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2日（臘月二十六日，星期六），雪災後第一天出現的陽光，以及前往平原、楠杆土家族鄉調研的楊頻的笑容，讓隨行的人輕鬆了不少。
我這被他在非正式場合戲稱為“烏鴉嘴”“平時寫點耍耍文章”的人，不時也與他開起玩笑來。在走村串巷慰問中，盡管雪融後泥濘滿地，他卻走得很快，把後麵的人拉下一大截，我們照相攝像的，幾乎是跟在他後麵小跑。前往平原鄉杉圓社區中壩組烤煙大戶牟永祥家慰問時，我隻好氣喘籲籲地對他說：“你慢點，哪個比得了你這長跑冠軍（2007年城區國慶越野賽黨政組第一名）?”我的本意是，這樣攝來的照片背景新聞性不強。前往楠杆鄉大龍塘村魚泉口組烤煙大戶熊崇祥家慰問時，一公裏多的泥濘路，使後麵的人更是離了很遠，眾人趕到時熊祟祥到寨邊背柴草去了還未回來，等待中，有人對他笑說：“冠軍就是冠軍!”他也順著開起玩笑：“你們沒有緊跟縣委書記，就是沒有緊跟黨走，是嚴重的政治問題。”我對他豎起拇指接話笑答：“你這是書記嚴重脫離群眾。”一陣笑聲，感染了寨上圍觀的群眾。在小寨組慰問另一位烤煙大戶黃家鳳之前，他與夏虹縣長二人謙讓，由誰將錢遞給黃家鳳，我趁機搶拍了這一鏡頭。夏虹抬頭：“張賢春，怎麼照我們呢?”楊頻也笑：“你這不成了夏縣長慰問我了?”我笑答：“這張照片表明，書記縣長親密無間，錢都是共用。”笑聲中，繼續走村患巷。在一村寨豬圈邊長長的巷道裏，我反身拍了一張，楊頻說：“照這個有哪樣意思呀?”我說：“縣委書記走村串巷照片難得。”他答：“我經常像這樣嘛。”我又答：“我說的是照片難得。”他又說：“你那個砟殼（低劣）技術，有空了我教你兩招。”我急忙辯解：“不是我技術不行，是相機砟殼。”
如果與人和善本人還可辦到的話，楊頻對弱勢群體的關愛，卻總是讓自己仰視。排除他每年例行公事對弱勢群體的慰問，也不說他不時“利用職務之便”帶著上掛單位或地方部門到縣鄉敬老院、絕症患者鄧方強等特困戶家中“辦實事”(8月23日前往楠杆鄉途經煎茶鎮，都臨時停車到敬老院詢問老人們的食宿及精神生活情況)，就是本人親曆由他自掏腰包的兩件事，也可知一二。
2003年1月8日，當選縣長不幾天的楊頻，走進辦公室便接到一封求助信，寫信人名叫楊紅雲，是錢家中學初三學生，其父1999年病故，2003年1月1日母親因車禍搶救無效去世，其哥在1月前入伍，家中隻有14歲的他、16歲務農的姐姐楊紅梅和12000多元債務。楊頻率有關部門負責人前往慰問，要求教育部門對楊紅雲的讀書給予照顧，衛生部門減免其母在醫院搶救的費用，民政部門解決好姐弟倆的吃飯問題，隨後他又安排楊紅梅到縣賓館上班。贈人以魚不如授之以網，秋季學期，他又將楊紅梅送到其妻所在的銅仁地區衛校就讀，一切費用由他家承擔。
2003年5月18日（星期日），時任縣長的楊頻率相關領導慰問殘疾人，來到癱瘓在床數十年的敖德川家，當聽到年近9旬的敖母介紹年年免收貧困生房租時，楊頻除殘聯事先準備的慰問金外，從自己的錢包裏掏出300元交給了相依為命的敖德川母子，從而也帶動副縣長葉德恩、青龍鎮鎮長熊蓮分別捐贈200元和100元；在接下來的慰問中，楊頻又為令他感動的殘疾民辦教師和一神智不清老人分別捐贈了200元和100元，葉德恩等也跟著“破財”。
……聽說，他資助的一名貧困生已經大學畢業了。
也許有人會說他的錢來得“便宜”，因本人未“奉獻”過，也未因“不跑不送降級使用”，故不敢臆測。但在媒體和現實中，看慣了不少在發黴紙幣中麻木不仁的官吏，見多了不少在紙醉金迷裏為富不仁的財主，對楊頻的惜老憐貧行為，依然隻有兩個字：欽佩；如果再加兩個字，那就是：學習！至於楊頻書記今後是升官、平調、去職，那是“組織”的事，非本人有能力去關心的話題，隻能在這篇結束的文字裏遙祝：平安！
2009.9.1淩晨 鍾應山下
《<致送楊頻>》回帖網友
感謝各位網友對拙作的關注和支持，也感謝網友們對本人的關心和擔心以及批評。
本人自出生以來，感受的總是別人對我的關心、幫助和支持，至今也想不起有人“搞整”過我。這些在拙作《願望年年》等文章中已多有反映。參加工作後，更是運氣不錯。25歲那年，在逐級投票評選向上推薦然後向下考核中，被評為全國統計係統先進工作者，41歲和45歲時，還能得到有關人士的無記名投票關照，先後被評為首屆“科技興德十佳人才”和首屆 “德江縣學科帶頭人”。如果說工作中有一點成績，並不是我有多大能耐，而是為我墊基石的同事和朋友太多了，這一點，凡是與我一道共事過的人都有感受。領導們對我工作的支持，更是舉不勝舉。不說羅仲亨縣長師長般的情誼，也不表張玉早、彭翔兩位縣長的知遇之恩了，僅出任法人代表後因公需要或欠了經費，時任縣長王評、陳達新、夏虹（包括現任縣長張珍強），以及常務副縣長葉德恩、羅秀紅等，基本上是我們請求多少就解決多少，很少打折。需要縣委常委會研究的經費，不但沒有打折，有兩次比報告還多出2000元和8000元，甚至先後還出現過縣長夏虹、縣委書記楊德華聽說我們經費欠缺就通知寫報告並給予解決的好事。
