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聖馬可修道院裏，安吉利科在牆上畫出了世界上最美的天使報喜。我終於有機會看看我喜歡的畫家。雖然這一次我的心不再會有疼痛而甜蜜的感覺，可我終於看到他們了。
我長在山坡上，天天曬太陽，鳥在我頭上叫，風從我的樹枝裏經過，像梳子經過長長的頭發。我的一生隻要好好地站在那裏就行了。
要是有風把我吹倒了，經過的人都說：“該死的風。”不會說：“你為什麼還躺著傷心，快自己站起來。上帝都說了，你要自救，上帝方能救你。”
我希望在我無盡的生生世世裏，有一世是這樣一棵可以放任自己，甚至對自己都可以不負責任的柏樹。
我隻能生在那裏，站在那裏，枯死在那裏，沒有選擇，也不承擔責任。愛樹的人要是一定要把我挖回家，我就死在他家的院子裏，讓他內疚。要是沒有人打擾，我就一輩子待在自己熟悉的山坡上。邊上的每一棵樹都是世交，從來也沒有遷徙時的淒惶。
要是風輕輕地吹過的話，我彎了自己的樹梢，路過這裏的但丁看到了，把我風裏好看的樣子寫進他的書裏。
幾百年都過去了，人們到但丁在托斯卡納的故居去參觀，還能聽到一個柔和的男聲，用優美的意大利語，朗誦著這個片段。
我在夏天的黃昏裏像一個墨綠的影子一樣，沒有感情，隻是將自己被夕陽拉長的樹影子投在驛道上，那是古老的驛道，還是美第奇家族為征服整個托斯卡納而修的。
我看到羅密歐急急地騎著馬去接他的朱麗葉，去奔赴一個悲劇。可是我不會感到傷心。我隻是把自己的影子輕輕覆在他的臉上和身上，短短的一分鍾。許多年以後，他們的故事被寫成了書，畫成了畫。
一個中國的小姑娘坐在她的單人床上看翻譯成中文的這本書，看到了一棵高高的柏樹在路上。她指著畫上的樹，對她的媽媽說：“它看上去真的傷心啊。”但實際上，我一點兒也不傷心，因為一棵樹是沒有心的。
做托斯卡納山坡上的一棵柏樹，一生一世，麵對的隻是在陽光裏宛如流蜜的綠色大地，這是多麼好的來世。
三棵樹
蘇童
很多年以前我喜歡在京滬鐵路的路基下遊蕩，一列列火車準時在我的視線裏出現，然後絕情地拋下我，向北方疾馳而去。午後一點鍾左右，從上海開往三棵樹的列車來了，我看著車窗下方的那塊白色的旅程標誌牌：上海三棵樹，我看著車窗裏那些陌生的處於高速運行中的乘客，心中充滿嫉妒和憂傷。然後去三棵樹的火車消失在鐵道的盡頭，我開始想象三棵樹的景色：是北方的一個小火車站，火車站前麵有許多南方罕見的牲口——黑驢、白馬、棗紅色的大騾子；有一些圍著白羊肚毛巾、臉色黝黑的北方農民蹲在地上，或坐在馬車上；還有就是樹了，三棵樹，是挺立在原野上的三棵樹。
三棵樹很高很挺拔，我想象過樹的綠色冠蓋和褐色樹幹，卻沒有確定樹的名字，所以我不知道三棵樹是什麼樹。
樹令我悵惘。我一生都在重複這種令人悵惘的生活方式：與樹擦肩而過。我沒有樹。西雙版納的孩子有熱帶雨林，大興安嶺的伐木者的後代有紅鬆和白樺，鄉村裏的少年有烏桕和紫槐，我沒有樹。我從小到大在一條狹窄局促的街道上走來走去，從來沒有爬樹掏鳥蛋的經曆。我沒有樹，這怪不了城市，城市是有樹的，梧桐或者楊柳一排排整齊地站在人行道兩側，可我偏偏是在一條沒有人行道的小街上長大——也怪不了這條沒有行道樹的小街，小街上許多人家有樹，一棵黃桷、兩棵桑樹靜靜地長在他的窗前院內，可我家偏偏沒有院子，隻有一個巴掌大的天井，巴掌大的天井僅供觀天，不容一樹，所以我沒有樹。
我種過樹。我曾經移栽了一棵苦楝的樹苗，是從附近的工廠裏挖來的，我把它種在一隻花盆裏——不是我的錯誤，我知道樹與花草不同，花入土，樹入地，可我無法把樹苗栽到地上——是我家地麵的錯誤，天井、居室、後門石埠，不是水泥就是石板，它們歡迎我的鞋子、我的箱子、我的椅子，卻拒絕接受一棵如此幼小的苦楝樹苗。我隻能把小樹種在花盆裏。那時我是一個小學生。我把一棵樹帶回了家。
它在花盆裏，但是我的樹，因此成為我的牽掛，我把它安置在臨河的石埠上。一棵五寸之樹在我的身邊成長，從春天到夏天，它沒有長高，卻長出了一片片新的葉子，我知道它有多少葉子，沒有一片葉子的成長能逃過我的眼睛。後來冬天來了，我感覺到樹苗的不安一天天在加深，河邊風大，它在風中顫抖，就像一個哭泣的孩子。
我以為它在向我請求著陽光和溫暖，我把花盆移到了窗台上，那是我家在冬天唯一的陽光燦爛的地方。就像一次誤殺親子的戲劇性安排，緊接著我和我的樹苗遭遇了一夜狂風。狂風大作的時候我在溫暖的室內，在溫暖的夢境中，可是我的樹苗在窗台上，在凜冽的大風中，人們了解風對樹的欺淩，卻不會想到風是如何侮辱我和我的樹苗的——它把我的樹從窗台上抱起來，砸在河邊石埠上，然後又把樹苗從花盆裏拖出來，推向河水裏，將一隻破碎的花盆和一抔泥土留在岸上，留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