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炳軍
“元典”屬於文化學範疇，是哲學“元點”思維與文獻“原典”史料的完美結合，更強調人類精神文化的源頭意義、超越時空的典範意義和民族精神的建構意義。昭十二年《左傳》：“上美為元。”《易·乾·文言》：“元者，善之長也。”《詩·小雅·六月》毛《傳》：“元，大也。”《尚書·虞書·大禹謨》偽孔《傳》、《禮記·文王世子》鄭《注》同。《說文·一部》：“元，始也。”可見，“元”不僅有萬事萬物肇始之義，更包含著對人類終極性存在狀態的關懷與價值取向，表達了對人文精神和理想人性的追求。又，《書·夏書·五子之歌》偽孔《傳》：“典謂經籍。”故我們所說先秦文學“元典”是指那些先秦時期寫作並流傳至今的、具有原創性意蘊的、在中華民族文明史上長期發揮精神支柱作用的重要書籍。馮天瑜《中華元典精神》，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頁。因此，在當代大學中文係本科生古代文學教學過程中，甚至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國古代史、中國哲學諸專業的碩士生、博士生的學位課程教學過程中，注重引導他們研讀中國文學與文化的源頭——先秦文學“元典”性作品，它體現出一種“原始要終”（《周易·係辭下》）的客觀要求，也是引導學生進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清章學誠《校讎通義·序》）治學門徑的必然選擇。隻有這樣，才能培養學生力揚厚重務實的學風，才能提高學生的原創性能力，才能使學生“近乎道”而“知之至”（《禮記·大學》）。這種“知所先後”（《禮記·大學》）的學術訓練，無疑對他們今後的學術研究乃至整個人生進入“知本”、“知至”（《禮記·大學》）的探索之路是會大有裨益的。
一、先秦文學“元典”的基本特質
卡爾·雅斯貝爾斯（K.Jaspers）在《曆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指出，大約在公元前八世紀到公元二世紀，是人類曆史上一個實現“哲學突破”的“軸心文明時期”，各民族的先哲不約而同地去探索宇宙和人生的諸多根本問題，產生了諸多文化“元典”。［德］卡爾·雅斯貝爾斯（K.Jaspers）《曆史的起源與目標》，魏楚熊、俞新天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7頁。這一時期的中國，正值先秦兩漢時期（公元220年以前），更是一個“元典”蔥鬱的時代。尤其是先秦時期（公元前221年以前）所產生的文明成果，已經達到了後人難以企及的高峰。
1.先秦文學“元典”大多具有原創性、典範性特質先秦時期湧現出一大批中國文學與文化“元典”，如《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逸周書》、《春秋》、《左傳》、《國語》、《老子》、《論語》、《孟子》、《莊子》、《晏子春秋》、《楚辭》等等。它們奠定了中國文學幾千年來的文體、意象、思想內容和情感基調，後世各種文體的萌生和孕育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端倪，其語言藝術上的高度成功豐富了漢語的表現力，其完美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如《詩經》作為中國詩歌的“元典”，牢籠千載，衣被後世，奠定了我國詩歌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後世詩歌的風雅精神、比興手法、體裁結構、語言藝術和文體句式等無不肇興於此。又如《尚書》、《逸周書》、《左傳》、《國語》、《戰國策》等作為我國曆史散文的典範楷模之作，它們標誌著敘事文學的成熟，對後世的史傳文學、散文、小說、戲劇等多種文學樣式滋養尤甚。再如，中國文學的思想基礎——儒、道兩家的哲學、美學思想，在《老子》、《論語》、《孟子》、《莊子》等“元典”性著作中得以確立並持續地發揮著影響力。
可見，這些“元典”性作品雖然處在各個文學樣式的發生和初創時期，但它們卻顯示出了巨大的文學魅力和精神文化力量。它們凝固成中國古典文學的堅固基石，它們是中國文學發展變遷的母體和種子，它們指示了中國文學特質的未來走向，它們確定了中國文學的美學潮流和藝術型範。
2.先秦文學“元典”具有民族風格、民族魅力特質魯卿叔孫穆子（叔孫豹）為晉卿範宣子（士匄）釋“死而不朽”時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襄二十四年《左傳》），此即春秋中期（前549年）人們的所謂“三不朽”。可見，當先秦時代的貴族文士把“立言”作為使生命不朽的有效途徑的時候，他們的文學創作不僅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精神，而且囊括了一個時代的社會風貌和文化追求，大多數作品含蘊著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藝術精神。說詳：邵炳軍《關於〈春秋文學編年史〉研究的思考》，《西北民院學報》，1999年，第4期，第59—63頁同時，先秦時期占主導地位的文學觀念，實際上是一種囊括一切文獻的“大文學”、“泛文學”觀念，也就是涵蓋現代學科門類劃分中所謂“文學”、“史學”、“哲學”融合為一的文學觀念。郭英德、謝思煒、尚學鋒、於翠玲《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中華書局，1995年，第8頁。如《周易》可以說是一部哲學著作，但你很難說其中的四言體“爻辭”不是詩歌作品，你也不能否認“康侯用錫馬蕃庶”（《易·晉》卦辭）的史料價值。說詳：邵炳軍《〈青蠅〉、〈賓之初筵〉、〈抑〉作者衛武公生平事跡考論》，《文史》，2000年，第2輯，第155—164頁。又如，《左氏春秋》可以說是一部史學著作，但你很難否定其高超的敘事藝術沒有文學元素，你也不能否認其所載周王、諸侯國君、公卿、大夫、文士創作的成文原本就是獨立成篇的散文作品。說詳：邵炳軍、梅軍《左氏春秋文係年注析·導言》，廣西師大出版社，2008年，第1—41頁。因此，我們可以說，正是當時文史哲兼容的文學觀念，才使這一時期的“元典”性作品具有文史哲三大學科門類兼容的特質，它們中大多兼有文學“元典”與文化“元典”的雙重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