至於“崇拜”領導，確實如此，他們值得我崇拜的地方很多，但崇拜的不僅僅是領導，還有曾經被本人以“室友素描”描寫的13位在生活洪流中堅強生存的底層小人物，以及“德江專家誌”中7位對當事人於利為零於名也無補已故的還徒增親人悲傷的專家，。
可以說，每個我熟識的人，都有值得我崇拜的地方。遺憾的是，僅是“崇拜”而已，卻沒有用“物質”尊敬他們，包括網友認為被我“崇拜”的領導。
對於“批評就隻批評意識形態而不具體批評哪個，反之把讚揚要落到實處”的指責，我承認，這在我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大體如此。像《縣外收購：獎勵豐厚，縣內收購，坑害煙農——南坪鄉烤煙外流原因及建議》這類文章確實不多，像目的是為吸取教訓、改進民主決策、科學決策方法卻被人理解是針對夏虹縣長的《德江舞龍事件是省略民主決策程序的結果》這類文章也很少。為什麼會這樣呢？其原因，是對某事件某領導在其中有什麼過錯，應該承擔什麼責任，我沒有調查，多數時候也不是我的能力所能調查得清判斷得了的，故不敢冒然寫出來。如果用匿名，又僅以不具體的“據說”反映他人，我覺得沒有多大意義。知道了某領導或某部門的工作方式方法不對，或製度性不足，我以為也不一定非要寫成文章公開發表不可，這樣有時既達不到批評的效果，也讓人覺得筆者別有用心。所以，以縣政協委員名義撰寫的《建議取消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農民個人繳納費用》，通過人民網僅向衛生部進行了提交；以中共黨員名義撰寫的《建議堵塞民主推選領導幹部中的漏洞》，也僅是通過人民網向中組部提交。因為有些問題是製度性問題，不是縣級甚至省級所能解決得了的，更何況僅是個人不成熟的意見，沒有必要公布。
領導們在任時，所見所聞讓其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問題，我一般是在自認為適當的場合提出來。比如，在一次縣委征求意見的民主生活會上，我就提出了“縣委、政府政令必須統一；書記、縣長對重大決策的看法應盡量一致，出現較大分歧時，應多聽聽相關專家的意見；書記、縣長應該相互支持、尊重，縣長是副書記，應該多向書記彙報或者說通氣，書記也不能過多幹涉政務，不管縣長做得對不對，事情大小，隻要沒有‘尊重’自己，就設置障礙，不支持其工作；書記作為地方上的‘一把手’，不能沒有主見，一件事，早上這麼說，晚上又那樣講……”（後來一次縣委書記楊德華和縣長張珍強等領導在場時當麵表達了同樣的意思）。對縣領導在會上作報告念了錯字，或對專業術語理解出錯，或批評下屬激動帶髒話，或對其身邊工作人員漠視，或工作方法欠妥，或製定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不切實際，或想當然在規劃新區取名，等等“具體問題”，我隻能當麵或用信件或用短信等方式，向他們提出建議。這種方式涉及過書記、縣長、副書記、常務副縣長等領導。當然，如果對方反擊本人是“烏鴉說豬黑——自己不覺得”，我從此會對其保持沉默的。
曾在“人前”議論領導們這樣不行那樣不足的我，當他們調離德江了又總是想到他們的好處，在內心的感謝和欽佩中，先後寫下了散文《我的四位縣長》，詩詞《送離任縣長王評》《送陳達新赴新任》，以及現在的《送楊頻》。還有此前一直不敢言說怕引起誤會——能背後說人好話也可能講壞話——的書麵信件：在紛紛傳說德江主要領導變動之際，3月28日，以“中共黨員”的名義向地委書記廖國勳《推薦夏虹出任中共德江縣委書記》。盡管我不喜歡夏虹縣長對人工作作風不滿即溢於言表的“處世”個性，但卻欣賞他雷厲風行的“處事”風格。我認為，他思想觀念更新較快，對經濟社會發展能作出迅速的判斷，是一位想幹事、能幹事、幹成事的領導。他總是在設法搞高起點規劃，跑大項目，進行高標準建設，改革落後的觀念和習慣。不管是規劃或是實施工程，發展產業，基本上都考慮了可持續發展。台上講話不東拉西扯，台下辦事不拖泥帶水，回答問題不含糊其辭，一般應酬“程序”簡單。承諾則盡力而為去兌現，無言而無信、朝令夕改的現象。工作認真細致，車上帶著工具，常挖、丈量新建公路等混凝土、預製板等的厚度。無遊山玩水一擲千金、辦事吃拿卡要的現象，也無日常生活花天酒地、傷風敗俗的傳言。
當然，不管是“表揚”還是“批評”，由於寫的是個人親曆，內容單薄甚至一葉遮目難免。好在“表揚”的文章都是背著他們悄悄所寫，他們也不一定看得到，內容的好壞對我仕途的升降至今沒有什麼影響。就《送楊頻》而言，時間也會證明，本人仕途的輸贏與楊頻的升降無關，本文的生命力也不會因楊頻今後結局的好壞而增減。至於這些文字，肯定是不能“代表德江49萬同胞的‘心聲’”的，我想任何人都沒有這個能力，從法律角度講，如果沒有受委托也沒有這個權力。更不能以一己之思（或私）“綁架全體人民”。大家也不要聽信媒體中那些“全體人民一致反對”或“全體人民一致讚成”的斷語。本人曾從事統計工作20年，至今不知有什麼方法能在短時間內調查得知全體人民的想法。僅曾經從事的人口普查來看，全國各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花一兩年時間，調查出來的人頭數字都是有出入的。所以，我隻能寫自己眼見的，隻能表達自己的感受，隻能代表自己，並文責自負。
