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作家眼裏的文學，常常是相同的，又常常千差萬別。他們因為自已的創作實踐和文化因緣的差異而從不同角度審視文學。真理不是唯一的，但塵世間的人生和情感是絕對真實的。
宗璞以小說為旗名滿天下，其散文也寫得樸實、真切、感人。許多年來她身體欠佳，卻一直堅持寫作，說自已的“工作像螞蟻銜沙，一粒又一粒。隻希望能使寫的曆史向真實靠近”。寫作一如煉丹，“煉丹需要真火，真火是靠生命燃燒的。”“掌握煉丹真火的是人物”，她說的是小說裏的人物，其實她就是這樣令人感動不已的人物。她真誠地對待寫作，希望“在塵灰中磨洗出湮沒的曆史真實，讓詩意的向往飛翔起來”。她還說：“書更多是給後來人看的··一當然，這要看書中人·自己是否有生命力，在時間的長河中，能漂流多久。”她說的是自己的作品，這之於整個文學、文壇和所有的作家，如何在曆史長河中經得起淘洗頗為令人深思。
中國散文傳統根深葉茂。樂黛雲認為“非常個人”的散文應有“三真之境”，即真情、真思與真美。‘’時日飛逝，多少文字灰飛煙滅，早已沉沒於時間之海，唯有出自內心的真情之作才能永世長存，永遠激動人心。真情從來是文學的靈魂。”中國文學傳統以情為核心。她援引公元前300年左右的郭店竹簡以示中國文學之傳統：“凡聲，其出於情者信，然後其入撥人之心也厚”，“道始於情，情生於性·，·…凡人情為可悅也，苟以其情，雖過不惡；不以其情，雖難不貴”。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這“形於言”才是真情是否能傳遞於人的關鍵。而“情景相觸”構成意境，又是成功地“形於言”的關鍵之關鍵。
梁曉聲認為“雜文與人的關係如同嚴父與淨友，警告我們斷不可怎樣；而散文與人的關係，則如同慈母與紅顏知己。‘慈母’教我們領會真與善的人性要義，
劉錫誠是一位民俗文化大家，說“文人雖不務實學，卻愛解剖人生”。這很有哲學深意。“真正的文人多自謙，戒浮躁，胸懷平常之心，甘為邊緣人。粗茶淡飯，布衣裘褐要傳世，自然得有思想與藝術。”
以雙語寫作為己任的黃曉敏，沒想到中文寫作的欲望竟然萌生在寂寞的異國他鄉。她說“拚音文字要你走進裏麵去尋找它的節奏，象形文字除了節奏，還有畫麵和詩意的錦繡：華麗和冷清，理性和調侃，熱鬧和淒涼，鮮花和芳草撲麵而來，多年後，漢文字的魅力，在與母語幾近隔絕的天涯，重識了故鄉的芳草。在海外用中文寫作是跟故鄉對話，是某種形式的回家。兩種語言的交替使用，好像聽完音樂後再來享受繪畫。在這遠離故鄉的天涯，用中文寫作就是我的假日”。言為心聲，這從靈魂裏噴湧出來的語言，令人溫暖，令人動情！
作家們這些來自創作實踐的靈光，是經思想、感情和時代一起千錘百煉而成的肺腑之言，無論對年輕的作者或對讀者無疑都有寶貴的啟迪。
六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文壇開始拆除柵欄，80年代初的巴金真話，又使散文得到一次反思和自新。有“解放”就有新生，30年來散文的繁榮是一個事實，女性散文、學者散文、文化散文、新生代散文，後浪趕前浪，不斷發展。賈平凹自創刊《美文》以來則一直鼓呼現實感、史詩感、真情感的大氣魄、大境界、大氣清正的時代“大散文”，強調散文的平民意識和創新精神。穆濤說，“生活在你之外，真實也就在你之外；散文作為最直接的一種文學品類，應更有力地介入當下生活，發出自己的聲音，並把自己置於無法逃避的境地。”作家的耕耘與思考，都是散文發展繁榮的陽光雨露。
寫作很像一朝分娩，有痛苦，也有歡樂。我們記憶裏清晰地保留著魯迅的辛辣、周作人的閑適、老舍的幽默及大家們的思想藝術之光。作家們越來越多地自覺行走在人世間那個最龐大的隊伍中。他們的真情言說足以證明散文的尊嚴與神聖。“大家書係”是作家提交的一份包羅萬象的“私密檔案”，從不算遙遠的過去瀏覽至今，既有憶往的苦澀，也有當下的歡樂，既有思想的鋒芒，也有藝術的鑒賞，文化與曆史，國內與國外，現實與幻想，這個多元的精神展示，算是獻給2012年的一個禮物。
叢書主編 閻純德
2011年11月12日於北京半畝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