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烏托邦文學主題的拓展與文體的衍變，反烏托邦逐漸由“作為一種反對烏托邦假定的反映，發展成一種分離的、本身具有高度啟發性的文類”。作為烏托邦文學的分支和變異，如果說烏托邦文學表達了一種理想社會的整體構想，那麼反烏托邦文學旨在社會批判、政治諷刺和對人類未來陰鬱恐怖前景的描繪，以達到警示與反省的目的。繼1872年塞繆爾·巴特勒的《埃瑞璜》（Erehwon）開反烏托邦小說的先河（這本書的名字反過來讀就是“nowhere”，意為“沒有的地方”）之後，歐洲湧現了大量的反烏托邦小說，最為著名的是20世紀劄米亞金的《我們》、喬治·奧威爾的《1984》以及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三大烏托邦小說。它們以人道主義的名義反抗“個人”被集權、科技等各種國家機器戕殺的命運，從而宣告傳統理想主義烏托邦的全麵潰敗。隨著後現代主義曆史語境的到來，中國文學敘事也逐漸出現反烏托邦小說，這主要體現在90年代後崛起的先鋒小說中。先鋒派作為一代力圖保持生存感悟的作家，渴望自己的作品能與時代同構，並充當一個時代的代言人——說出一種對人類精神現狀的警醒。因此，反烏托邦成了先鋒小說家反精英主義的諷喻方式之一，它借助烏托邦精神的顛覆功能質問現存秩序的合理性，從而具有一種社會顛覆或離心式話語的功能。
與西方反烏托邦小說單一的、“向前看”的未來敘事不同，中國當代先鋒小說的反烏托邦呈現著多種時空交織一體的複雜景觀。王小波中篇小說《2010》的時間基本是指向未來的，它儼然是《美麗新世界》的中國版故事。文中設想的2010年的北戴河是一個由數盲症控製的世界。這裏秩序嚴謹、行為統一，人在日複一日、沒有變化的龐大機器裏機械地生活，但人們的思想意識、行為方式等又明顯挾帶著過去革命時代的濃重痕跡。劉震雲的《故鄉麵和花朵》打破單一的曆史視角表述一種整體性的人類“寓言”，文中雖然表明了1996年和2996年，但“幻想的實質既是指向未來，又是指向過去的，將過去、現實與未來交彙化合構成一個脫離時間的空間共時體”。1969年和1996年以及2996年這代表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三個時段膠著在一起。其實，這種膠合時間的真正意圖不在時間本身，而是敘述者借此表達對曆史敘述的抗爭和拆解，通過剝離時間的價值因素使時間以及那個年代本身不再具有任何實質性的作用。
文學是時代精神影像的投射與表達，對時代精神本相的概括是每一位有抱負的作家意欲建立的寫作向度。20世紀的結束和新世紀的開始令人們萌生諸多有關世紀的遐想，回首過去，對現代中國曆史種種烏托邦理想的全麵反思成為新世紀反烏托邦小說的主題。值得關注的是閻連科的《受活》（2003年）和格非的《人麵桃花》（2004年）。這兩部小說的意義不僅在於體現了當代文學中反烏托邦小說的獨特敘事風範，也為我們全麵認識烏托邦這一思想類型本身提供了一個新的維度。
閻連科的《受活》描述了一個耙耬山脈的村莊“受活”，那是“世界之外的一個村落”，一個被社會、文明遺棄的殘疾人所組成的鄉村。小說荒誕、殘酷，充滿熱烈、強勁的烏托邦精神和豐富的象喻色彩。敘述者以平民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姿態，將橫亙在受活人與圓全人兩類群體之間的差別或界限以無比殘酷甚至荒誕的形式（“絕術團”的表演方式）呈現出來，從而徹底解構曾經占據中國以及世界曆史相當時期的政治烏托邦，以及日益喧囂的消費時代為金錢狂歡的資本主義經濟烏托邦。圓全人與受活人兩類群體之間的關係令人聯想到赫胥黎《奇妙的新世界》中文明人與野蠻人。與“野蠻人”一樣，受活人之所以受製於圓全人而遭受物質和精神雙重潰敗的慘劇，肢體的殘疾僅僅是一種表象，具備人之為人的純潔、善良的本性才是他們慘遭文明人襲擊與放逐的真正原因。因此，重返受活莊的無政府主義烏托邦，“並不是‘桃花源’式的逃避和向往，也不是烏托邦式的構想，而是人類的無處逃遁，是麵對社會、文明的困境時，人最後的渴望和精神歸宿”。受活人在曆經文明人的擄掠與羞辱後隻能頹然地回到他們多年來蝸居的村莊。受活莊，是受活人以及現代人不得不回的“烏托邦”。
格非的《人麵桃花》對烏托邦以及中國烏托邦實踐展開了全麵反思。它綜合中國傳統以及民國時期中國革命的四種烏托邦形式——傳統士人陸侃的古典桃花源、近代革命者張季元的世界大同圖景、土匪王觀澄的另類“桃花源”以及混合三者理想的陸秀米的現代烏托邦，從人性欲望的視角探究烏托邦命題的合理與悖謬，從而深刻地揭示其遭遇全麵潰敗的內在根源及曆史動因。烏托邦遭遇潰敗的命運首先在於展開設想與實踐的主體是人。作為人，往往難以規避內心與生俱來的私心與欲望，難以完全放下心頭的“執念”，而“從扭曲的人性中造不出完全筆直的東西來”，因此，當摻雜諸多私心雜欲的烏托邦衝動付諸實踐時注定走向失敗或毀滅的結局。出於古詩“人麵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的“人麵”與“桃花”，分別代表兩個意味深長的符碼——革命與愛情。愛情總是難以掙脫欲望的糾纏，而革命不斷走向烏托邦、走向破滅的夢想，這似乎是一種人類曆史的宿命。其次，烏托邦存在著致命的缺陷，它不能僅僅是對彼岸的玄想，而必須試圖回答來自塵世的困惑和疑難。烏托邦主義者相信有一種普遍適用於任何人的正義之善，並希望通過某種手段來實現這種構想，但由於它匱乏人與世界之間的轉換，最終總是既沒有新的天堂，也沒有新的塵寰。陸侃要在普濟造一條風雨長廊，把村裏的每一戶人家都連接起來；張季元相信，在未來的社會中，每個人都享有絕對的平等與自由，“隻要他願意，他甚至可以和他的親妹妹結婚”；王觀澄在花家舍用巧取豪奪的方式建造了一座四通八達、家家相連的長廊，甚至複活了陶淵明的世外桃源之夢。而在陸秀米的烏托邦社會裏，人們不僅土地共有、財產平均，日常生活整齊劃一，就是“照到屋子裏的陽光一樣多，落到每戶人家屋頂上的雨雪一樣多”。這些烏托邦構想均以極端的方式抹殺個體差異而喪失實現的可能，因為，倘若果真實現“每個人笑容都一樣多，甚至就連做的夢都一樣”，那麼，烏托邦將不再是一種人類渴望實現的理想社會，相反，它成為專製統治、機械化、程式化人間煉獄的代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