就現實而言，如果我們去問包括廣大農村在內的普通民眾，誰當書記縣長合適，大多數人會一臉茫然，這是現行體製造成的，誰當他們都沒有發言權，也不可能沾光。當然，也有少數人認為誰都不行，唯有自己或自己親人的能力綽綽有餘。其實，老百姓感受最深的是黨和政府的政策，政策製度好，壞官員對群眾的傷害範圍和時間有限，往往還會自食其果；反之，其好也好不到哪裏去。對這一現象的理解，隻要將同一官員放在“大食堂”、“文革”和“改革開放”時代就可知了。他們做事的宗旨雖然都是“為人民服務”，但其言行為人民群眾帶來的生存狀態卻是截然不同。
本人從未覺得自己是“純文人”，衣飯碗就是“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編一份讀者杳杳的內部資料報，就本人水平，連辭職做自由撰稿人的夢都不敢做，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如此隻有喝西北風；對於網上輿論，方便時是有責任說明的，說得明說不明那是另外一回事。華東師大學者潘曉虹通過腦功能成像研究，發現通常積極反饋總是受人歡迎的，消極否定的反饋總會讓人覺得不舒服。現實生活中，不管是大人還是小孩，不管是下屬還是領導，都有榮譽感，都需要誇獎、表揚，或者說鼓勵，所以該表揚時表揚，該建議時建議（不敢言批評），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把握好“恰當”二字。至於被表揚的人今後將走向何方，那牽涉到識人。識人，偉人毛澤東都有走眼的時候，何況我等凡夫俗子？在此需要說明的是，對於評價人，我們不能像早些年對待政治人物那樣，在任時潔白無暇，打倒後一無是處，複職了完美無缺。遠的不說，看看對鄧小平、林彪不同時斷的評價，大家就會明白。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連年畫《十大元帥》，你怎麼數都隻有9人。從以前楊頻在任時看不到隻言片語批評，到現在的“恨屋及烏”現象，使我想起了魯迅曾經所說：“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目前的現象更進一步：錦上添花常見，落井下石也多。
2009?9?5 香樹園
《楊德華的“細節是大事”》
——寫給“坐在位子上”的朋友們
朋友們好！
現將我近期耳聞目睹的一部分，上任不久的縣委書記楊德華認為“細節是大事”的幾件事，緊急“泄密”給你們，敬請注意。在此我就事論事，盡量回避涉及的單位和個人，請你們千萬不要“幸災樂禍”地去猜測他們是誰。如果不能從這些“前車之鑒”中找出和改進自己工作中的不足，下一個“栽”在楊德華的眼中的，可能就是你們。
下午下班前接到縣“科辦”通知：要求本人參加次日上午8時召開的“學習實踐活動學習調研階段工作推進會”。晚上根據陳健副縣長安排，次日8點半派人下鄉采訪。次日上午離上班不足5分鍾時，我才通知副總編張著蓋下鄉。他卻稱在前一天采訪中腳被扭傷。隻好兩人交換，他去開會我下鄉（單位其餘人員此前均已安排任務）。一路上，他未攔到出租車，又不能跑步前進，待他“慢慢”走到會場時，會議已經準時開始，與以往一般比通知時間要推遲召開的“經驗”不符。當他很“老實”地與此前坐在單位標牌前負責會議報道的同事調換座位，當他很“真實”地以“才接到通知”回答楊德華詢問為什麼遲到時，估計三個概念迅速在楊德華腦海中形成：一是作風渙散，二是頂替開會，三是撒謊。於是，他被喊出了會場；於是，他下鄉我返回會場坐在遲到席上；於是，散會後隻好交了檢討。認真想想，我們還真是楊德華所說作風上出了問題，如果我早一點安排，就不會出現這種情況了。反觀平時出現的采編失誤，也是沒有注意記，詳細問，及時寫，仔細審，準確改，認真思考的結果。如果工作作風嚴謹些，嚴格按程序辦事，盡管不敢保證不出現錯誤，至少不會出現曾經那種從標題到內容到領導職務和排列順序均出現嚴重而又低級錯誤的文章了。
楊德華下鄉調研，不準隨行人員為他提公文包、水杯，他說：“公文包、水杯都提不動了，還當什麼領導！”下鄉時間多選在星期六星期日，不準事先通知，也不要求彙報，更很少視察鄉鎮領導推薦的“亮點”，隨他意願，想去什麼地方看看就到什麼地方看看。中途，發現什麼問題，能落實的立即落實。一次調研烏江沿岸種什麼水果合適，說著就拿出手機與貴大農學院院長樊衛國教授聯係，請他派專家來看看。（不久，樊衛國率專家前來進行了調研，就初步規劃和技術人員培訓等問題進行了落實。）調研中途，他常突然說，要在這裏吃晚飯。吃飯時說，不要客人還未入座，自己就先夾菜往嘴裏送；不是接待省地來的領導，就喝散酒或頤年春（本縣產省優名酒；在一縣直單位調研時，單位提來茅台酒，也被他退了回去）。喝酒時，不主張過分勸酒，並囑咐大家：“有事不要喝酒，喝酒了不要開車。”吃過晚飯又突然說，就住鄉（鎮）裏不走了（先後在9個鄉鎮住宿過——筆者注）。說話，也常常被他糾正。比如，麵對上級，“我先說（講）”應該是“先彙報”，請領導“參觀（看看）”應該為“視察、指導”，“要求”應該說“請求”；“希望”應該提“建議”，“吃便飯”應該稱“吃工作餐”……如果說這些都還好應付，以下這些事情就會讓人“防不勝防”了。
