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能夠給人提供多種選擇，生命的選擇，思想的選擇，生活的選擇。書裏有各種各樣的人生，使我們生活在自己選擇的時代裏。在自己的生命之外，還可以再補充別的自己所需要的人生，可以擁有多種人生經曆。每看一本書就是進入那個作家的頭腦之中，了解他的思想、感情、經驗和智慧。
讀書需要選擇。如果不善選擇，一生什麼事都不於，光讀別人的書也讀不完。那又有什麼意義呢？讀——失去了意義，書——也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我的辦法是，翻遍所有能接觸到的書，因為不親自翻一翻就不知好壞，難以取舍；然後把那些沒有什麼價值的書扔掉——這種價值的評定是沒有什麼統一的唯—的標準的。可根據自己的需要視具體情況而定。一本書就像一根繩子，隻有當它跟係著或捆著的東西發生關係時，它才有意義。同是一本書對有的人毫無價值，對另外一個人說不定就有點用處。
讀書的功夫要下在需要認真閱讀、仔細品味的一類書上。這類書能滿足你的精神需要，激發你的才智，幫助你完善自己。你要征服的也是這樣的書。多好的書也不是供香客朝拜的祀奉物。
還有一些是供你消遣、娛樂的書，可在沉悶無聊的旅途上，在緊張疲勞之後，在工作之餘，以及在睡不著覺的時候去讀，而不必用正規的時間。我現在才真感到時聞寶責，浪費不起。好像一天不再有24小時，隻剩下20小時或18個小時，其餘的時間被電視和其他一些不用動腦子的活動占去了。我的窗台上和寫字台周圍書刊堆得過高了，就反省自己是不是讀書的時間減少了。於是拚上幾個晚上，把功課補齊，當然，還有一部大書，每個人都需要終生不懈地精讀粗讀苦讀喜讀，它就是社會這部活書。讀它不能代替讀印刷的書；同樣，讀印刷的書也不能代替讀它。
我和企業的緣分
多次有人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你是願意當廣長，還是願意當作家？”“我因為當不了廠長，才當作家的。”提問者倘是年輕人，對這個回答多半不滿意，還要再問一句：
“假如可以由你自己選擇，你是當廠長，還是當作家？”
經過多次試驗，我若回答願意當作家，他們便有些失望。我倘是回答願意當廠長，他們便歡呼而去。這是為什麼呢？我曾認真思索過——
他的語氣和神色不像是認為我當作家不夠格兒。因為當作家不需要考核，沒有硬指標，沒有人權限製。現在的作家即便不是多如牛毛，也多如羊毛，光是“著名的”恐怕就多如雞毛。然而誰都知道，當個廠長則很不容易。
他們很可能認為我當作家是大材小用，是可惜，是浪費，我應該去當廠長。
9年前尚未離開工廠的時候，我確有一套關於企業經營管理的設想，想試驗一下，施展一番。但，跟當廠長沒有緣分，隻當到一個有900多人的車間的主任，便被另一種緣分拉扯著，鬼使神差地成了作家。跟工廠的緣分並沒有斷，而且此生都不會斷。自己不當廠長，反而跟中國的廣長們有了更深刻、更廣泛的緣分。這些年，東西南北中采訪了幾百個企業家，還在按部就班地寫《中國當代企業家列傳》。不受十、百等數字的限製，能寫多少就寫多少。是工廠培養了我。我與工業生活訂下了生死之交。有一天對搖筆杆失去了興趣，便到工廠去找點活幹，問心無愧地歡度餘生。
人的一生就看那麼幾次緣分。
30多年前，我中技校畢業後連撞大運的想法都沒有，是大運撞我。命運像趕羊一樣把我分配到尚未完全建好的天津重型機器廠，它人數之多，規模之大，技術設備之先進在當時全市機械行業是首屈一指的。廠長也是中央下來的非同一般的人物。
這對以後我為人為文的風格的形成有很大關係。
而當時同學們向往的理想的工作單位是全國聞名的三條石的工廠。
—條古老的街道，街口鋪著3塊大青石板，故得名“三條石胡同”。胡同裏藏著幾十家小工廠，是天津市鑄造和機械工業的發祥地。同時也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活地獄”和“階級教育展覽館”……陳伯達等當時一些中央的大人物，都去過三條石，並題字留言。一提天津的工業，似乎就不能不提三條石。實際上三條石是小生產、小作坊、小手工業。當時我如果幸運地被分配到三條石的某個工廠，就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有現在這樣一種命運。
不是好與壞、大與小的問題，那是另一個蔣子龍。我還是喜歡現在這一個。
