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蘇州散見
《“勝讀十年書”》
2005年11月9日，采訪前來德江縣參觀的全省統戰工作會議代表，隨行的台辦副主任柳仁強無意間提及，中央統戰部培訓中心在蘇州設有分部，參觀考察與教授講課交替進行，聽培訓回來的人講，受益匪淺。他說他很想去，我說我也想去——因為我喜歡遊山玩水，請他向統戰部長陳健彙報彙報，也給我爭取一個名額。
11月下旬有了結果，培訓時間是12月上旬，丁應友、楊通奎、安仕榮、張金梅、餘龍海，以鄉鎮“優秀統戰委員”的身份參加，我和縣民宗局的楊廷英以“統戰聯絡員”的身份“出席”，條件是分管領導同意。我笑著感謝陳部長：“這回又沾光了。”他則一本正經地說，上麵有文件規定，宣傳部門必須明確一名副部長抓統戰工作的宣傳。我心想，真明確，自有分管宣傳通訊的人，也輪不到我。不過，他這麼一講，我也就心安理得用不著請“事假”了。
宣傳部長安嬋娟同意我外出，條件是必須安排好單位工作，出好《今日德江》“12·8首屆特色農產品展銷會”專刊。我想，這條件也太寬鬆了。平時在單位，除了幫忙校對校對清樣，或掃掃地抹抹桌什麼的，之外就是每周上街貼一次《今日德江》。朋友碰到了常問：忙呀？我答：不忙。又問：怎麼不安排其他人來貼？再答：報社就這活路輕鬆點——不動腦筋，還可活動活動四肢。果然，我給副總編和部室負責人打聲“我出去耍去了”的招呼，外出半月回來一看，應該隻辦兩期《今日德江》的時間內，他們辦了3期，有縣領導和一些熟人碰到時對我說：你們這幾期辦得不錯，特別是專刊，圖文並茂，沒有想到開幕那天就發出來了。我本想說，應該將“你們”改為“他們”，總喜歡聽恭維話的我，嘴裏說出來的卻是自鳴得意的“哪裏哪裏”。
11月30日，朝辭德江，暮達銅仁，地委統戰部在錦江賓館召集來自全區的63名學員交待注意事項。鄧應明部長一再強調，去的都是領導幹部，相信大家在政治經濟上不會出什麼問題，但一定要注意細節，“細節決定成敗”，還用有人吐口痰在車中司機強迫那人下車等事例佐證。
12月1日淩晨5時乘車出發，9時在吉首上列車，找到自己在硬臥車箱裏的鋪位。列車啟動後，問服務員，得知本次列車到達蘇州站的時間是次日下午2時30分。在車上，除了看大同小異的窗外風景，就隻有睡覺，睡覺之後呢，聊天也沒有多少新鮮的，又隻有看讓人疲倦的風景。所幸本人帶了一本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法籍華人高行健50多萬字的作品集，看了睡，睡了看，因喜歡其表述方式，讀完了再讀一遍。這樣，不但打發了後來乘車返回的無聊，還混完了“學習培訓”期間入睡前和起床後的空閑時間。
在培訓部住下一看日程，感覺時間長了點，長的不是“參觀”蘇州、杭州、南京，“考察”無錫、上海，是有整整3天的培訓，內容涉及我們常見的提高執政能力，改善投資環境，發展民營經濟，樹立科學發展觀，轉變政府職能，情融招商引資諸方麵。這3天中，是上午下午都聽，還規定不準請假。自認為，這方麵的內容已經聽得“太多”，讀得“不少”，沒有必要“再受訓一遍”。好在我應付類似“聽講”的辦法有三種：一是寫稿，二是閱文，三是睡覺。如果這三種都沒有發生，那肯定是被講話內容所吸引，此時常常會產生副產品——記錄。
在接下來的6次聽講中，授課人理論與蘇州實際相結合演講般的講解，隻有市委宣傳部長《樹立科學發展觀》前麵談“科學發展觀的形成”讓本人睡了十來分鍾，其他時間，我真恨自己，當初怎麼就沒有學學速記？又想聚精會神聽，又想仔細記錄，結果是聽也沒有聽得過癮，記也記得潦草而零亂。問帶了錄音筆的楊通奎錄得如何，他答隻能錄7個小時的錄音筆，第一天就錄滿了。我建議他刪掉重錄，他答保留的還是7小時，前麵的刪掉了也可惜。我一想，我這建議簡直是猴子扳包穀——扳一個甩一個，最後隻剩一個。陳部長“沒有買錄音筆”的後悔，也輪到我了，我的後悔是應該買可裝取磁帶的錄音機。