楊德華走進一村辦公樓，查看廚房來到辦公室，他指著桌上的日報說：“如果我要看今天的報紙，還得等兩年才行？看得出，你們平時就很少學習。”大家一看，那報紙日期，還是2008年的。另一天深夜，楊德華在一偏僻村調查一鬥毆事件時，不時走進百姓家中，並隨手將隨行人員關在門外。調查結束後前往村辦公室看望辦案人員時，突然轉向走到村辦公樓後花壇邊。花壇中長著一棵茂盛的香樟樹，他指著樹邊堆放的垃圾問：“這像一幅漫畫，像一個很胖的人和很瘦的人站在一起照相，很滑稽。”走進村食堂，查看鐵鍋，感覺有一段時間沒有煮過飯了，問幹部們在什麼地方吃飯。當大家說在煤火爐上時，他還是有些不放心，一邊問上頓吃的是什麼，一邊去碗櫃裏查看剩菜；一邊問下一頓吃什麼，一邊查看米菜和油鹽。他說：“工作在村裏，食堂辦不好，幹部就不安心，剛上班就要想著下班了在什麼地方吃飯。”
一日下午，楊德華走近電信支局，未開門。來到供電所，收費室開著但無人，問在隔壁爐火邊對帳的工作人員：如果我是群眾來交費怎麼辦？是不是明天就會被斷電？他說：“用電必須交費，如果群眾上班時間來交你們不在，他就可以不交了。”來到土管所，卷閘門可開，但無人，他戲稱：這像在烏江邊上見到的“船在人不在” 他說“我們的交通條件改善了，幹部下基層的卻少了；通訊暢通了，群眾的聲音卻生疏了；惠民政策多了，群眾的滿意度卻降低了。說明一些幹部在脫離群眾。因脫離群眾而作風漂浮，因作風漂浮而做事不公，因做事不公而失去群眾信任。”還好，郵政支局有人上班；派出所所長正在接待外省來的兩名群眾，並說清了上崗牌上另4 人的去向；在綜治辦，他讓隨行人員隨便點了一個村民的名字，也在平安創建檔案裏查到了。
楊德華走進一公共建設工地，沿坡踩著建築石料，小心翼翼地走到10多米高的坎下，問正在施工的工人砂漿標號，對方答是“1：8”，即100斤水泥混合800斤砂子。他用鐵鏟插進砂漿，又用手摳前一天砌成的漿縫，說標號達不到。這時施工負責人來到現場，他問標號，對方答是“1：5”，並解釋砂漿看去不滋潤，是粗砂多石粉少的原因。楊德華說對方說謊，對方問是誰說的“1：8”。他說：“你不要問是誰了，如果知道你追究人家，你就走人；標號達不到是你的問題，材料不合格也是你的問題，5天後我來檢查如果還是這樣，你也走人。”事後，他對同行的人說：“我在會上說過，大家要吃透政策抓機遇，弄清縣情創機遇，實施項目用機遇。如果把上級下達的項目搞成了豆腐渣工程，今後就不可能順利向上爭取項目。打一個不太恰當的比方，你們的小孩問你要錢買學習用品，結果他買的是偽劣產品，把剩下的錢拿去打遊戲了，你會怎麼想，下次你還信不信任他？所以，我們幹事，要敢想、敢幹、會幹，最關鍵的是還得幹成。”
有人趁機談及“兩違”反彈問題，他拿過旁人手中的打火機，點燃手中的餐巾紙並指著說：“‘兩違’是違法違規，我沒有不執行法律法規的權利，一些人看到縣裏主要領導變動，抱著饒幸心理新增‘兩違’，那他們是在燒錢！他們應該知道，私下買賣土地是違法，沒有辦理用地手續建設也是違法。”
楊德華談及有人說，不管誰來德江，不把他們幾個招呼好，工作就難做。“我來德江是為50萬人民服務的，不是為他們幾個人服務的。”他對同行的人說，“他們不就幾個人嘛，我請付君（紀委書記）、魏華鬆（公安局長）、羅勇（檢察長）就把他們招呼好了。”他語重心長地對在場人說：“一個人不要覺得自己了不起，離開了組織什麼都不是。我在石阡（任縣長書記期間）還是有點威信的，現在去講話還有誰聽！不要認為自己當了個科局長就是什麼了不起的官了，當到我們這一級也才是個‘芝麻官’嘛。我們講要加強團結，提倡相互支持、相互包容、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但必須在原則範圍內，離開了這一點，那就是和稀泥，最終既達不到團結的目的，還要影響工作的開展，事業的發展。一個人要加強學習，包括對法律法規的學習，這是增加智慧的重要途徑，也是一種精神追求，更是一種政治責任，還是一種終身任務。人不學就會變蠢，有的不知法律法規為何物，不用黨和國家培養的本領服務群眾，而是用來吃拿卡要，甚至仗勢欺人，已經走到違法犯罪的泥潭裏了還不知道。這樣既害群眾，更害事業，也害自己。飛船都上天了，人也上月球了，但是還沒有研究出後悔藥。”
