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散文(2)(1 / 3)

我想要去做的事情就是尊重我的陰影的擁有者:那去除所有的名字和身影的人。

水的黑暗

我傾聽那落在我夢中的共鳴之水。話語猶如我傾灑的水落下來,我的眼裏畫著我眼睛的形態,我遊動在我的水域中,我說出我的沉默。我徹夜希望我的語言設法來形成我。我想到那朝我吹來的風,留在我內心裏。我徹夜行走在陌生未知的雨下麵。它們把一種形式和幻景的徹底沉默賦予我。而你猶如惟一的鳥在風中荒涼地疾飛。

在《馬爾多蘿之歌》19世紀法國詩人洛特雷阿蒙的名著。的一章裏我的衣裙下麵,一片長滿愉快的孩子般的花朵的田野隨著子夜而燃燒。

當我寫下大地這個詞語時,光芒就流動在我的骨頭中。詞語隨著灑上香水的動物而出現;悲哀得就像它自己,自殺;它猶如一個太陽的朝代向我飛來。

(原載《散文的上半月刊》2006年第期)

伊莎貝爾·阿連德散文三篇

[智利]伊·阿連德著

朱景冬譯

智利女作家伊莎貝爾,阿連德(lsabel Allende,1942—),她的名字早已為我國讀者所熟知,她的名著《幽靈之家》(1983)和《愛情與陰影》(1984)等長篇和不少短篇已介紹到我國來。《世界文學》曾於1993年第3期譯介過她的小說《我們都是泥做的》和《送給意中人的禮物》。在小說方麵她具有毋庸置疑的才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散文方麵,伊莎貝爾·阿連德也頗有建樹。她的回憶錄《保拉》(1994)、雜文集《阿佛洛狄忒》(1977)都表現了她散文創作的才能和功底。無淪敘事、抒情或發表議論,筆觸都十分自由,灑脫,無拘無束。鑒於我國尚未介紹過她的散文,這裏特譯三篇以饗讀者:《我的回憶》(Recuerdos personales)、《寫作的職業》(Deloficio del a escritura)和《我與性問題》(Sexo y yo)都是她的新作。這些散文風格質樸,筆墨流暢,或追憶往事,或坦露心跡,都給人以率直、親切的感覺。

寫作的職業

對我來說,寫作是一種保存記憶的絕望企圖。我是一個永恒的流浪者。記憶像我的衣服碎片一樣丟在路上。走過這麼多路後,原始的根從我身上脫落下來。我寫作是為了使我的忘卻不致失敗,還為了滋養現在我展示在空中的根。

我的職業是一種需要耐心的、默然而孤獨的職業。我的孫子們看見我不知多少小時坐在電腦前工作,覺得我是在受罪。我為什麼這麼做?我不知道……就像做夢和當母親一樣,這是一種機體的功能。講述,講述……這是我唯一願意幹的事情。我應該少虛構,因為真實一向比我的想象力的任何產物都更美好。在最理想的情況下,寫作可以盡可能地給那些沒有聲音或默然不語的人物以聲音。但是當我這麼做的時候,我並不把代表誰、傳播什麼、給人信息或解釋世界秘密的任務強加給自己,而總是采用私下裏交談的語調進行講述,力求不要忘記幽默和同情心,這是賦予人物生命的兩個必需的因素。

我很幸運,我來自一個古怪的家庭。一群討人喜歡的瘋子構成了我們這個奇妙的門第。他們幾乎啟發我寫了我的全部長篇小說。有了我家的這些親人,就不再需要想象,他們為我提供了魔幻現實主義的一切素材。

我的作品產生於長時間伴隨著我的一種深切的感情。對世界腳下的我的祖國智利的懷念,產生了《幽靈之家》。在這部長篇小說中,我想從流亡的角度再現一九七三年軍事政變後失去的國家,使死者複活,把失敗的人們聚集在一起。當一九八一年一月八日我收到來自聖地亞哥的這個令人悲傷的消息——我的祖父,一位即將滿百歲的極好的老人垂危——時,我像成千上萬的其他移民、逃難者和流亡者一樣住在加拉加斯。

那天晚上,我把打字機放在廚房裏,開始給那位傳奇式的老人寫信。那是一封他永遠讀不到的設想的書信。第一句話是在恍惚狀態下寫的,我的手指在鍵盤上飛,還沒明白過來就寫道:巴拉巴斯從海上回到家。巴拉巴斯是何人,他為什麼從海上回來?在一封和我祖父告別的信裏,巴拉巴斯有什麼相幹?我還不清楚這些,但是懷著無知者的信念,我每天晚上仍然不停地、不喘息地、不太費力地寫作,仿佛一些神秘的聲音在我耳邊低聲細語地講故事。一年下來,我在廚房的桌上居然寫了五百頁。《幽靈之家》誕生了。從海上到來的那個巴拉巴斯注定要改變我的命運。寫過那句話後,對我來說什麼也不再是原樣了。《幽靈之家》在世界上為我開辟了文學的不歸路。

也是從一種深切的感情出發,我寫了我的第二部小說。對七十年代可怖的十年間破壞了我們苦難的大陸卻逍遙法外的野蠻獨裁統治的憤慨,產生了《愛情與陰影》這部小說。在小說的篇章裏,我想找到那些失蹤者,莊嚴地掩埋他們的屍首,為他們哭泣。這部小說用新聞報道的語調寫成,以一樁政治罪行為基礎。在一九七三年的軍事政變期間,智利有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或失蹤,其中有離聖地亞哥五十公裏的龍肯村的十五個農民。我的這頭兩部小說改編成了電影。說實話,這些電影比我的作品好多了……我的第三部小說《埃娃·盧娜》和我的短篇小說集《埃娃·盧娜故事集》是女權主義作品。我相信,如果沒有加勒比地區的性感和嘲諷的色彩,它們一定是令人不堪忍受的。我曾生活了十三年的那個綠色、快樂的國家委內瑞拉的影響,使它們免於成為宣傳自由的小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