—這一點他與孔子相同,他認定:政者,正也—不正的東西不是政治,政治手段應與政治目的一樣純潔無暇無懈可擊。就從這地方,他開始越來越不象“政治家”,並在現實政治中遭致失敗,但他無疑是我們理想中的大政治家,如周公、孫中山、華盛頓、林肯。無特操與性情的“詩人”往往成為政客,富於理想的政治家則往往成了真正的詩人。屈原就這樣由失敗的政治家變成了卓絕百代詩人,而且是一位浪漫的詩人。他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詩藝上,都不可能是寫實的。現實的土地上有那麼多的醜惡,他怎麼能在這上麵安然地生存,詩意地棲息?這當然又是“詩意地棲息”在現實大地之上的眾多當代詩人學者無法理喻的。他們不能望屈原的項背,但他們說他們是因為不屑。他們的生存智慧確實高出屈原。屈原“無路可走“)劉熙載語),自殺了,他們卻活著,並且越活越覺得四通八達,越活越有詩意。活著的人比死去的人有優勢:他們能說話,能搶占話筒,總能“變白以為黑,倒上以為下。”當黃鍾被毀棄的時候,瓦釜就開始雷鳴了。屈原與現實中的苦難勢不兩立,而他們卻能遊刃有餘,甚至與之搞合作,講互利,他們策高足,踞路津,在屈原與邪惡戰死的地方,他們開始討論幸福。

“孤危自死,社會依然,四語之中,涵深哀焉”)魯迅)

屈原死了,我們蒼白了。

魂兮歸來!

仲尼弟子:昨夜星辰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鹹為師傅,崇仁厲義

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

教興闕裏,道在耳鄧鄉。異能就列,秀士升堂。依仁遊藝,合誌同方——《史記》司馬貞索隱述讚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這是孔子談政治的話,透露著他的璀燦夢想:他多想能以德行安居政治中心,形成“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大一統”啊。可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在如此美好的夢中醒來,他內心一片迷惘。不過,“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孔子為人以德,其人格也如同北鬥星辰,而他的那些弟子,則正是拱衛在他周圍的燦爛群星,在那個篳路藍縷的洪荒時代,他們共同構成了吾民族頭頂上深邃而燦爛的天宇。這些昨夜的星辰,至今仍在那遙遠的地方閃爍,向我們送來他們意味深長的注視。

據孔子自己說,他的受業弟子中,身通六藝的有77人。這些都是一些極有思想,極有個性,極有血性的人。他們思慮深刻,情感豐富,個個生龍活虎,誌向遠大。他們無一絲小兒女態,無一絲求田問舍之想,他們跟隨孔子,顛沛為天下,在苦難中表演他們的風流,在艱苦中顯露他們的卓絕。他們並不完美,但他們追求完美,正如他們生活在充滿缺憾的時代,卻又堅定不移地追求理想的世界。他們並不崇高,但他們決不否定崇高,而是以此懸的,作為自己人生磨礪的旨歸。所以,盡管他們有種種缺點,種種不足,甚至不免偶然也有一些小人作態,但他們仍然可愛,可敬,他們的缺點與不足,正如子貢所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據孔子頗為得意的介紹,在弟子中,以德行見長的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以語言見長的有宰我,子貢;以政事見長的有冉有,季路;以文學)學問)見長的有子遊,子夏。這十人後人稱之為“孔門十哲”。其實,孔門高徒遠不止這個數,比如那個成就卓著的曾子曾參就不在此列。《史記.孔子世家》還記載,正由於孔子手下人才濟濟,反而使楚昭王有所顧忌,而不敢分封他土地,怕他有朝一日強大起來,危害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