對有人擔心本縣非公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楊德華說，過段時間將組織召開非公經濟座談會，不要服務部門參加，聽聽非公經濟代表人士的意見。今後，政府將從建平台、出政策、創環境、增信心、依法規等方麵著手，為非公經濟發展創造條件。在對外招商方麵，承諾的優惠政策必須兌現到位，不能有政策外的任何門檻。凡是符合德江實際，符合發展規律，能為德江人民謀福祉的，都可以大膽地試、大膽地闖，用德江發展需要什麼政策就製定什麼政策的魄力和勇氣，推動經濟社會加快發展。對非公經濟存在的問題，將及時了解，現場辦理，限期辦結。緊緊盯住“不落實的事”，堅決查處“不落實的人”。對黑惡勢力，要打“老”（老惡霸、老頑固）、打“早”（萌芽狀態）、打“小”（分散時），行動要果敢，治理要鐵腕，不能養虎為患。“大家要認識到，黑惡勢力欺壓的是群眾對抗的是政府，群眾憎恨的是黑惡勢力但因此怨恨的是政府。”
在一所中學食堂，楊德華要求學校負責人，食堂除了蒸飯外要架鍋炒菜，上麵補助有生活費，學校不能一發了事。學生正是長身體的時候，不能像他讀書時那樣，每個星期都是吃海椒、酸酸菜。每餐炒幾個白菜、蘿卜、豆芽等蔬菜，炒一個肉，改善學生膳食結構。在另一所中學，楊德華對學校的工作較為滿意，他對校長說：“教育不但關係到事業，還關係到民族的未來。一個人世界觀的形成，在小學和初中階段有很大的關係。老師要有甘為人梯的精神，多做奉獻。別人打麻將去了，你還得備課、批改作業。備和不備課效果大不一樣。”
走進一中心完小，已經放學，感覺這學校雖然有些破舊，卻是很整潔，地上也沒有紙屑、樹葉。楊德華卻在操場上看著少許泥沙問：“這水泥地上長泥沙？”同行人員回答：“可能是放學後孩子們帶進來的。”操場上有幾個學生正在打藍球和羽毛球。他走到著名科學家居裏夫人塑像前，說不能將塑像放在垃圾邊，塑像塗料脫落了，應該補上或更換，不然是一種不尊重。他停留在世界著名作曲家貝多芬塑像前，問趕來的教辦主任，平時來不來學校，主任說經常來，每周至少來兩次。又問來幹什麼，主任答出了其檢查的內容。他怒責主任說謊，並指著塑像上，用改正液歪歪扭扭寫在臉部的“西子”，問主任和隨後趕來的校長是怎麼回事。他說：“學校是培養人才的地方，你能當主任，是因為你讀過書，他能當校長，是因為他讀過書，我能當書記，也是因為我讀過書。不能把這看成是小事，這是一個導向問題，要麼你不豎，豎了你就要尊重，不然就是對文化的玷汙。這給孩子們的負麵教育就是，我想隨便畫就隨便畫，我想隨便寫就隨便寫，不管他是不是偉人塑像，是不是寫畫的地方。大家一定要把教育工作抓好，很多人的違法亂紀，就是素質低下造成的。”
他提出察看校長辦公室，校長說沒有鑰匙，他問鑰匙在哪裏，今天必須開開，沒有鑰匙衝開門也要看。待教導主任跑來開門後，才知並無校長辦公室，行政人員都是在一間辦公室裏辦公。他說：“沒有校長辦公室不要緊，沒有就是沒有，以後我們修。”走進辦公室，察看考勤紀錄，詢問星期五下午提前上課提前50分鍾放學的原因。針對主任等人的回答，他反問：“是學生服從學校，還是學校服從學生？我認為，不是讓學生早點回家，而是一些老師想早點回城！”
在一家衛生院，他問走廊上為什麼不安燈，病人半夜起來進廁所跌倒出問題了誰負責？在另一家衛生院，他對衛生局長和院長說：群眾對看病難、看病貴、亂開藥、一刀切下帳等意見較大，要研究合醫政策，解決報銷範圍、比例和最高限額，使群眾基本不因病返貧。今後要出台政策，使群眾一般病在村衛生室就可解決，需要住院才到鄉鎮衛生院，這樣，既可降低老百姓看病的成本，也可以穩定村衛生室醫療人員。要從根本上把中央的新農合政策執行好，不能讓國家拿出5千多萬元資金買個上下不高興。國家的新農合政策方便了群眾，也使醫療機構有了效益，醫護人員要抱著對政策感恩的心態，通過服務讓群眾滿意，事業發展，黨和政府高興。”
在一村衛生室，楊德華查看門診、藥房後，在大家以為他要離開時，他又轉身走進注射室。他問隨後進來的女醫生：平時病人多不多，收入如何。女醫生回答說不多，收入少，病人都到鄉衛生院或縣裏的醫院去了。他說：“如果是我，我都不願來你這裏醫治。你看你這桌子上。”大家看去，數支破碎的藥水瓶和兩支一次性注射器，擺在了布滿灰塵的桌子上。他對女醫生說：“作為女同誌，連衛生都不知道講究。作為醫生，這樣做會不會用錯藥，會不會出現感染，會不會危及生命？如果這樣長期下去，你得走人，不是我喊你走，是你經營不下去自己被迫走。”
楊德華走向計生服務站，準備從新舊房連接處的樓梯上樓，工作人員說這邊太陡了，請他從新房樓梯上。他反問：“你平時是不是像關心我一樣關心人民？”他上樓看過辦公室、接待室、會議室、檢查室、洗手間、更衣室，穿上方便袋鞋走進手術室，像讀書般一件一件地查看手術藥物和器具。他拿起一把有點鏽跡的鉗子，問身邊陪同人員：“窗子在哪裏？”其時手術室兩麵都有明亮的鋁合金窗，他不可能看不見，隻是想吸引大家注意。接著，將鉗子丟到了窗外。他指著5盒手術用麻醉藥問：“這麼多藥是拿來幹什麼的？”計生站負責人回答中已知道，不該將這麼多藥同時擺放在這裏。他將目光盯著櫃台上的酒精瓶和碘酒瓶問：“錯沒有？”對方吞吞吐吐地回答：“錯了，這兩個瓶子的蓋子蓋調換了。”他說：“不要認為是小事。我很擔心馬虎用藥、手術，那樣是會死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沒有什麼比人命關天的事更大的了。平時口頭講承擔責任承擔責任，都是吹牛皮，真正出了事，才知道什麼叫責任，到時恐怕是推卸責任！”