歸來陳部長問我感受如何， 笑答：人家說“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本次蘇州之行，聽了數君的“一席話”，也就理所當然“勝讀十年書”了。雖說這是玩笑，但冷靜一想，本人在校十年，學的知識用於社會實踐的確實不多；再看最近十年，學的知識難於啟齒——所學不多，適用更少。遺憾的是學習時間安排少了點，真想多聽聽授課人“形散神不散”的“調侃”。聽人家如何改善投資環境，想我們許多地方還停留在口頭上，甚至口是心非；聽人家已將招商引資改為招商選資，想我們的招商引資正在饑不擇食，甚至“引狼入室”；聽人家發展民營經濟的力度，想我們“招來女婿氣走兒”的抱怨；聽人家反思過去經濟與環境未能協調發展的失誤，總擔心我們正在走先汙染後治理的老路；聽政府是納稅人的“保姆”之妙喻，總想起我們有的“保姆”已從二奶升成了“主人”；參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總統府、中山陵，又不能不使人聯想到授課人講解的執政能力……。在他們精彩的講解中，開闊了視野，在他們獨特的見解裏，更新了觀念。當然 ，他山之石，究竟有多少可用、適用、能用，那是另外一回事。正如陳部長糾正所說：“觀念都沒有更新，還談什麼行動呢！”
陳部長問可否寫一篇學習彙報，我搪塞道：因本人記憶力不佳，記錄又慢，數據難免出錯，觀點也許失真，事例無法考證，加上理性思維欠缺，無力總結歸納，就饒了我吧。但因吃住學習在蘇州，外出遊玩——書麵語言叫考察——也是早出晚歸，可以寫一點“蘇州行散記”，將其列為“文藝作品”，以便讀者姑妄讀之，姑望信之，本人又免了“負責任”。
2005·12·20 鍾應山下
《GDP的含金量》
2005年，我國GDP按當年彙率計算為2.26萬億美元，占全世界GDP的5%，但為此消耗的資源量卻十分驚人：原煤21.4億噸，粗鋼3.5億噸，氧化鋁1561萬噸，水泥10.5億噸，分別占世界總消費量的39.6%、31.8%、24.4%和47.7%。
甲地100億元GDP和乙地100億元GDP相同嗎？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你別以為我神經發叉了，聽我慢慢道來。
首先了解一下什麼是GDP。GDP，就是轄區內在一定時期的生產總值，一個國家的彙總數常稱國內生產總值，是各行業增加值之和。增加值，簡單點說，就是勞動（務）總收入，扣除不含折舊的物質消耗後的餘額。即：增加值=折舊+勞動報酬+稅金+利潤+其他個人性支付等。
請記住這個公式。
如果兩地之一的折舊率太高，比如一輛10萬元的汽車，每年折舊25%，第五年還是填寫折舊2·5萬元；如果人為降低物質消耗，增加“利潤”，甚至將虧損報為盈利；如果“勞動報酬”永遠高於人們的收入；如果財政總收入永遠低於“稅金”……這是“明目張膽”的虛報。那麼采取財政今天下撥給企業，企業明天上交稅金的方式呢？數字是相符了，卻是駝鳥的做法，說穿了還是虛報。對這種數字，隻要看看當地同期農民人均純收入，電力等能源消耗，居民消費品零售額，可支配財力，等等指標的增幅，也就“一目了然”了。
你能說他們的GDP相同嗎？答案是否定的。以上這種目的隻為“升官、保官”之舉，不說也罷，我說的是實事求是中的“不同”。
從前述GDP的構成，我們可以發現，如果一個地方的GDP，是以大量的投入來換取，那也不足為喜。且看我國目前的GDP，占世界的總量是5%，但我們是以占世界25%的物質消耗取得的，這種高投入，低產出，我們高興得起來嗎？
如果第一產業（農業）比重較大的地區，增加值主要是“勞動者報酬”，而這報酬，又主要是農民的“剩餘產品”。此時，此地GDP僅以這種勞動報酬支撐，那財政必定“空虛”，經濟發展後勁自然缺乏。如果不大力發展以工業為主的第二產業，就隻有“久久窮”了。
如果“稅金”占了較高比重怎麼樣呢？那不一定富民；如果“利潤”的比重較大又如何？那也與多數百姓的窮富沒有直接關聯。蘇州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達兩成多，但不管是教授們講述的數據，還是與的士司機或普通市民交談，他們的收入，與其GDP的規模，相去甚遠。
