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蘇州散見(2 / 3)

抗戰勝利,和平曙光再現中國上空。人心思定,渴望和平是主流。然,蔣介石自恃有美式和日軍武器裝備的430萬正規部隊,不願他黨分享本執政黨既得利益,更不願將執政黨置於其他黨派的監督之下,置“雙十協定”、“政協協議”為廢紙,放棄民主,放棄和平,發動旨在撲滅共產黨的國內戰爭。不幾年,被迫退守彈丸之地的台灣島。

應該說,蔣介石不乏運籌帷幄的帥才,比如李宗仁、馮玉祥、李濟深等,但他們被蔣用位高權輕掛了起來。也不缺少能征善戰的勇將和部隊,比如在抗戰中功勳累累的杜聿明、孫立人、薛嶽、衛立煌、傅作義、王耀武、張靈甫,等等,不論中央軍、地方軍或原軍閥舊軍隊,甚至曾經的“叛軍”,在抗戰中,在他的指揮下,絕大多數都成了抗日的英雄和抗日的英雄軍隊。但在與解放軍的對決中,不是戰死就是逃跑,不是投降就是起義。

為什麼會這樣?從國民黨自身看,僵硬的理論、綱領,使其失去了賴以支撐的思想基礎;重大發展戰略失誤,使其執政基礎動搖;逐步官僚腐化,使其失去了群眾的支持;黨內民主蛻變成派係活動,使其失去了活力和凝聚力。稍有權力的執政者,都在用“實際行動”將國民黨變成“刮民黨”,普通黨員對其失去了信心,老百姓對其失去了信任。表現在軍事上,結果是內部分崩裂隙,眾叛親離,與共產黨軍隊上下同心,將士用命,軍民團結,戰略戰術運用得當形成了鮮明對比。

從國民革命軍“為誰而戰”看,是為在境外安家的位重權高者,還是為在國外置房買地的達官貴人?是為錢存瑞士銀行的中飽私囊者,還是聚斂土地的鄉村豪紳?……眾多勞苦出生的將士,自己在戰場流血,總不至於是為保衛高征稅賦、濫發紙幣,造成親人饑寒交迫的政府吧?監獄暴滿、暗殺遍地、怨聲載道的執政黨,難道也值得自己拚命保衛?是的,沒有人願意保衛在炮彈裏填沙子的清政府,同樣也少有人願意為在工事中用竹片代替鋼材的國民政府拚命。於是,整師、整軍的部隊投降,數十萬部隊一夜之間易幟。430萬部隊,就是4300萬我看也不能改變結局。

有人也曾這樣詢問:第一次國共合作為什麼最終失敗?抗戰結束,為什麼不讓人民自決成立聯合政府?除了上麵談到決策者的心胸,我想,當時以資產階級和鄉村豪紳為基礎的國民黨,與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共產黨,其政治主張相去甚遠,執政基礎懸殊太大,更是難以“誌同道合”的決定因素。

曾在中國大陸執政、後在台灣也失去執政地位的國民黨,以及世界上許多失去執政地位的黨派,其所作所為,不能不令我們深思。一個執政黨,是堅持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還是樹立低級趣味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是堅持求真務實,艱苦奮鬥,還是弄虛作假,驕奢淫逸?是堅持執政興國,執政為民,執政圖治,還是在“執政興家”,執政為己,執政為權?是保持黨的先進性,保證政令暢通,還是固步自封,欺上瞞下?是將發展作為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還是用倒行逆施的辦法維持自己的統治?……

針對國際形勢,針對執政需要,針對本黨存在的問題,中共中央作出了 《關於加強黨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要求全黨發展執政理論, 夯實執政基礎,拓寬執政資源,調整執政方略,改革執政體製,創新執政方式。當然,作出決定很重要,但如何貫徹執行卻是更重要。如果下級官員將貫徹執行理解為“念完文件進飯店”,或者人雲亦雲甚至讓秘書寫一兩篇心得,在實際行動中卻依然“我行我素”,不以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為理念,不以求真務實、開拓創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潔為手段,達不到永遠保持先進性,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經濟發展、社會和諧、人民幸福的目的,《決定》依然是一紙空文。

是的,一個執政黨,隻要能使國家繁榮昌盛,能讓百姓安居樂業,誰想不讓人民群眾支持和擁護其執政都是枉然。

2006·3·香樹園

《盤點和諧社會》

走進雪鬆掩映的中山陵,邁上392級台階,站在孫中山先生的陵墓前,耳畔總是縈繞著先生臨終前“和平……奮鬥……救中國”的遺言,品味著先生“天下為公”和“博愛”的胸懷,不覺聯想起我們正在構建的和諧社會。

有人曾問:我們的社會和諧嗎?