……
朋友們，我拉拉雜雜寫下這些見聞，並采取公開信的方式提醒“坐在位子上”的你們，是因為來不及一一告知了。目的是請你們小心點，如果是幹不了或不想幹提出辭呈，那是一回事，如果被楊德華逮到，問題嚴重到被他從位子上將你們拽下來，那是很沒有麵子的另一回事了。——哈哈，我這人思想境界怎麼這麼低呀。再者，還需要提醒你們的是，如果據此去“以點即麵”查處人，而不是“以點及麵”認真整改本地方、本係統、本單位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也違背了我的初衷。
張賢春
2009年12月5日淩晨 香樹園
《反映問題不能牽強附會》
我局《統計資料》第17期刊印的調查材料《外縣收購：獎勵豐厚，內部收購：坑害煙農——南坪鄉烤煙外流原因及建議》（以下簡稱《資料》），如果有什麼不妥，那是在一定範圍內暴露了我縣的烤煙收購獎勵措施，雖然比起一些縣來是“小巫見大巫”，但10月3日報送範圍如果較寬的話，就會給縣裏的工作帶來被動。至於縣煙草公司《情況反映》第20期（以下簡稱《情況》），根據我局《資料》牽強附會反映的問題，我們有幾點需要在此說明。
一、我局《資料》並非反映全縣煙草公司係統如何，更不是說各級政府怎樣，隻是轉達了平原區南坪鄉部分群眾對南坪鄉老木丫烤煙收購點的意見，以及該鄉烤煙外流情況。我們與煙草公司往日無冤，也與收購點的收購人員今日無仇，利用《資料》反映鄰縣獎勵情況和收購點存在的問題，一是工作職責所在，二是想建議有關領導和部門盡快采取措施，改進烤煙收購工作，發展烤煙生產，同時製止收購人員坑害煙農的行為，避免與煙農的矛盾升級。該公司的個別人有意斷章取義將這一問題擴大，上升為統計局與煙草部門和各級政府的矛盾，不知用意何在？難道收購人員坑害煙農是為了煙草公司的利益？
二、該公司《情況》說我局《資料》反映外縣獎勵豐厚不實事求是。不管我們承認不承認，鳳岡縣花坪收購點的獎勵政策，以及縣內的獎勵措施，都是公開的秘密，隻是標準不同而已，《資料》中列舉外流烤煙被處罰人所交待的不可能是烏有？而收購人員壓級壓價、短斤少兩等事實，都有具體的時間、地點、當事人和事件經過供進一步調查。《情況》中牽強附會，毫無根據地說由於我局《資料》印發幾天之內，就敗壞了該公司的聲譽，使該公司的烤煙外調無法開展，不知《資料》哪些方麵能與這些問題聯係得起來？隻不過是別有用心地威脅縣領導從而給我們施壓而已。
三、該公司《情況》中說煎茶區根本不存在烤煙外流，作為靠財政發工資，烤煙稅又是財政收入重要來源的我們來說，但願是“無中生有”。至於《資料》中提及與花坪鄰近的煎茶區梅子等鄉外流數量問題，是9月25日夜在南坪鄉下壩村吳家寨聽一農婦所說，其可信度我們沒有妄加評論。
四、我局《資料》印發後隻報送了縣幾大班子主要領導和縣委常委、地區統計局（根據縣政府分管領導意見，在《資料》寄出的第三日就已打招呼說相關事實待核實，不要轉發），以及縣煙草公司等縣內少數有關二級機構，並沒有下發到任何區鄉，故不存在煙農與收購人員打架是由於《資料》下發引起的問題，且我局人員從未與收購人員打架那位煙農接觸過，提到過與他有關的事情。
五、該公司《情況》所取材料的真實性值得懷疑。第一，縣標準計量局負責人10月9日下午告知，沒有在全縣範圍內秤砣中加過石子，即使檢驗後重量不足需要增加，也隻能加鉛之類，且打鋼印封簽。這隻能說明收購點秤砣中加石子，以及裝煙過秤的篾篼篼還是按開秤時的生篾篼重量扣除皮重，都是明目張膽的短斤少兩行為。第二，由本係統私人提供的收購數量和單價表，不知其真實性有多大，因為隻有一個會計簽字，既沒有製表人，也沒有複核人和實物負責人，更沒有注明（蓋章）是哪個單位填報，表上也沒有製表機關、批準（備案）機關和文號等。
六、該公司《情況》普遍散發，造成兩種難以預料的後果。第一，不知內情的人認為就是該《情況》所反映的那麼一回事，從而損壞我局聲譽；第二，一些不知《資料》內容的人和單位（如地區煙草分公司等），可能帶著好奇心或責任感前來調查，如果因此給縣裏的工作帶來被動隻能由對方負責。
（原載1990年10月10日德江縣統計局《統計資料》第20期，執筆：張賢春）
注：“（1990年）10月，平原區南坪鄉村民聯名上訪，反映該鄉烤煙收購點短秤少量、壓級壓價，經調查，基本屬實，聯合相關部門作出了處理。”——摘自《德江縣誌（1978—2005）》（第八篇《綜合經濟管理》第七章《質量技術監督》第三節《質量監督》）
《上報醉死警察為烈士是對烈士榮譽的褻瀆》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深圳市寶安區西鄉交警中隊警長陳錄生受西鄉交警中隊長謝飛勇之邀，與西鄉街道麻布村領導在大酒樓應酬，席間喝了大量洋酒軒尼詩，席中醉酒而亡。後將其上報因公犧牲和烈士。
