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令人十分愧疚的是，我們這些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接受了現代高校正規教育的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博士後們，尤其是畢業（出站）後在高等學校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教授們和博導們，有不少人既不懂小學，又不通經學，他們也敢妄談文學，甚至以“國學大師”自居，何其悲哉！人文社會科學界的許多學者尚且如此，更不要說那些自然科學界“有知識而沒有文化”的學者了。當然，筆者絕非厚古薄今之狂徒，更非妄自菲薄之小人。因為究其根源，這絕非個人一己之悲哀，而是整個浮躁時代之悲劇！故我們必須堅定一個信念：注重指導學生學習包含著豐富民族文化生命基因的先秦文化“元典”是實現素質教育的重要途徑。當然，我們的“國學”教育並不是一種在短時間內可以奏效的技巧，而是一種通過長時間潛移默化的文化熏陶與循序漸進的學術積累而形成的“底色素質”。隻要真正擁有了這種“底色素質”，它才能以不變應萬變的姿態，給青年學子以深刻的內在影響力和整體塑造力。
2.引導學生閱讀先秦文學“元典”是培養學生具有“支援意識”的重要手段世界現代學術史與教育史上非常具有戲劇色彩的社會形象是：當“五四”運動後我們正忙著按照“西學”思想建構中國現代學術體係與教育體係的時候，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卻早在上世紀初葉開始創設“文學人文”和“當代文明”兩門本科生必修課，鼓勵學生致力於研讀歐洲文學、哲學、社會理論等傳統經典名著；到了40年代以後，美國的許多大學相繼開始開設此類課程。此後，芝加哥大學鑒於當代大學訓練研究生的方向越走越偏窄的弊端，進而強調原創力的培養問題，規定研究生必須完成一定的經典研讀課程。美國學者博蘭霓（MichaelPolanyi）又提出潛移默化積澱的“支援意識”是創造張力重要來源的理論主張，他認為創造張力並非簡單的創造力，而是較深層次的開辟新境界的能力，是由深厚博識而水到渠成的內在爆發力，是致力於開展宏觀、質變、大規模受眾的飛躍性創造。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一個培養博士的獨特機構：“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兼論為什麼要精讀原典》，三聯書店，1988年，第301—302頁。
我們知道，培養青年學子原創能力最主要的途徑，就是使他們能夠在自己的學術生涯形成期孕育並生成廣闊的知識視野、深邃的探究能力與敏捷的思維能力，而“元典”性作品往往抓住了特定文化乃至人類生存狀態中一些最基本、最深層次的問題，並作出了最合乎時代要求、最富有個性特征的完美解答，它們可以常解常新，既可以推動人類文明的不斷發展，又能夠避免在社會發展中造成人類文明的中斷或解體。劉承華《原典閱讀：培養原創力的重要途徑》，《教育與現代化》，1997年，第2期，第28—31頁。正是由於“元典”性作品的文化沉澱為我們提供了急需的“支援意識”，所以，盡管在青年學子後來的學術專著中可能根本不會提到本科生、研究生時代所讀過的“元典”性作品，讀者自然無法知道是哪些“元典”曾對他們發生過哪些影響，甚至他們自己在深入到自己的專業研究之後也不大能夠清楚地意識到早期熟讀數目有限的“元典”對他們成熟時期的學術思想產生了哪些影響，但“元典”中精微的深思與寬廣的關照對他們潛移默化的影響是他們自身終生都受用不盡的。郭齊勇《大學的教育理念與目標》，《中國大學教學》，2002年，第10期，第16頁。然而，目前在中國的大學裏，即使是在很多人文社會科學諸學科基礎深厚的綜合性大學裏，人文社會科學相關院係的課程設置中也極少有引導學生研讀古今中外文學與文化“元典”為內容的課程。這種現象就不能不引起我們深刻的反思。
3.引導學生閱讀先秦文學“元典”是知識經濟時代的客觀需要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人們在認識到了科學技術的巨大作用的同時，卻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對技術和物質的盲目崇拜，“重知識、輕修養，重科技、輕人文，重物質、輕精神”成為一種比較普遍的社會意識，其結果自然會出現文化使命感的喪失、人文精神關懷的淡漠等社會現象，自然會使閱讀消費出現感官化、平庸化、娛樂化，自然會造就一批“空心人”、“欲望人”和“物質人”，自然會嚴重影響到新生代人口心理素質與文化素養。張俊《實施素質教育必須重視文學經典閱讀》，《語文學刊》，2004年，第4期，第38頁。這種發展趨向，是每一位政府官員、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和每一位學生家長所不願看到的，更是我們每一位社會成員有責任、有義務去努力遏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