進廠不久，我就知道自己喜歡大工業，在雄闊神秘的現代化大車間裏，如魚得水，甚至表現出當工人的天才。
廠裏流傳著許多關於廠長的神話。他領導著一個近萬人的機械王國，在關鍵的地方、關鍵的時刻，準有他在場。真是深諳抓重點的藝術，為了打狼敢於舍孩子。一棍子把狼就打死，孩子也能得救。
他有重點，全廠職工心裏就有重點。他的思路就是戰場上的一麵旗幟，旗在哪裏，哪裏就是最前線，就有一場硬仗。一個重點接一個重點，一個高潮接一個髙潮，人人都能感覺得到工廠前迸的節奏，非常明確，起伏有致，強烈飽滿。
決不像現在的“一步三搖工作法”，高喊重點是把經濟搞上去，又怕經濟一搞活會有經濟犯罪，再來個二電點打擊經濟領域不正之風，犯罪有法律管著，你的主要目標是什麼？結果點子很多，無一側重，前邊打狼，後麵怕虎，孩子丟了，狼也沒打著。
這是我乎生接觸的第一個廠長，而且是個大廠長。不可能不感到新奇，不可能不觀察他。
小個子，癟鼻子翹嘴，眼有精光，一下車間便頭戴竹編安全帽，腳蹬大頭工作鞋。怎麼看他也不像個在那個年代唯一的一種極具權威性的《名人大詞典》裏占了一頁的偉人。可不知為什麼，你任何時候見到他，都會感到一種威勢，一種力量，一種智慧和信念。
矮漢子高聲，他講話極有魅力，比演戲還吸引人。開全廠職工大會，把幾個重要的數字寫在手心上，便上台了。如江湖直瀉，滔滔乎其來。在以後的許多年裏，我再也沒有見到像他那樣講話富有鼓動性的人。也許那個年代的人容易被鼓動。現在我自己因聽報告聽得多了，也變成了一個老戲迷，知道怎樣挑剌了。
我們廠在郊區，趕上刮風下雨下雪，他看到有女工抱著孩子站在公共汽車站，就會讓出自己的吉普車，到公共汽車站的後麵去排隊。當時一個國家四級幹部做這種事，似乎是很普通，很自然。職工看到或聽到，心裏還是會發熱。
這樣的故事很多。
按理說，他不可能也用不著注意到我這個占全廠萬分之一的青年工人的存在。可他不知在什麼時候注意到了。也許是在我們車間調整試車的最後階段，他在稞場整整坐了3天3夜。每到開飯前半小時，他到食堂轉一圈兒，等我們吃飯回來，他已經在那把木椅子上坐著了。3天3夜沒見過他睡覺，沒見他吃過東西，沒見他打過蔫兒。總是那麼精神百倍。真神了！
正式開工生產的時侯，我被任命為熱處理班的班長。手下有30多名工人，分為3個班次。其中有一些是從三條石的私營和公私合營企業調來的老師傅。他們級別很髙，但對2500噸的水壓機、百噸的天車、幾十米的大爐子、神秘兮兮的各種儀表，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再加上被蘇聯專家吹得嚇人呼呼的各種操作規程，好像抬腳動步一不留神就會出大事故。我讀過熱處理的書，在先我們一步建成的太原重型機器廠實習了半年，年輕好勝，不怯陣。脖子上喜歡圍一條毛巾，出爐的時候被千度髙溫烤得大汗淋漓，毛巾的一角咬在嘴裏，臉上留下的汗被毛巾吸收，不會鹹嘴。風采飛揚，充滿一種自信，一種自豪，從容熟練地指揮著隆隆天車，滾滾操作機。
這個咬毛巾的習慣動作立刻被許多人仿效，成了年輕工人瀟灑優美的一種標誌。有個姑娘喜歡我，自稱就是被我在工作中咬毛巾擦汗的帥勁迷住的。
至今我還留戀那段生活。當個工人並不像現在某些懷有貴族情結的人認為的那麼壞。我現在稱自己是“工人作家”，有些人不僅不反對，反而很高興。因為這個稱號似乎意味著過時了，不流行了。我則慶幸自己畢竟還有過過時的東西，像有些人那樣連過時的東西也不曾翎有過，又該如何呢？在“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年代，我反而沒有這種榮幸。那時候我是“資反路線的幹將”、“修正主義黑筆杆子”……
幾十年下來，廠長換了一荏兒又一荏兒。不同的個性，不同的風格，不同的作法。千差萬別，什麼樣的人物都有。
“千裏不同風，百裏不同俗”。“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坐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際，多尚虛無。”
再加上國家政策的傾斜，地理環境的不同，使南方和北方的企業家，內地和沿海的企業家，有許多不同。
但“條條大道通羅馬”，好的廠長都有自己的獨特的治廠方法。每個廠長都是一台大戲的主角，支撐著中國經濟的舞台。
他們有差別，也有共同點。現代經濟生產正逐漸世界化。凡成功的企業家身上都體現了這種現代企業精神。