委婉的說法是:處於“和平奮鬥”之中;直接的答複是:不和諧!

社會不和諧,是經濟發展中的必然。國際經驗表明,一個國家人均GDP進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時期,既是黃金發展期,也是矛盾凸顯期,如果處理失當,經濟將停滯不前,甚至倒退。我國人均GDP邁過1000美元門檻不遠。

社會不和諧,是擺在我們麵前的事實。

破壞社會和諧的頭號死敵——腐敗,層出不窮。它損害著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威信,加深著社會矛盾,激起了群眾怨恨,失散著民心。每年看到數以千計縣處級以上官員,因其貪汙賄賂等被法辦,我們會感覺輕鬆?還有那些未查出的有多少?那些程度“較輕”的人又占多大比例?每月收入超過農民人均年純收入以倍計,吃住行的大頭由公款開支的官員,還要利用手中的權力吃拿卡要,還要受賄索賄,群眾不切齒?

影響社會和諧的汙染源——不公,無業不在。利用權力或金錢,壟斷土地資源,在房地產領域暴利盤剝低收入家庭;本就短缺的公共醫療資源,還要層層加碼收取高額醫療費,致使一些達到了溫飽的家庭返貧;我們的大學教育,為子女上學,傾家蕩產者有之,為交學費,出賣肉體和靈魂者有之,當子女接到通知書之時,即為家長“死刑”執行之日,事例亦不鮮見。本就不健全的社會保障,被人優親厚友;尚待健全的法律,被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或以罰代法,胡亂執法……還有,不能同工同酬的性別歧視、年齡歧視、長相歧視、親疏岐視、暗箱操作,等等。強勢群體,利用得天獨厚的社會資源盤剝著弱勢群體,於是,造成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貧富差距。那些被無辜排斥在機會之外的人們,怎麼能讓他們跟社會和諧?

影響社會和諧的導火線——失業,居高不下。經常聽到以下這些誕生在新時期的說詞:減輕農民負擔,剩餘勞動力轉移,下崗工人再就業,等等。我們從現實解讀就是:因國企改製許多工人下崗,因土地征用失地農民增多,因人口增多資源縮減勞動力剩餘,勞動力剩餘人口出生總數卻依然攀升……。無工可做的已經不少,有工可做的收入也不高,不高的收入還要被拖欠,要由勞動者以死要挾,或通過“總理討薪”才能得到。當其生理需求都難滿足時,可以想象結局將是什麼。

破壞社會和諧的毒瘤——為富不仁,日見其新。報載,四川樂山一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某縣政協副主席,投資開辦的電站將淹沒一農民的砂場,他隻同意補償4000元。他人協調請他補償10000元都遭他拒絕,那位農民隻好身捆炸藥,與這位億萬富翁同歸於盡了。又一身邊數年前事例,一高利放貸者,去鄉下逼迫一到期借貸者歸還本利對等的2000元借款,因多次催收未果,本次必須“立地生財”,否則用拆房或斷腳折手抵償,借貸者從家中拿出火槍,擊中放貸者腹部,隨後到公安部門自首。放貸者提出誰將他抬往醫院,獎償3萬元,圍觀者無動於衷,最終因流血過多而亡……。本人反對采用極端手段解決問題。細心想來,前例兩條命加起來,也就值了6000元;後例,一條命和10餘年徒刑也隻值2000元。但是,排除少數過激者法製意識缺乏外,“依法”經濟成本太高、時間太久遠、結果不可預期、甚至渠道不暢的情況,也不能說不是他們選擇極端手段的重要原因,至少是各級信訪部門門庭若市的重要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社會對一些富人的巧取豪奪缺乏打擊力,甚至用與法律相抵的“霸王條款”、“土政策”,維護著這些富人的利益,並讓子孫後代用數倍的代價,換取目前的稅利、功績,或僅隻是決策者的回扣。你說,人們怎能長期“忍辱負重”!

