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先秦文學“元典”作為一個民族創造力最卓越的青年時代所湧現出來的文化“元典”，凝結了中華民族在以往曆史進程中形成的優秀的集體意識。中華民族的先民們將這些族類記憶和原始意象首次上升到自覺和理性的高度，又通過中華民族所特有的象征符號將本民族的經驗文明和文化智慧物化成文字作品，以典籍的形式固定下來，逐漸成為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品格。故這一時期的“元典”作品不僅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大廈起頂梁柱作用的關鍵性構件，而且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精神垂範久遠的行動指南與取之不盡的精神源泉。馮天瑜《論“文化元典”——兼釋“元典”》，《東南文化》，1992年，第2期，第1頁。這便是積極入世、用世、濟世的政治熱情和憂患意識，以儒為主、兼融釋老的思想情懷，詩性沉鬱、創新求變的審美況味與創作追求，濃鬱自覺的理論批評意識，包容雅俗、綜合眾體的渾灝大度，等等。
可見，先秦文學“元典”的首創性、涵蓋性、深邃性特質，不僅對中華民族後世直至未來都產生著深遠影響，而且作為全人類共同的審美意識與精神財富，它們能夠在任何地域、任何時代獲得強烈的情感共鳴和心靈震撼。
二、閱讀先秦文學“元典”的現實意義
朱自清《經典常談·序》指出：“在中等以上的教育裏，經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因此，他認為：“做一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至少對於本國的經典，也有接觸的義務。”朱自清《經典常談》，複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頁。這些呼籲在當代大學中文係古代文學的教學中更應該得到足夠的重視和熱烈的響應。
1.引導學生閱讀先秦文學“元典”是克服現代教育弊端的重要途徑20世紀初葉，隨著“西學”傳入中國，我國的學術體係與教育體係實現了改革和重構。在學習西方的急切態度和飽滿熱情中，我們快速地完成了對舊教育的革命性改造，建立了全新的高等教育體係和課程體係，這無疑是一種社會進步。可十分遺憾的是，我們在“打倒孔家店”的一片歡呼聲中，將洗澡盆裏的“嬰兒”與“髒水”一起倒掉了，以傳統經學為主體的先秦文學“元典”教育更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就目前高校的現狀而言，中文係本科生與研究生的課程設置普遍存在多、空、舊、窄的問題，講析“元典”性作品的課時漸漸減少，取而代之的則是相對空疏的“文學史論”；一些中青年學者常常以批判傳統文化相標榜，而傳統文化究竟是什麼，他們卻並不知曉，從而產生了嚴重的“文化失語症”；我們身處高等院校，常常會碰到一些以“大師”自居者，但事實上我們所處的時代的確又是一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大師”的時代。
縱觀現當代學術史，我們的前輩學者大多是從熟讀先秦文學“元典”起步而成為澤被後世的一代“大師”的。這些“大師”們，無論是從事人文科學還是自然科學，他們的品德情操高潔，人文情懷濃鬱，國學根底深厚，這是他們能夠成為“大師”的最主要的原因。如筆者所供職的上海大學校長錢偉長院士，他原本是學習曆史學的，後來才轉而攻讀力學。他不僅僅以“錢氏定理”聞名於世界力學界，而且以其深厚的人文修養為世人所敬仰。每當我們傍晚時分在由他創意設計的富於人文色彩的美麗校園裏漫步時，每當我們在校園中心的文化廣場領略大自然美好景色時，尤其是每當我們在“泮池”觀魚時，無不為錢老諳習中國古代詩歌“元典”性作品《詩經·魯頌·泮宮》而歎服。從這個意義而言，錢老是上海大學當之無愧的“象征性文化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