蘇州的GDP，1996年是1千億元，2001年超過重慶，2002年甩掉天津，2004年達3450億元，讓深圳尾隨，在大中城市排名中，列上海、北京、廣州3個城市之後，而蘇州，不是省政府所在地，更非直轄市，隻是一個地級城市而已。在所轄的5個縣級市中，昆山、張家港、常熟、太蒼在全國百強縣（市）排名中，分列前10名的第一、四、五、十位，隻有吳江市市委書記的壓力“很大”，沒能進入10名，隻坐了第十一把交椅。
蘇州的GDP，人均近6萬元，但老百姓看不見；蘇州的財政收入，人均萬餘元，但老百姓摸不著。與老百姓休戚相關的數字，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但每月隻有1200元。麵對每平方米五、六千的房價，麵對名目繁多的學校收費，麵對走進醫院就讓人“頭痛”的醫療，確實，蘇州百姓不敢言他們很富。這是為什麼？答案是：蘇州的經濟是外向型經濟，外資、台商企業占據大半“河山”。外向型經濟對地方的發展，引進管理經驗和技術，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別是落後地區。但這種經濟，是打工經濟，用互聯網上的評語說，就是“隻長骨頭不長肉”。
迅速發展的外向型經濟，創造了GDP，也富了投資者，而投資者卻將大部分收益帶出境外，老百姓的收入，與想象相差較大。舉一個例子大家就會明白。某企業11人，年人均工資2萬元，不錯。但一細看，老板領了12萬元，工人人均就隻有1萬元，月均不足千元；如果老板將10萬元存入境外銀行，那麼留在本地的工資性資金就隻剩12萬元了。
蘇州人已經明白這一點，所以他們正在學習浙江人，特別是溫州人的創業精神。
浙江省的GDP，改革前在全國是14位，人均12位，國家對他們投資少，人均300美元，技術人員不多，人均教育水平較低，但現在在全國排名卻升至第二位。他們靠的是什麼，靠的是人力資本，靠的是人人想當老板的企業家精神。青年人到國企，再跳到民營，或者私企，目的隻有一個，學習技術，借鑒管理經驗，為自己當老板鋪路。他們敢於冒險，善於抓住機遇，勇於把機會變成現實，而這一切又源於他們具有把事業做大做強的精神。浙江農民有1800萬人，當老板就有600多萬人。
基於這一點，蘇州人將招商引資改為招商選資，側重於可持續發展項目，側重於第三產業。積極創建適於本地企業家生長的環境，製定各種激勵創業者的製度。這些製度，包括政府係列優惠政策，包括整個社會工作環境。對創業者，讓其享受外資企業的優惠待遇；為鼓勵創業者競爭、創新，財政每年拿出較多的資金投入技術培訓和獎勵。對本地企業家，一次獎勵可上百萬元。
扯遠了，我們還是繼續回到甲乙兩地的GDP。
如果兩地的地域不同，人口數量各異，他們依然不同。比如，我國GDP總量已居世界第六位，（今後隨著經濟快速發展，人民幣升值，排位還將迅速靠前）但人均卻隻有1700美元，還在100名左右徘徊。再從每平方公裏生產的GDP看，其位置也遙遙落後。
如果其中一地，GDP的取得，是以盲目引進項目，以犧牲土地、環境和百姓的利益甚至生命為代價，那他們遲早得回頭“吃夾生飯”，到時連老本都得掏出來。
如果兩地產業結構不同，GDP的質量也不一樣。你能說10個農民生產自給自足產品產生1萬元的增加值，與1個工人生產1萬元的增加值相同嗎？再舉一個例子你會更明白。生產一支槍創造100元的增加值，與生產10把大刀創造100元的增加值相同嗎？特別是當這10把大刀不能形成合力時。關於這一點，翻開中國近代史你就知道了。
說了這麼多，你也許要問：究竟什麼是GDP的含金量？我的回答是：既可富民，也能強國！
2005·12·香樹園
《國恥難忘》
看過反映南京大屠殺的電影，也讀過相關書籍，心靈也曾受到震憾，但永沒有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以下簡稱“紀念館”）參觀時那麼強烈。