影響社會和諧的慢性病——不作為,四處可見。不少幹部,拿著納稅人的工資,成天渾渾噩噩,遇事推諉搪塞,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再看官員們,長期以來,很少有因管理不善造成重大損失而辭職的, 這些人不引咎辭職又極少被上級“問責”。麵對這些,你說群眾氣憤不氣憤?

影響社會和諧的深水炸彈——分裂,蠢蠢欲動。除了妄圖將西藏、新疆等從中國分裂出去的少數極端分子外,“台獨“分子也是構建和諧社會潛在的威脅。一個國家如果處於分裂之中,還談什麼和諧呢?何況此時外敵勢必虎視眈眈,國際環境也難和諧。

此外,防不勝防的治安案件,頻頻發生的自然災害,嚴重的環境汙染,突發的傳染性疫病,蔓延社會的享樂價值觀,等等,無一不對構建和諧社會形成威脅!

也許有人會問,作者列舉了這麼多不和諧的現象,那麼怎樣構建和諧社會呢?這,中共中央相關文件已經講得透徹,胡錦濤總書記對其標準的論述更是清清楚楚。也讚同專家們的觀點:關鍵是執政黨,要在民主製度規範中,自身長期保持和諧;關健是地方政府,要擔當起製定規則和裁判的角色,而非扮演運動員與裁判員一人擔的角色,甚至與民爭利;關健是從製度上保障競爭機會平等,縮小差別,緩和社會矛盾;關健是努力促進經濟社會全麵發展,最大限度地減少和減輕貧困, 消除“富人最怕窮人”的根本因素……

不可否認,我們社會的不和諧,是量變中的不和諧,是前進中的不和諧,並已看到,執政黨和政府正在努力——黨內新老交替製度化,拿掉貪官問責高官,關注“三農”救助弱勢群體……,這些都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具體行動。作為社會成員的我們,更關注我們自身的行為:能否以身作則從我做起?是否經常檢討自己,有無“仇富”心理?是否“劫貧濟富”?是否心安理得地罵著“已經質變的腐敗”,自己卻做著“量變中的腐敗”?是否做了損人利己的事、欺壓他人的事?……如果回答都是否定的,再加上善待別人、同情弱者、幫助了需要幫助的人,孫中山先生所向往和追求的和諧社會,就離我們很近了。

2006·4·2 鍾應山下

《說說我們的“文化”》

什麼叫文化﹖就是做事的習慣!

蘇州大學沈健教授的講解,於我,是醍醐灌頂。他說,比如做菜,蘇州人喜歡放糖,貴州人喜歡加辣,四川人,則喜歡又麻又辣。

我們做事的習慣,或者說我們的“文化”是什麼呢?哪是太多、太“精彩”、太獨特了,他人模仿都難——不好意思,也可能是人家不屑模仿。

曾聽一官員率團前往日本考察交通運輸,人家答複其經驗是:多拉快跑!且是從中國學去的。考察人員不解。對方解釋:他們是在“快跑”上做文章,一是提高車輛性能,讓車子跑得快,二是提高道路質量,讓道路順暢,在“快跑”中達到“多拉”。我們呢,首先考慮的是“多拉”,同時加“快跑”,結果……看看我們新修的公路,不久四處開裂,除了公路“質量”,主要原因就是“多拉”。我們也設超限超載運輸檢查站,但許多檢查站卻是用罰款“鼓勵”著這種“多拉”。至於“快跑”,公路旁經常豎有這種警示牌——十次肇事九次快!

