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當時被小孩子發現的東西，隨後的流轉和破解過程，以及聞訊而來的繼任搜尋者的足跡，說起來別致離奇，撲朔迷離，幾乎比任何“探秘淘寶”和“偵破”小說都要來得曲折和動人心魄。
1947年春，穆罕默德和他的同伴猜想這古怪的羊皮手稿能賣出手，便攜卷來到伯利恒的皮匠加裏爾·沙辛的店中。沙辛是敘利亞東正教徒，當過一段時期的古董商，綽號叫坎多。狡猾的坎多覺察到古卷的價值，迅即提出要代理這筆買賣。穆罕默德從他發現的三大捆羊皮卷中抽出三卷，交給他“代理”，其餘的四卷仍然放在自己身邊小心翼翼地保存。
為尋找合適的買主，坎多找到耶路撒冷的聖馬可修道院。該修道院是珍稀手稿的寶庫，掌管宗教事務的主教亞大納西·葉書亞·撒木耳立即意識到這些羊皮卷十分古老，答應購買坎多能搞到的任何其他羊皮卷。但是坎多遲疑不定，他明白自己必須小心，因為倒賣以不符合規定的方式弄到的考古財寶可能招來麻煩。此外，在巴勒斯坦由英國托管行將終結之時，作為一名阿拉伯人，在耶路撒冷之內及周邊走動已經很危險了。因此，他沒有立即向撒木耳出手。
撒木耳試圖測定羊皮卷的性質和確切年代，便與希伯來大學的考古學係係主任以利亞撒·蘇肯尼克教授聯係。撒木耳有所不知的是，蘇肯尼克已經擁有三個“死海古卷”——正是撒木耳錯過的那三卷。正是蘇肯尼克首先認識到這些羊皮卷曆史久遠而且很有價值。原來，蘇肯尼克根據一個美國古董商透露的消息，穿越耶路撒冷阿拉伯人控製區，到伯利恒坎多的家中來看羊皮卷。為湊足所需資金，他抵押了自己的房子，買下手抄羊皮卷，將其藏匿於棕色紙袋中帶回家。第二天，聯合國批準成立以色列國。購入神聖的羊皮卷與猶太國再生兩個事件幾乎同時發生，以蘇肯尼克之見，這一巧合不啻為神授天賜。
遺憾之下，主教撒木耳想方設法直接從默罕默德手上弄來了七卷中的另外四卷經卷。就在以色列國宣布成立的當天，蘇肯尼克還透過隔斷耶路撒冷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區的鐵絲網與主教進行過一次麵談，希望他將手上的羊皮卷出售給自己。但是，撒木耳已經就驗證四卷中的三卷，及其拍照事宜與美國東方研究院達成協議，婉拒了蘇肯尼克教授。
撒木耳叫人將自己的羊皮卷拍照，開始通過美國東方研究學院（ASOR）出版。該學院是由在東耶路撒冷研究古代文獻的一群美國學者組建的。這些美國人告訴大主教，如果出版這些羊皮卷的影印件，手抄卷經濟價值會隨之增加。撒木耳相信這些手抄卷在美國更能賣出好價錢，便在1949年1月將其偷運上一架飛往紐約的飛機。他幾乎是立即著手尋覓收購者，然而，他沒有找到買主，主要是對他是否合法擁有這些古卷存有爭議。他受挫、失望了5年，最後在1954年6月1日的《華爾街日報》上刊登了一則匿名廣告。
這則廣告恰巧被正在美國的葉蓋爾·雅丁注意到了。原來，雅丁是蘇肯尼克的兒子，他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攻讀考古博士學位。那天，當這則廣告在報紙上刊登出來的時候，一個以色列駐美記者提醒他注意這則廣告，雅丁明白撒木耳身為敘利亞人不願意同猶太人打交道，便精心策劃了一個騙局。他安排紐約一個著名的銀行家對廣告作出願意洽購的反應，隨後請傑出的語言學家哈利·沃林斯基博士化名格林先生來核實文卷是否真實可靠。雅丁通過格林的斡旋於7月1日以25萬美元購入他與父親渴求的這批四卷本古卷，並順利地帶回到他自己的祖國以色列。然而，謹慎小心的以色列到次年的2月15日才宣布這一了不起的收獲。至此，加上原來已經在希伯來大學考古學係係主任蘇肯尼克教授手中的那三卷，以色列擁有了貝都因人最初發現的七卷（也稱七部）原始羊皮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