2005年12月6日，在日軍南京大屠殺68周年來臨之際，我們走進“紀念館”，望著累累白骨，讀著日軍燒搶財物的同時，肆無忌憚用砍頭、劈腦、切腹、挖心、水溺、火燒、剜目、砍四肢、割鼻耳或生殖器、刺穿陰戶或肛門等方法屠殺中國人的圖片和文字，看著屠殺前對被殺者加以侮辱、虐待、搶劫、毆打、摧殘、玩弄、奸淫的人證和物證，麵對這國恥，我說不出什麼，隻含淚記下了“1937·12·13——1938·1 遇難同胞300000”。
走出“紀念館”，耳畔總是縈繞著30萬慘遭塗炭的生靈的悲吟，無數不散的冤魂總在呼喊：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的國力不如人？1820年，我國的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比例與今日美國相當。但，我們的GDP，多是糧食茶葉農產品之類，甚至還有日後帶來“負數”的鴉片。政治腐敗，經濟落後，軍備廢弛，導致國門被列強一腳踹開。於是，1840年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日俄戰爭，八國聯軍入侵，1874年日本武力侵占台灣，1895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於是，中國飽受列強欺淩，喪權辱國條約不斷。後來，辛亥革命名義上統一了中國大陸，但事實上仍處於軍閥割據、內部分裂、連年戰亂的一盤散沙之中。
為什麼國際聯盟靠不住？大家看看新世紀美伊戰爭前聯合國的“作用”，也就明白了這一點。戰爭的戰與不戰，不取決於任何國際組織，而是對手的實力。於是有人說：弱國無外交。看看當今的德國，反思懺悔二戰惡果，原因很多，但也與曾經的主要對手的強大不無關係；再看看當今的日本，世界第二的經濟實力，也不能說不是其傲視亞洲鄰國的資本。
為什麼日本侵略中國總有那麼多的“理由”？沒有理由他們可以尋找“理由”，比如“保護僑民”；沒有理由他們可以製造“理由”，比如“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這個“理由”實現了，下一個“理由”又開始，比如占領東三省後，要求承認滿洲國和內蒙獨立，擴大華北、上海等地的非武裝區，等等；後來隻有一個“理由”：做亡國奴！當南京政府還在乞望和平之際，日本大本營的命令卻是“占領敵國首都，迫使中國屈服”，日軍司令長官的命令也是“把大日本帝國的旗幟插上南京城頭！”這時的日軍，已變成一部戰爭機器，不需要尋找任何“理由”。
為什麼盟友國不同情支持？抗戰前幾年，“盟友”正在發戰爭財，將鋼鐵源源不斷地賣給日本，日本將其製造成炸彈投向中國。當他們後來“受傷”醒悟時，才明白自己曾經在“養虎為患”。
為什麼中國軍隊抵抗不力？
應該說，不是抵抗不力，而是“器”不如人，“技”也不如人。1936年西安事變之後，在中國共產黨的倡導下，中華民族實現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海內外中華兒女，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團結一致，共同抗戰，聚合了中國近代曆史進程中空前的團結精神，形成了真正戰勝日本侵略者的無堅不摧的力量源泉。就國民政府而言，毛澤東也曾這樣評價：從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到1938年10月武漢失守這一時期內，國民黨政府對日作戰是比較努力的。
但，蔣介石知道，毛澤東也知道，麵對裝備尖銳，士氣囂張，將領驕橫的日軍，中國軍隊難以阻擋；三個月的淞滬抗戰，雖讓日本人“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流產，卻也精疲力竭，隻能撤退。