有意思的是他們各自的表現迥然有別~南方一現代化大型企業的廠長，竟用傳統的苦行僧式的辦法獲得了成功。
平時住在廠裏，一周回家一次。盡管家有嬌妻愛子，大多數情況下他一回到家便累散了架，進屋倒頭就睡。像用乏的電池充電，把一周在工廣裏欠的覺都補上。
在他上班時聞，不許家裏人為私事找他或給他打電話。廉潔得對自己和家人近乎殘酷。
他有自己的理論：“我隻有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四麵見：^才能取得把工廠搞好的資格。中國人挨整就是那麼幾下子，政治問題、經濟問題、作風問題、驕傲問題。你把別人在這些問題上對你望風捕影的可能性，早早就根除掉，無後顧之憂，便可換得在管理工廠時有更多的自由，更大的勇氣，更硬的權力。”
用高薪把市裏的一流教師都收買到廠辦中學，用髙價買髙知，這符合現代意識，使他的職工子弟髙考升學率達到百分之九十多。增加工廠的凝聚力和知名度。他的口碑極隹，工程技術人員對他尤其推崇。
與他自身的廉正極不協調的是，工廠退休的老領導，各個上級部門的領導找他開後門，要錢要物或安排個人，他一般都照辦。其理論是：“群眾同情弱者，我上來他們下去，他們就變成弱者。如今群眾看到他們仍能指揮我幹這幹那，下了台的欺負在台上的，就轉而同情我。我就可以利用這種同情幹許多正事。”
北方一大型鋼鐵企業的經理，是典型的政治型企業家。
懂得政治，精通政策，利用政治，跟政治家有良好的關係，在領導層中玩得轉。信息靈，常常能得風氣之先，先吃一口。比如承包，擴大自主權等。競爭中常有這種現象，早來的吃口肉，晚來的喝口湯。
這樣的企業家知名度大，甚至能影晌領導人物。有一次我和一個政治家談話，他在談話中幾次提到這個企業家的名字和觀點。令我驚異。還有：知識分子型的；新潮型的；能文能武型的；農民型的……
每一個成功的企業家都是一個獨特的類型。很少有完全照抄照搬別人的做法能獲得成功的。
我跟企業家的緣分，使我找到了終生的主題：人和經濟社會的關係。
人類創造了工業文明，工業文明也製約著人類。至於權力、家庭、倫理、道德等都無一例外地受著經濟發展進程的影響。
現代人的人格構建、精神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也受著工業生活的影響。現代人有誰能離得開工業產品呢？因此，是大工業培養了社會的消費品格和文化品格。
令當代作家慚愧的是我們還沒有大氣象、大規模，與大工業相匹配的工業文學作品，與實際的工業生活相比，文學顯得蒼白和軟弱無力。
巨大的工業文明常常會對人類的需求開玩笑，尤其喜歡拿人類的精神需求開玩笑。
這玩笑使我在近幾年跟企業家的關係有點尷尬——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或者是眾所不知和一些說不好不好說不說好的原因，作家協會和一些純文學刊物的經費都“出現赤字”。5年前的某一天，副主編找到我。當時我是某一個刊物的掛名主編。因紙張和印刷費漲價，如果不先交給印刷廠多少萬元，刊物就得停印。我們的刊物還是被市領導稱為“天津市唯一的官辦文學刊物”，沒有錢理應找領導。但領導也沒有錢，叫我們自己想辦法。
掛名主編也是主編，是主編就得負責任，人家副主編解決不了的問題找到你，你就得拿主意。我給一個當廣長的朋友打了個電話，如此這般地把文學的尷尬處境說了一遍，總之是說文學已經開始討飯了，找他借10萬元應急。他答應得很痛快：“別人借錢不給，你借錢沒問題，老話說，跑了和尚跑不了廟，現在連廟也靠不住。廟一倒，光剩下幾個禿頭和尚就賴帳。你是大和尚，倒了廟也跑不了你這個和尚。我跟黨委書記打個招呼，明天上午叫你的會計來辦手續拿錢。”
晚上9點多鍾，他又來電話，“老兄，你借錢的事吹了，書記不同意。他說你要是私人用錢，借多少都行，黨辦的刊物，沒錢印刷應該找國家要錢。你等於是替國家向我們借錢，到時候不還，你本人也不丟人現眼，我們又能拿你怎麼辦？”
太慘了，文藝部門好像不能沾，不能惹。我又求助另一個廠長，這是個實實在在的大好人，二話不說就借給我們10萬元。
不幸被前麵那位黨委書記言中了。借錢容易還錢難，我幾次三番地催促副主編，叫他們還錢。下命令不管用，就求他們，求會計，寧可刊物停辦，也不能坑害好心的朋友。死豬不怕開水燙，編輯部沒有錢，即便我把他們撤掉也拿不出錢來還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