我們在強製推行新品種時,總是說農民商品意識淡薄:“養豬為過年,養牛為耕田,養雞隻為鹽巴錢。”而且是,從五十年代一路指責到了新世紀,好像自己聰明透頂,猶如諸葛亮再世。其實,我們指責他人,多數時候是“不識廬山真麵目”,是因為我們端著鐵飯碗,農民的損失則由農民買單。如果某一天財政突然給我們“斷奶”,我們中的一些人,真不知道是選擇跳樓,還是上吊。跳樓怕觸地瞬間很痛,上吊又怕憋氣難受。

讓人看著最不舒服的,是國有企業大門口的標語——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想想,那些曾經的勞模而今的下崗工人,是因為他們工作不努力?更有甚者,在行政事業單位門口,也赫赫貼著這種標語,儼然一副私營企業老板的口氣。

我們喜歡花大價錢搞宣傳,形式是組織大型活動,甚至辦隻有三兩外國人湊數的“國際節”,有償做到電台有聲,電視有影,報刊有文,節一完“氣”就完。我們也常到他鄉考察取經,白天遊山玩水購物,晚上麻將歌舞撲克,錢花了不少,回來一問收獲,回答就一句:人家真他媽的不錯!好一點的,是帶一雙耳朵去,也認真聽了對方的經驗,返回即忘得一幹二淨。沈教授在課堂上問:你們拿錢到蘇州來聽我們宣傳蘇州,你們呢?你們卻沒有任何人帶來宣傳你們家鄉的資料,哪怕是隻言片語,包括省委黨校組織來培訓的學員。本人回來向有關領導反映,回答是,一提外出帶宣傳資料,馬上就是獅子大開口的經費預算報告。我知道,即使批複,不知能有多少用於印製資料,又有多少人能恰到好處地送發資料。其實,我們印製簡明扼要資料所需的經費,隻是某一餐中少喝一兩瓶茅台酒而已。

我們不願把精力花在應該做的工作上,而是想方設法應付,或玩弄語言技巧。比如,把下降說為負增長,把落後稱為後進,將吃喝玩樂寫成公務接待,將攤派說成讚助;將“屢戰屢敗”上報為“屢敗屢戰”。如果說這些尚保留了真實的一麵,那麼,把工作搞砸了說是交了學費,生產出現安全事故總結出十條八條搶救經驗,就讓人無話可說了。至於我們在城中豎一座廟,說是弘揚了佛教文化;廠裏舉辦一場卡拉OK比賽,說是企業文化得到弘揚;街頭跳兩場舞,說是業餘文化生活豐富多彩,等等,那已是“很正常”和司空見慣的了。

這些與“公務”沾邊的“文化”,不說也罷,還是看看我們生活中的習慣吧。

看看我們對生理享受的追求,真讓發達地區的人望塵莫及。吃,講究檔次高,講究品種多,不管是否吃完,一律不打包,以顯“氣派”。喝,得喝名牌,喝名牌還得看是“十年陳釀”還是“二十年陳釀”,耗時越長越好,效果一定要達到東倒西歪或腸湧胃翻。穿,不但講究品牌,還要追求新潮,滿衣櫃的衣服,卻喊沒有衣服穿。住呢,身邊稍有兩文錢,就四處借錢貸款置地買樓;出差,非五星級賓館不住。至於休閑,在蘇州難聞的嘩嘩麻將聲,我們這裏是四處可見。沒有錢的,賭1角一張牌,有錢的,500元一張……這些,我們可以一擲千金,但如遇號召捐款,馬上叫窮:今天的晚飯米都還沒有著落啊!就連孩子要錢買本課外書,也如剜了心頭肉。至於那些每月花2千元包二奶的,你想讓他每年拿出2百塊包窮學生,無異於與虎謀皮。

看看我們的處世哲學,更是“妙不可言”。我們不願潛心鑽研,認真撰寫論文,卻喜歡東抄西摘;我們讀書考試上大學,看重的是分數學曆名牌,而非提升自己的綜合素質。我們請人題字,是看誰的職務高,而非書法質量;我們安慰良心的方式,常是在菩薩麵前燒香磕頭……設法臊一臊別人的臉皮,掃一掃他人的興頭,阻一阻他的前程,是我們的拿手好戲。他人倒黴了,我們幸災樂禍;我們吃虧上當了,怎麼也得讓別人跟著吃虧上當一回。