當日軍隆隆炮聲日日逼近南京時，麵對華北抗戰吃緊無兵可調的窘境，國民政府軍委會執行部主任、一級陸軍上將唐生智，以抱病之軀主動請纓，出任南京衛戍司令長官，組織包括淞滬會戰匆忙撤退下來尚未休整的軍人，沒有重武器的地方部隊，剛學會放槍的新兵10餘萬人投入南京保衛戰。有軍事專家這樣評論：在不考慮海空軍的條件下，在將帥們指揮得當的情況下，中國軍人要用一個師才能與日軍一個團打成平手。也就是說，憑這支力量，要想守住南京，擋住在海空軍支援下的20多萬日軍的進攻，也隻是一個神話。
12月6日，中日兩軍在南京城外防線接火，在日軍海陸空的立體進攻下，中國軍人，憑借自己的血肉之軀，和火一般的抗戰熱情浴血奮戰。一時間，兩軍廝殺，屍積如山，血流成河。空中英雄高誌航所在第四大隊和蘇聯空軍誌願者，每次升空多是夠本還賺，讓日軍吃了不少苦頭，但猛虎終鬥不過群狼；為數不多的坦克，也曾將衝到陣地前沿的日軍壓成血餅，但在日機的轟炸和如雨的炮火中，變成了廢鐵；川軍師長郭勳祺在“勝則生敗則亡”的口號裏，率部憑著步槍、手榴彈，打退了日軍一次又一次的進攻；“人在陣地在”的川軍師長饒國華，因無力回天而殺身成仁；桂永清指揮的教導總隊，讓日軍在陣地前屍橫遍野，可大批日軍卻是源源不斷，蜂湧而至；最先衝上城牆的日軍，倒在了中國軍人的剌刀下，有的中國軍人，衝向日軍陣地同歸於盡；副司令長官羅卓英、劉興等，親臨前線指揮，僅在雨花台，用6000餘將士之軀，讓日軍傷亡數千；成百上千的士兵，在旅團營連長等長官戰死無人指揮的情況下，飛蛾撲火般衝向敵陣……日軍在這一周裏，陣亡人數比三個月的上海戰役還多3000人……
12月12日下午，國軍在退路斷絕又無援兵接應下匆忙撤退；13日，日軍5個師團殺進中國的首都南京。於是，一場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開始了……在日軍燒搶和屠殺中倒下的，除了匆忙中未及撤退已放下武器的士兵，和支持抗日的人士，就隻有手無寸鐵的20多萬平民了。
……
為什麼日軍要如此大開殺戒？目的隻有一個：用恐怖手段迫使中國政府及中國人民喪失戰鬥意誌，放棄抵抗，屈膝投降。但是，連日方後來也不得不承認，恰恰相反，這更加激起了中國人的仇恨和憤慨；血的事實也教訓了中國人民，在法西斯的暴行麵前，任何軟弱、求饒和引頸受戮都是無濟於事，惟有奮起抗爭，才能保家衛國。平型關、台兒莊、沂口、萬家嶺……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一個又一個破滅。武漢保衛戰，中方軍人以傷亡40來萬的代價，使日軍傷亡20多萬人，並不得不從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禦……中國軍民，最終以8年全麵抗戰，迎來了勝利的朝陽。
為什麼不能忘記這國恥？60多年過去了，有人還在問。
包括左權、張自忠等100多位將軍在內的為抗戰捐軀的380多萬中國軍人的後繼者們不能忘記，這是國恥，也是軍恥；因日軍侵略戰火而死亡的3500萬平民的親人們也不能忘記，一位親人的被害，是幾人甚至幾十人和數代人的傷痛……我們不去做“冤冤相報何時了”的事，但怎能忘記受辱之羞？怎能抹滅失親之痛？又怎能麵對那些同情中國民族解放事業而捐軀中國長空和大地的蘇聯誌願軍、美國空軍以及其他國際友人的英靈？這還僅僅是不能忘記的一方麵。
在參觀中，我們聆聽了導遊講解曾經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軍人的真誠懺悔，也參觀了日本友人參觀“紀念館”後種下的據說已達5萬多棵祈禱和平的常青樹，本人還親眼目睹了參觀紀念館的日本長畸大學的師生，在敬獻花圈後默哀的陣容。
