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喬伊斯對後來愛爾蘭小說的影響是含糊而未知的。如果把整個愛爾蘭文學比作一顆大樹，那麼喬伊斯無疑就是這棵樹的樹幹，但是從樹幹長出來的枝杈卻好壞參差不齊。要說愛爾蘭文學的弱點（當然了，對任何事物做出簡單的概括總是顯得有點愚蠢），我認為它有時候傾向過於修飾細節而忽略了整個小說的形式和結構。很多愛爾蘭作家可以寫出一句漂亮的句子，描繪一幅美妙的風景圖，或是講述一個動人的愛情場景，但是在我看來，一個優秀的作家應該在寫作的各個方麵都有所出彩：有效率的小說結構、可信的人物形象、精彩的對話、吸引人的敘述和漂亮的文字。我認為這些都是典型的美國文學傳統。
問：我對您為寫作《星》而進行的大量的數據搜集工作印象很深。德克蘭·基伯德曾提到您的作品“把維多利亞時期男性對資料和量化的著迷表現得十分幽默”。當然，除了這一點，您的小說還在很多方麵體現了維多利亞時期的小說傳統——您甚至還引入了插圖。您剛才提到了對於小說形式的關注，而且也比較欣賞注重抱負和理想的小說，那麼您是否能就這一點做出評論？
答：我開始寫作時還是個二十幾歲的學生。當時我和我的朋友就喜歡讀美國“低俗現實主義小說”，尤其是雷蒙德·卡佛的作品。這些作品通常被認為是荒誕而無內容的，但在當時卻非常流行。現在看來，很多這一類的作品都幾乎毫無形式可言，所以我認為它們經不起反複閱讀。
我對這個形式問題一直很感興趣。所有小說都必須依賴於特定的形式以求達到完整。事實上，寫作就如同是工程學上的操作和管理。從一個社會的主流小說類型到其它文學樣式，從好萊塢的大製作到歐洲的文藝電影，幾乎所有關於寫作的東西都依賴於一定的形式和結構。這一點我從一開始創作《星》的時候就已經明確了。
為了使《星》能盡量接近真實的細節，我研究了大量19世紀的小說。它們內在的結構特色深深吸引著我，而且這種感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烈。盡管在英國文學領域拿過好幾個學位，但我必須承認，在學生時代，維多利亞文學並不是我的最愛。然而若幹年後重讀這些小說，卻越發覺得閱讀的感覺十分美妙和令人滿意。我喜歡那段時期那些經過精心布局又能提供廣大空間感的小說，盡管小說在當時還隻是一個新興的文學樣式。我想早期的小說家犯一點錯誤是可以理解的，而我喜歡從他們作品中體現出來的青春的活力。相比起來我們當代的一些小說就顯得有點單薄。但其實依據創作者的才華來看，他們也許可以比現在處理得更大膽一些。
在小說的成長階段，人們通常認為語言可以用來表達一切。作家們也是如此。狄更斯、勃朗特姐妹和特羅洛普就屬於非常大膽的作家，他們的作品通常會使用大量的人物角色、真實的曆史事件、偉大的史詩般的背景，有時還引人十分大膽的敘述技巧。而我對於這最後一點印象尤為深刻。當我們閱讀狄更斯的作品時，就常常折服於他傑出的講故事的技能——扣人心弦的情節、頓悟、信息的大膽揭露，有時還有奇異的巧合。再拿《呼嘯山莊》來說，其結構也極為複雜和大膽。同樣還有艾略特的《米德爾馬契》。一般的讀者很少會去注意這些小說內部的結構因素，在我看來，這正驗證了小說的成功之處。精心設計的結構在小說內部渾然一體，構成一股內在的引力，在掩埋藝術的表象下，卻體現出了真正的藝術。
我喜歡那些融人大量生活經曆的小說。所以盡管《星》並不旨在模擬19世紀的小說，我仍希望它能傳達出那種強大的空間感和一種活潑生動的感覺。在寫作這本書以前，我考慮了很多。就像是造房子一樣，我知道它需要將很多不同的成份組合起來。但是要找到一個合適的方法把它們組合成一個有機整體，這需要大量的時間。
我父親肖恩是一個結構工程師。雖然我很清楚自己並沒有遺傳他在數學方麵的天賦，但在我看來，書也有建築式的結構。或者打一個生理學上的比方，每一本書都需要一個用以支撐內容的骨架。我認為在正式開始寫作以前一定要明確這一點。
寫作是一門藝術，也是一種技能。任何想要做到名副其實的作家都要學會尊重這樣一種技能，否則他們所做的就僅僅是在宣泄個人的情感：給自己的情緒加上各種各樣的形容詞，然後稱之為文學作品。所以我覺得對於文學創作來說，學會運用那些講故事的技巧非常重要。否則像《星》這樣的作品就很可能變成一部記錄愛爾蘭大饑荒的史卷，冗長而沉重，無法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
驚險讀物、探險故事、神話、愛情小說，還有哥特式懸疑故事都內含十分巧妙的敘事手法，可以吸引讀者的興趣。如果運用得當，那些技巧通常可以使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產生一種迫切想要往下看的欲望，而這種效果無疑是所有作家都期望達到的，對於讀者來說則更是一種美好的享受。在長時間地考慮了那些有關結構方麵的問題之後，我就開始為我的小說添加細節。我認為要讓讀者進入小說中的世界，主要得依靠語言、氛圍、形式和小說所表現的人物的掙紮（人物形象最好要鮮明），而且讀者對於小說背景的接受應該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可以說，和小說有關的一切都始於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