再看看我們的言行,心中所想不一定說,說的常常不是心中所想;說了不一定做,勉強去做,也是敷衍了事。我們做事雖是敷衍了事,但卻特喜歡吹牛。三兩層高的房子,號稱某某貿易大廈;理發師和服務員一人擔任,招牌卻是某某美發美容中心;號稱某某賓館,你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設施破舊,每晚接待能力不足10人。至於標注“皇家”、“宮廷”甚至“紐約”、“東京”連瑣店之類,也是一路目不暇接。還有,不要任何“本錢”的吹牛,更讓人歎為觀止。比如,與某部長是親戚的親戚的親戚,與某明星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等等。有時我們也不是吹牛,而是大事麵前“謙讓”,比如見義勇為,救死扶傷;小事麵前“敢作敢為”,比如他人不慎撞了自己,三句話不到,就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

我們的特色“文化”,遍及城市鄉村,浸染各行各業,完全可寫出數部專著,想靠我這水平和這兩千來字的小文說盡說透,那隻能是馬三立的相聲——逗你玩。

2006·4·19 鍾應山下

《我們腐敗並快樂著》

學習期間,一授課領導介紹,蘇州官員很廉潔,改革開放以來,隻有兩名副市長犯事,一人為其母治病借用公款超時,一人在城建中受賄5萬元;其市委書記已連續三人提任省長。他的意思是說:蘇州的幹部隊伍,腐敗分子極少,廉潔的是大多數。蘇州的情況如何,不敢妄斷,但就本人所見所聞,我們的幹部,廉潔的是個別,腐敗的是多數,處理的極少。

有一首民謠這樣唱:“六十年代土特產,七十年代送酒煙,八十年代送家電,九十年代要銀鈿,大步跨進新世紀,‘三陪’威力更無邊。”大家都知道,這說的是腐敗,我們——當然恨之入骨。可是,如果我們作為收受方,會不會恨之入骨呢?我們隻會感到快樂!因為這種腐敗之人是快樂的,有電視報紙報道為證。如果你有機會腐敗你會選擇腐敗嗎?網上調查結果顯示:選擇堅決腐敗的占七成!其實,我們大罵腐敗,往往是恨自己腐敗的機會怎麼那麼少,金額或價值怎麼那麼低!即使戴上冰涼手銬那一刻,還在指責執法人員:為什麼隻打蒼蠅不打老虎?比起貪汙受賄上百萬數千萬的人來,我這幾千(幾萬幾十萬)算老幾!我們有時也確是誠心要求大家不要腐敗,原因是,大家都腐敗還不亡黨亡國呀?屆時我們去哪裏腐敗?

這些觸犯刑律的事,暫且不表,隻請你看看下麵這個假設——

如果我們一市長與夫人,因私乘坐公務車去港口上船,你認為他算腐敗嗎?如果被人揭發後自己還補交了油費,你說算不算犯罪?你也許會說我神經有問題,這種事應該算廉政典型了。不好意思,意大利西西裏島墨西拿市市長朱塞佩·布讚卡,因此於2003年10月21日被意大利最高法院判了6個月監禁……我們有多少人沒有私用過公車?我們“順便”乘坐公車也像德國前總理施羅德的家人順便乘坐專機那樣付費了嗎?我們“沾光”公車,沒有內疚,隻有光彩,隻是快樂!

我們工作就是開會,管理就是收費,協調就是喝醉,考察也叫開會。報載,2005年,全國各級行政機關公車消費3000億元,公款吃喝2000億元,公款考察旅遊1000億元,總數高達6000多億!有誰會認為我們的吃喝遊玩是腐敗?隻是捫心自問,這其中有多少是真正必須的“因公”?比如吃喝,上麵來一人檢查工作,我們就派十人去陪吃陪喝陪玩,之後,給來人送點什麼,我們也就理所當然“圍山打獵見者有份”了。下去檢查工作,我們絕不會用包含夥食費的出差費支付吃喝費用,連象征性的做法都不會,那樣會很讓人很沒麵子,很不快樂。我們高興有人宴請,我們高興吃喝高檔,我們高興品種豐富數量綽綽有餘,然後接受饋贈。反之,我們會認為他們對我們的“工作”不重視,我們會在較短的時間裏“教訓”他們,讓他們以難受和“有則改之”來使我們快樂!再比如,攀比購置高檔轎車,競相裝修豪華辦公室,爭先恐後環遊世界,求得的是虛榮中的快感;因私用車肇事,大吃大喝生病,公費醫療也會讓我們苦中有樂!