但是，我們也知道，日本國內有人已為戰犯樹碑、立傳，並否認有其暴行；上世紀80年代日本文部省將教科書中“侵略中國”，改成輕描淡寫含含糊糊的“進入中國”；再到後來日本政要頻頻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8月15日參拜供奉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還有將“自衛隊”改為“自衛軍”，美日的“共同防禦”，以及支付著絕對數和人均數分別比中國高62%和55倍的軍費，卻高喊著“中國構成了威脅”……。這些，無時不在提醒我們：遺忘就是背叛，曆史將會重演！
2006·2·15鍾應山下
《聯想執政能力》
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豈肯休？
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誌豈在封侯！
儼然一腔民族使命集一身的豪邁感。作者是誰？是曾在保定陸軍學堂怒斥日本教官、時為救國救民留學日本的熱血青年蔣介石。蔣介石何許人也？是對中國曆史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人物，有搞白色恐怖、實行獨裁統治的一麵，也有對日本人絕不投降、在世界上不允許“兩個中國”存在的閃光一刻。我想，中華民族曆史給他的定位，應該是民族英雄、政治家和軍事家之類。
蔣介石曾任中華民國政府總統、國民黨總裁、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安事變，毛澤東等共產黨人也認為，當時的中國，隻有蔣介石才能領導全民抗戰，於是放棄一黨之私，以民族大業為重，促成了“放蔣”，以服從國民政府統一領導，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蔣介石也有過人的聰明才智。深得孫中山賞識的他，20年間，由一名無名小卒邁過許多舊長官，出任黃埔軍校校長、北伐革命軍總司令等等，最終躍居中國“第一人”。這些，除了他巧妙駕馭機遇，政治上圓滑、生活上善變之外，他絕不半途而廢的韌勁，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精神，以及他過人的聰明才智，也不能說不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蔣介石也非貪生怕死之輩。不管是他的下屬，還是蘇聯顧問，對他都誇過“身處槍林彈雨而麵不改色”。南京保衛戰打響前兩天他才離開，武漢會戰棄城前兩日他還在武漢。台兒莊，為親自祭奠川軍陣亡師長王銘章，敵機盤旋頭頂而麵不改色。
但是，今天我們以遊人的身份，走進曾經荷槍實彈戒備森嚴的南京總統府，麵對蔣介石曾經的辦公室，猜測他斜對牆角安放辦公桌的原因。不管是為了安全起見，還是“監視”斜對門辦公室裏的副總統李宗仁，“都付笑談中”了。
曾經神秘的總統府，怎會人去樓空？不得不深思其“主人們”的執政能力。
時常將國民黨的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的蔣介石，憑借其軍事指揮才能，在戰術上不時也漂亮一把。但這“漂亮”，在戰略上，甚至在政治上，不時卻又無異於自殺了一刀。“九·一八”事變，他不抵抗的命令，他“攘外必先安內”的理論，其實就是為了“保存實力”，一門心思用在對內全力征剿上，漸漸寒了國人心。直到1936年，他棄肥沃的東三省和日本人的挑釁於不顧，念念不忘圍剿居於陝北一隅的紅軍，親赴西安督戰，結果被張學良、楊虎成等人兵諫。就在抗日戰爭進入艱難階段的1942年初，側重於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他，發展到以“叛軍”為由，製造絞殺新四軍主力的“皖南事變”。他這“同室操戈”的舉動，將許多愛國誌士加速推向了共產黨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