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他們夫婦好像總是吵架。不過，我可不想管別人的閑事，但是有一天，這個約翰失蹤了，隻剩下了那個亞洲女人，她也很少呆在家裏。我終於可以安安靜靜地吃早餐，又可以一邊喝咖啡，一邊遠眺公園了。好像是她，那個日本女人，把他趕出去的。馬克跟蹤報紙的報道：他去了洛杉磯，他做這了，他幹那了，他消沉了……我母親也摻和了進來，她天天給我打電話，不過都是為了打聽我鄰居的消息。自從我把《想象》那張唱片塞給她以後，她就像染了病似的開始聽他所有的唱片，讀所有關於他的文章。
讓我感到不幸的是，他們最終又和好了，有一天我碰到這個女鄰居，發現她懷孕了，我原來還以為這一下他們就不會再鬧騰了呢！可他們兒子的出生對我的生活還是有好處的：從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年，整整五年沒有音樂聲。我現在仔細想來，那段時間我隻聽到嬰兒的哭聲、天花板上的小腳步聲、還有氣球、電動火車和鴨子的“呱呱”聲。我畢竟不是魔鬼，我也曾是一個小孩子，那些聲音甚至讓我感動。
我母親到達科他來了。她開始為我的鄰居擔憂。她抱怨說：“自從《站在我身旁》之後，他就沒新作品了，真是讓人無法接受。”要是在路上碰到我鄰居，我母親看他時那熱烈的眼神真夠讓人受的。人們在頭頂上走來走去。我母親在這兒時的唯一好處就是，那些喝我啤酒的朋友不來了。至於這兒其他的情況，就是隻要我鄰居一出現，所有的人似乎都瘋了。
不管怎麼說，我和我鄰居的關係有了很大改善。我碰到他時，又開始跟他打起了招呼。
這日子一直持續到一九八○年那該死的一天。從那天起，約翰·列儂又拿起了吉他。
聽到第一個音符時，我手中的咖啡壺就掉了下來，它摔到地板上，發出了巨大的聲響。地獄生活重新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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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鄰居開始二十四小時接連不斷地占據我的思想。它開始走上了邪路，我的思想。我窺視我鄰居的行動，看到他過馬路時，我就想，“要是這時來一輛車軋死他，我就解脫了……”有時看他走在七十二街的人行道上，我就一邊開始數他的步子，一邊想：“數到第一百下時，就讓他突然倒地，因心髒病突發而死。”我甚至夢想來一場大火燒掉整個大樓，除了我之外，其他人全部喪生。我都被逼到這份兒上了！可上帝知道我有多愛達科他。
在馬克的堅持下，我甚至去谘詢了心理醫生。在我住的這一區，心理醫生可多的是。第三次治療時，醫生問我的鄰居叫什麼名字。“約翰·列儂·！”他狂喊道。我明白心理分析對我是沒用了。
在那堆歌迷中，我注意一個家夥已經有一陣了。他總是站在七十二街的街角，紋絲不動，態度從容，像那尊印第安人的雕像一般。他經常拿本書在讀。
我看著這家夥，心裏很不安，我覺得他似乎瀆透了我的心思，有股子和那達科他州的印第安人一樣的自信勁兒。他時不常地朝我的窗子瞥上幾眼，我感覺他是在看我，在探究我的內心。
一九八○年十二月八日清晨，當我的鄰居悠閑地從那扇能通車輛的大門出來時，這家夥衝向他，請他在一個紀念冊上簽名。這種事屢見不鮮了。
我記得那天天黑下來以後，中央公園有焰火表演。這是歌迷們唯一一次沒有把目光投向我們的窗子，而是轉向了公園。
晚上十點半了，我還沒有睡。我平時是有早睡的習慣的。那個索要簽名的人好像走了，反正我沒看見他。我的鄰居夫婦一直沒回來，這可讓我過了一天清靜日子。他們在為一個新唱片錄音，那些歌在我頭上已經唱了幾個月了……我給自己煮杯咖啡，舒舒服服地坐在了我慣常看風景的地方。
十點五十分，他們那輛豪華轎車開了進來，洋子進了大門，約翰跟在她身後。我看到那家夥突然從大門處冒了出來，叫住約翰，朝他開了槍。連開五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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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馬克·大衛·查普曼案件的主要證人之一。我想跟法官們說，這案子是我一手策劃的。這個叫查普曼的人站在我的窗下，像海綿一樣吸進了浮現在我腦海中的那些壞念頭，他替我行動，替那個自鋼琴聲第一次響起就占據了我身心的那個魔鬼行動……但是馬克和我母親沒讓我這麼做。我回到家鄉的村子裏去休養了一段時間。
當我回到達科他的時候，感到一種巨大的空虛。我有時在街上看到大野夫人，她把自己藏在一副墨鏡後麵。我想對她說點什麼，想表示一下我的同情，想說像我這樣的鄰居有時也挺招人討厭的。但是她好像沒看見我似的。她非常美，躲在大大的墨鏡後像一個亞洲的傑奎琳·肯尼迪。
多年後，我是第一批在互聯網上建立個人網站的人之一。我放了一些照片在上麵，有達科他的、我的窗子的、我鄰居的窗子的，還有七十二街人行道上的幾個地方，約翰在被害前在那些地方停下來過。
我結婚了，我最終還是寫出了征婚啟示。但是我太太最近離開了我，還帶走了約儂和野洋的監護權。約儂的名字取自約翰·列儂。野洋取自大野洋子。約儂是兒子，野洋是女兒。
我還住在達科他，我的女鄰居好像再也沒出現過。馬克總是說，時代變了。但他照舊來喝我的啤酒，抽我的香煙。反正第一個說大野夫人壞話的人，第一個給她帶來麻煩的人，我不能保證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