如果說,這隻是法律寬嚴的區別,如果說,這隻是執行力的張弛問題,那麼,我們用自己掌握的行業壟斷資源優勢,讓自己快樂如何?比如,電信職工免費打電話,地鐵職工免費乘車,電力職工免費用電,醫療機構職工免費治療,教師子弟免費就讀;又比如,旅遊景點利用“黃金周”漲價,運輸部門在“春運”中運用高價“削峰”,城建部門“依法”強製拆遷,開發商“依法”強製征地……沒有法規?沒有我們就造一個;對己有用的法規,堅決堅持;於己不利的法規,立即修改。於是,法規之間,常常“打架”。

如果問:“你們痛不痛恨假冒煙酒?”我們會響亮地回答:痛恨!“痛不痛恨偽劣商品?”痛恨!“痛不痛恨假文憑?”痛……恨——聲音會減弱一半。我們許多人手中的文憑,其真實性或者說其“含金量”都值得懷疑。不說學了就忘,不說出10道複習題考8個,隻問我們如是那些公款交費、秘書讀、秘書考的官員們,我們會痛恨嗎?不,我們會因其帶來經濟效益和政治效益感到無比快樂,包括那些為創收而變相出賣文憑的人們。為將這種快樂進行到底,我們還製定了許多規則鼓勵著這種自淫。

對假文憑或沒有含金量的文憑,如果還有人感到不快樂的話,那麼,我們收錢發論文,為評職稱之類拿錢買發抄襲的論文,雙方都是快樂的。我們不懂科研,但我們要當評委主任,因為有評審費;我們沒有搞科研,但我們喜歡在下屬或學生遞來“指正”的論文作者的前麵署名,因為可以出名;我們將人雲亦雲的文章編成書,然後找人讚助或在本係統強製發行,因為可以“成名”獲利。這種“強奸”學術的行為,你說快樂不快樂?!我們也許都不存在以上這些行為,那麼,為應付撰寫學習心得,不用動腦筋,到網上下載一篇文章,然後署上自己的大名上交,不費吹灰之力就完成了任務,應該快樂了吧?我們常常看到應該是“我縣”的文件中,保留著“我省”、“我市”,我們聽著台上領導快樂傳達的聲音,仿佛看到了秘書們快樂抄寫印發文件的身影。

為了快樂,我們一邊詛咒假冒偽劣產品,一邊卻貪戀其“便宜”;一邊高喊打擊假冒偽劣,一邊實施地方保護;一邊要求實事求是,一邊在虛報瞞報中升官;一邊強調科學發展觀,一邊製造“政績等於垃圾”;一邊發文減輕老百姓負擔,一邊幹著亂收費的勾當;一邊埋怨教學質量“今不如昔”,一邊將中專升為專科專科升為本科院校改為大學收費……

生活中我們也腐敗並快樂著。去醫院生孩子,該交的費用一分不少地交了,結果生的是兒子,醫護人員提出怎麼也得請客,於是高高興興地請客;孩子滿月、孩子參軍上學、孩子結婚……快快樂樂地請客,然後高高興興地收禮金。我們向校長送禮,將孩子轉到較好的學校或班級;我們向班主任送禮,給我們的孩子安排一個較好的座位;我們向領導送禮,給孩子分配一份較好的工作;我們禮祝領導生日、節日快樂,希望在工作和任職中關照;我們為給親人治病,給醫生奉送紅包……每一次我們都“真心誠意”,每次成功我們都快樂無比……我們是醫護人員,病了去病人的藥裏勻點出來用用;我們是老師,隻有校外兼職取酬才能精神抖擻;我們有權,到管理對象那裏,以哥們的名義吃點喝點拿點……我們的感覺:生活真美好,真幸福,真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