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幹涉還遼，並不是意味著西方列強是真心誠意地要維護和捍衛中國的領土主權，相反，它卻是為三國進一步勒索滿清政府提供了“良好的借口”。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以沙俄、德國、法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掀起了瓜分中國狂潮的序幕。可是，滿清政府對三國的野心和企圖卻毫無察覺，相反，以慈禧太後和李鴻章為代表的主和派還把他們當成了“朋友”和“恩人”，對沙俄還產生了巨大的幻想，主張“一意聯絡俄人”，以牽製其他西方列強，求得一時的苟安和殘喘！
然而，曆史是無情的，也是十分殘酷的。還沒有等慈禧太後和李鴻章們從美夢中醒來，沙皇俄國、德國、法國、英國、日本、美國等西方列強便向腐朽無能的滿清政府張開了血盆大口，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
令滿清政府感到始料未及的是，最先向它張開血盆大口、最先向它勒索的竟然是被它視為“朋友”和“恩人”的沙皇俄國。正如列寧所說：“在1895年以後的這場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狂潮中，窮凶極惡的沙皇俄國政府恐怕是最先(向中國)伸出魔掌的。”它充當了可恥的瓜分中國的急先鋒的角色。
當清朝政府無力償還日本的巨額賠款，急需要向外國大舉外債的時候，沙皇俄國以“幹涉還遼”有功，強行阻攔了清朝向英國借款的意圖。1895年5月1日，沙俄外交大臣羅拔諾夫在會見清朝駐俄國使臣許景澄時就直言不諱地要挾道：“聞中國擬將償還費用借付日本，此事俄國戶部已籌良策，……乃聞欲向不肯合勸（還遼）之英國商借，頗覺詫異。特請代達國家，應先商俄國，方見交誼。”
在沙俄政府的逼迫之下，1895年7月6日，許景澄代表滿清政府在俄國的彼得堡與俄國、法國兩國簽訂了一項年利率為4厘、總額達4億法郎的貸款合同，並迫使清政府以海關收入作為抵押，俄國和法國通過這筆借款，乘機插手中國海關。從1896年以後，中國海關打破了由英國一國獨攬控製的局麵，增加了俄國、法國兩國的人員，形成了英國、法國、俄國三國爭奪控製中國海關的局麵。
為了在經濟、金融和財政上進一步控製滿清政府，與英國分庭抗禮。
1895年12月，沙皇俄國還在彼得堡蓄意成立了華俄道勝銀行，後來又在中國的上海、北京、天津、哈爾濱等地都設立了它的分支機構，實現它“鞏固俄國在華的經濟實力，以與英國之既得優勢對抗。”為了把沙俄的魔掌伸向中國東北，達到早日控製中國東北的企圖和陰謀，沙皇俄國加緊討論、策劃和修建中東鐵路，最後一致通過了由財政大臣維特提出的方案：即從赤塔以東進入滿洲裏，斜穿通過黑龍江和吉林兩省，一直到達海參崴的（可以控製北滿）中東鐵路。再修築一條從哈爾濱到旅順、大連的可以控製南滿的南滿鐵路。
1895年8月，在沒有經過與清朝政府的批準與同意之後，仿佛如若無人之境，公然就派人去東北沿線勘察地形、地貌與線路，其霸道作風可見一斑！
沙皇俄國為什麼要急於修建這條鐵路呢？1896年4月12日，沙俄財政大臣維特在給沙皇的報告中赤裸裸地把他的自供狀描述得明白無誤，報告稱：“這條鐵路使得俄國能在任何時間內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軍事力量運到海參崴、滿洲、黃海海岸及離中國首都的近距離處。相當數目的俄國軍隊在上述據點的出現，一種可能性是大大增加俄國不僅在中國，並且在遠東的威信和影響，並將促進附屬於中國的部族和俄國的接近。”沙皇俄國的野心經過這樣一解釋，便昭然若揭，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原來，它不僅要控製中國，還要控製遠東的局勢。
沙皇俄國不僅想在海關、金融、經濟和軍事上控製中國，而且還企圖利用“共同防止日本侵略”的幌子，在政治上與中國結盟，並進一步牢牢地控製和操縱滿清政府，其野心之大，非同一般。
由此，我們可以這樣得出一個結論，在自古迄今的世界範圍內，除了大日本帝國以外，還找不出第二個能與之比肩的對中國還有如此居心叵測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