看了這則消息，如果深圳市寶安區西鄉交警們不是在過愚人節，那就讓人震驚和憤怒了。
上報評定為烈士，目的是弘揚烈士的獻身精神，保障烈士遺屬的撫恤優待；上報烈士，是依據相關法規進行，有其具體標準。縱觀陳錄生醉死過程，並非依法查處違法犯罪行為、執行國家安全工作任務、參加處置突發事件中犧牲；也非搶救和保護國家財產、集體財產、公民生命財產犧牲情節特別突出；也不是執行武器裝備科研試驗任務犧牲；更不是在執行對敵作戰、邊防和海防執勤或者搶險救災任務中失蹤，經法定程序宣告死亡。
那麼他是否屬於“其他犧牲情節特別突出，堪為後人楷模”？
應該說，陳錄生醉死過程“情節特別突出”：10月28日，陳錄生休息，謝飛勇將其叫到辦公室，稱麻布村領導集體請吃飯，要求他一起作陪。麻布村領導給交警們準備了XO洋酒，每瓶價值2000塊錢以上。麻布村領導頻頻敬酒，交警們也放開豪飲，陳錄生酒量很好，遭到眾人圍攻。開席沒多久，陳錄生已有醉意，吐得一塌糊塗，但沒有引起重視。陳錄生又被灌了幾杯，當場就醉倒在地。不久，發現先前扶到沙發上休息的他沒有了呼吸，將其送往醫院搶救，被診斷為窒息死亡。再看謝飛勇稱：“陳警官平常的酒量還是很大的，沒有想到出現這種意外！”之前為了工作，必須跟各個村的領導搞好關係，平常也經常跟各個村領導喝酒應酬，並無不妥。
隻是陳錄生的醉死情節，難以稱得上後人的模範！如果以此為模範，我們就可以公開用公款大吃大喝，就可以陪吃陪喝，不管請吃吃請的目的是什麼，是否浪費了大量的金錢，耗費了大量時間，是否損傷了身體，是否影響了工作，是否給社會造成不良影響。如此，每年公款吃喝3000多億元還將會突飛猛進，年年翻番；此類“前赴後繼”的悲劇就可能在中國大地上的每一個家庭上演。
謝飛勇認為：陳錄生確實不是因公犧牲，但這也是國情所致，每個單位都會這樣處理。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誰不願意警隊裏有個烈士，我這個當領導的也臉上有光啊，這也能夠多為家屬爭取點撫恤！”謝飛勇解釋，申報烈士，也算是給陳錄生一種名譽的補償。哦，“烈士”榮譽是為用來給某些領導臉上貼金的，是用來為某些家屬爭取撫恤的。就此事件而言，本人倒覺得，這隻不過是為平息事態、保住自己名譽、地位所采取的手段而已。
家屬認為，陳錄生受領導之邀，為了洽談工作而去喝酒應酬，是因公而亡，理所當然是烈士。於是家屬以風俗為名，整個村子的人都來深圳祭拜，光車票就花費了2萬多元，他們長期吃喝在交警隊，花費在十萬元以上。家屬稱必須補償陳錄生從38歲到75歲的工資，一共要480萬元。最後上級定了調子，給家屬65萬元，這導致組織跟家屬撕破了臉皮。而按照相關法律法規，在職警官去世的隻能賠償36萬元。也就是說，上報為烈士最終也未能使家屬滿意，導致“組織”的行為被媒體披露到世人麵前。
行文至此，我不能不說，警方將陳錄生上報為“烈士”，是對烈士榮譽的褻瀆！好在此類評定要由縣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調查核實後提出評定烈士的報告，報本級人民政府審核，再報省級人民政府審查評定，評定烈士後，送國務院民政部門備案。估計這一申報是沒有戲了。——但願如此！
問題的實質不是是否申報成功，而是應該清查一下，過去我們有多少這樣的“烈士”？應該認真追究，請吃的人應該負什麼責任？用公款請吃又該負什麼責任？陪吃勸喝的人又該負什麼責任？不如此，就不會起到“前車之鑒”的作用，也會讓難就業、就業收入也低下的人們難過！
2009.12.14 9時鍾應山下。
《同是警察差別咋這麼大》
首先要作自我批評，是自己粗心大意，得意忘形匆匆前往成都旅遊，將身份證遺忘在了家中。
2010年5月2日，在旅行社指定地點乘上旅遊車，欣賞了古鎮的古樸，青羊宮的自然，感受了武侯祠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敬業精神，也為杜甫草堂主人那憂國憂民的情懷所感動……但是旅遊回來的事，讓這份心情坍塌不少。
當旅行社工作人員帶著本人前往賓館聯係住宿時，服務員將收下的錢又還給了我，原因是我沒有身份證。問複印件是否可以，服務員答不行，有人拿有所在地派出所蓋章的身份證複印件都不行，派出所的民警說，哪裏找不到個蘿卜刻個章巴巴？旅行社工作人員問可否用他的身份證擔保開房，服務員答更不行。旅行社工作人員用電話聯係派出所，對方答複基本相同。
我不相信他們說的話，獨自前去尋找賓館，問了幾家賓館和招待所，結果依然，於是，我詢問著就近找派出所。
