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任可內心也十分激動。但是，作為活動的主席，作為一名外交官，他仍然要保持克製。他冷靜地走上前台，對台下的所有人說道：“感謝朋友們的光臨與支持。雖然大家如此熱情和熱心，但是，鑒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大家的這個“中奧文化協會”，這是最後一次全體的活動，我不得不宣布，從今以後，“中奧文化協會”便解散了……”
在場的所有人陷入沉默，一種可怕的沉默。待了一會，便有人懷著複雜的情緒漸漸散去。
“等一等！”待還剩二三十名協會的核心成員之時，一位衣著光鮮的女子喊道。也要轉身離去的任可回頭一看，是維也納著名的歌星露伊絲，一直以來，她都是對協會活動最為熱心的人之一。
“協會就這樣解散，太遺憾了！”
“是呀，是呀，露伊絲說得對，我們通過協會結交了那麼多的朋友，就這樣結束，太傷感了。”駐維也納美孚石油公司的經理羅士姆也附和著說。他本人是一名奧籍猶太人。
“我們可以對外公開宣布“中奧文化協會”即日起解散，但仍然保持私交，私底下來往。”維也納船舶公司董事長文斯汀建議。
“噓噓，大家都小聲點，沒看見剛才好像有外人進入了我們的這個活動裏嗎，就是那個獻花的。任可先生，我看可以這樣，你是協會的主席，也是一名外交官，享有一定的特權，奧地利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它的名稱雖然不在了，但是，奧地利的人民、奧地利的朋友還在。我們巧妙一點，改一個名稱，對外也根本不要說起這個名稱，隻是朋友在一起往來，就叫“中維人士協會”。納粹不是也辦了這樣那樣的協會和組織嗎？目前，我們就來個魚目混珠！”大律師魯道夫·西區廷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任可點了點頭。
將公開的“中奧文化協會”轉入私人半地下的“中維人士協會”，隻是僅僅兩個月來任可麵對的幾項重大變化中的一個小小的“插曲”。在德國出兵占領奧地利以及首都維也納的兩個月後，德國向在維也納設有大使館和公使館的國家發出“照會”，既然奧地利作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業已不複存在，狂妄的希特勒要求並宣布各國駐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的大使館或者公使館取消，降格為領事館。
首先響應的，仍然是那些西方列強國家，英、法、美等國分別把駐奧使館改為駐維也納領事館。
不久，中華民國駐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大使館也按照外交部的要求，改為中華民國駐維也納總領事館，並任命任可為總領事館的總領事，全麵負責領事館的各項工作。
“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這自然是中國人的傳統的兩件大喜事。所謂“金榜題名時”，便意味能夠謀個好的“官差”。“升官發財”是一般中國人的夢想和願望。但此時的任可卻一點也高興不起來，他知曉擔負在自己身上的擔子與責任沉甸甸的，他清楚自己所麵臨的局麵和形勢十分複雜與艱難。
唯一讓任可略感欣慰的是，日本公使三鷹四木滾出了維也納。日本政府將他調回國，對外，隻說是公使館降格為總領事館，三鷹四木的職銜是公使，不便再領導日本駐維也納的總領事館。其實，在維也納的日本人、中國人甚至維也納人都知道，在中日論戰中，他敗給了任可，而且引發了維也納人對“失道寡助”的他與日本軍國主義的反感，上峰認為他在維也納丟了大日本帝國的麵子，也使他自己顏麵掃盡，隻能把他調走了之。
但是，對日本人，任可什麼時候都未掉以輕心。“中奧文化協會”舉行最後一次“遊藝活動”時，最後出現在舞台上的給任可的小女兒奉獻鮮花的那個瘦小的人，經過自己領館的人調查，正是日本領事館的人，是一名日本駐境外外交機構中的“特務”。寄給任可的恐嚇信與“子彈”，現在還弄不清是狗急跳牆、惱羞成怒的三鷹四木派人幹的呢，還是那名特務幹的。雖然任可痛恨三鷹四木，但是卻寧願是他幹的，畢竟他已經夾著尾巴滾蛋了，但是，也可能是他的繼任者幹的！
不失外交官精明的任可，因為身上肩負的擔子，也因為不能做無謂的犧牲，尤其是不能讓什麼齷齪的事情都能做得出來的日本人來打自己小女兒的主意，才有了故事一開頭就出現的舉措：在領館負責買菜做飯的女雜役工去市場買菜時，無意中拿到女菲傭塞進她手裏的一個小紙條並示意她趕緊回領館報告，任可看到那張紙條上寫著日本人正在打他女兒的主意，就立刻安排，將小女兒交給妻妹李薇，由她帶著從維也納南站出境回國。那時距他拿到外交部簡任他為總領事的“委任狀”不過一周。與此同時，任可對恐嚇信與“子彈事件”秘而不宣，穩住領館所有人的情緒，全力以赴地投入新的崗位，在艱難之中，開辟新的工作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