沿著“構建警民和諧關係”的標語，17時15分來到成都市公安局站前分局治安大隊辦公室，一位稍胖的帥警察將欲進裏屋的我喝住，我坐到辦公桌前的椅子上，問已坐到辦公桌前的他：“同誌，我忘記帶身份證了，不能住宿，怎麼辦？”他答：“你問我怎麼辦？應該是我問你怎麼辦！”我又問：“身份證複印件可不可以？”對方回答：“不可以！”“請你們在網上查查，核實一下行不行？”對方再答：“不行！”我很想問對方，什麼叫“以人為本”？什麼叫“為人民服務”？但怕對方輕則以“水果不是梨子、香蕉”的理論斥責我：“以人為本”不是以“你”為本“為人民服務”不是為“你”服務作答，更怕以“協助調查”的名義將本人留置下來，隻好灰溜溜地走了出來，趕到火車站售票處購買了次日晚上返回貴州的火車票，取消了準備去樂山和峨眉山二日遊的打算，並尋找一家網吧度過了一晚，所幸沒有被查。次日在旅遊車上談及此事，同行陝西遊客告訴本人，火車站從早到晚都有人在悄悄詢問行人是否要住宿。住黑店不一定安全，但總比流落街頭要好。
次日鬱鬱寡歡中遊玩過都江堰，在青城山，隻上了百餘級台階就下山來到停車場等候。乘上列車返回時，將忘帶身份證所遇寫下來的欲望越來越強烈。這於我已沒有多大意義，但像我一樣忘帶身份證，或不慎遺失，或被盜，進入或在成都市滯留的人，每天肯定有成百上千，如果都因此不準入住正規賓館，或在網吧“休息”，或去桑拿室“睡覺”，或到黑店“過夜”，或流落街頭“入睡”，這樣，總讓人聯想“逼良作娼”一詞，勢必帶來治安問題，勢必浪費警力資源。
其實，成都警察隻要像重慶警察學習，就可避免以上問題。
本人在重慶酒店入住時沒有身份證原件，酒店保安將本人帶到派出所，派出所民警沒有指責和埋怨，隻是詢問了本人姓名、出生時間和出生地，就將身份證信息打印給保安帶回酒店登記了。回來後談及此事，有幾位朋友說在重慶也是如此核實身份的。
如果說重慶是直轄市而成都是省轄市有所區別，或者四川省公安廳沒有授權，或者說離重慶太遠，那麼可以就近到火車站內向鐵路警察學習。5月3日晚，本人持票準備進入候車室時，車站警察同樣要求候車旅客出示身份證，一名女警察在儀器上驗證。當本人忐忑不安地說明隻有複印件（隨身攜帶移動盤內掃描的身份證圖片打印的）時，另一名女警察接過去在麵前桌上的筆記本電腦裏輸入身份證信息，很快就讓本人“過關”了，跟在後麵的不少旅客，連複印件也沒有，但隻要他們報出姓名、地址、出生時間，並與電腦中的信息一致，也都能迅速通過進入候車室。
行文至此，我不相信成都警察的微機沒有聯網，無法查詢，因為我們這些山鄉的派出所都是能在網上通緝罪犯的。比起火車站內的鐵路警察來，他們核查身份的人數也不可能有鐵路警察核查的人數多。其實，這隻是一個服務理念問題，不是“不可為”，而是“不為”而已。
2010?5?5夜 鍾應山下
《向徐大金老師致歉》
2008年12月25日上午下班時，徐大金老師打電話給我，稱他代課25年，因超齡5個半月不能參加教師招聘，請我想辦法向熟悉的相關領導反映。此時，離德江縣2008年事業單位公開招聘新增人員報考截止日期，已隻剩1天。
下午上班，我將他的條件與縣裏的“招聘方案”一一對照。
1、報考小學代課教師崗位的代課教師須具有中專（中師）、高中及以上學曆：徐大金1981年7月畢業於煎茶中學高中部，1994年取得貴州省《中等師範函授畢業證》。
2、在公立學校連續代課5年以上（2003年12月22日以前）現仍在公立學校教學崗位代課：徐大金於1983年3月在德江縣合興土家族鄉鳥坪村小學代課至今。
3、具有相應的《教師資格證》：徐大金於2004年取得教育部發給的《教師資格證書》和《普通話過級證書》。
此外，他還有1992年獲得的貴州省《教師專業合格證書》，1994年獲得的小教數學二級《專業技術資格證書》及其《任命證書》、職業道德培訓《結業證書》，脫產學習3年1995年取得的縣教育局《民師培訓合格證書》，1996年取得的縣職校民師培訓《校長培訓合格證書》，2001年取得的貴州省小學教師繼續教育《第一階段合格證書》。
4、教學效果：徐大金在小學升初中的評估中，6次獲鄉級獎勵，25次獲片區獎勵；1995年至1997年，擔任鳥坪小學校長；1998年4月和9月，分別被縣教育局評為“專業技術職務考核先進工作者”和“先進教育工作者”。
5、年齡45周歲及以下（1963年12月22日以後出生）：徐大金的出生日期是1963年7月8日——曆史又在重演：“民轉公”時，規定時間是1986年底以前在崗的民辦教師，而他於1987年3月才享受國家民辦每月數十元的補助，相差3個月，於是他失去了參加“民轉公”招考的資格；這一次,他又因超年5個半月，失去參加“代轉公”考試資格。
……
6、筆試實行百分製，最低分數線為60分。未達到最低分數線的不列入資格審查——這已與沒有資格報考的徐大金無關，但我的思維卻在繼續下滑：如果出題較易，則報考的人會在60分線上被從高到低錄取；如果出題較難，同樣是這些人，則有可能站在60分的門檻外，遙望空缺的指標。欠缺老師的學校，要麼繼續空缺，要麼讓事實上的低分者繼續從教，其時間至少一年。為什麼不規定報考比例後從高到低進行麵試、考核錄取呢？
回到徐大金的問題。
看完徐大金的證件，我知道自己的“能量”，但還是答應為他起草打印“緊急申請”，並在當日下午向有關領導遞送和反映。結果大同小異，都是“招聘方案”已定，不能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