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聚餐結束了，要把場地清理出來以便舉行舞會和團拜會。時間緊，因此會餐難免匆忙。更重要的，大家也心急，急著參加那難忘的夜晚的大狂歡。年年此夜，年年如此匆忙，匆忙裏充盈著期待，期待那難忘的歡樂。酒喝過了，歌也唱過了，大家收拾餐具，回到自己的宿舍。女同學們最緊張，她們要換上美麗的裙子，換上高跟鞋，略施粉黛。她們也沒忘了邀上好友，而後從校園的四麵八方彙成人潮，就這樣緩緩地湧向大飯廳。
大約是除夕的晚八點光景，大飯廳已經張燈結彩，播放著歡樂的樂曲，開始迎接客人了。在現場指揮和服務的，是學生會的幹部們，他們個個也都是盛裝打扮，那些歌舞隊的，合唱團的，戲劇社的，那些平時就很活躍也很驕傲的“公主”們，早就花團錦簇地出現在現場了。
50年代是一個充滿幻想和希望的年代，周遭充盈著早春的氣息和情調。百花齊放，向科學進軍，先進班和三好生，都是那時的號召。北大更是了不起，聲稱要辦“太學”。當日校園裏彌漫著這種輕鬆的和歡樂的氣氛，一種類似青春期做夢般的天真爛漫的情緒，是與時代的總體氛圍相吻合的。普及交誼舞，提倡女同學穿花裙子，唱蘇聯的和古典的歌曲。學生中西裝長衫並存，社團活動蓬勃開展。而且經常性的有來自國內外的名家講演，上自國務院總理、各部部長，以至各路學術藝術新秀，都是北大邀請的客人。
那時的生活中充滿信心而少憂慮。學生們的生活不算十分充裕，卻是衣食無慮，國家對家境困難的同學有周到的補助。而且生活開銷很低，一場電影的門票是五分，從北大到西直門的車費是一角五分。每到周末，東操場上的電影可以放到深夜，而周末的舞會更是笙歌達旦，一片升平氣象！現在的年輕人往往驚異於為何我們會有如此優美的舞姿？他們不知道我們也曾經有過短暫的歡樂時光。
大飯廳的舞會舉行到夜闌。時鍾的指針轉到了零點零分，正是新舊年交替的時候。盡情歡樂的人們把舞步停了下來——中央電台的鍾聲響了，未名湖邊的鍾聲也響了！在大學生的歡呼聲中，馬寅初校長在眾人的簇擁下，緩步登上講台。他總是帶著微醇，用濃重的浙江口音向大家祝賀新年。那時的馬校長威望極高，平時他很少公開講話，更不作長篇報告，卻是每年的全校團拜總不缺席。他的新年致辭，也是寥寥數語，如同家常。內容講些什麼，現在多半記不住了，倒是“兄弟我今天多喝了幾杯酒”卻是印象深刻，曆數十年而不忘。
北大的曆屆校長中蔡元培先生最負盛名，但蔡先生的風采，我們隻能從文獻和口傳中領略。馬寅初先生治校的最盛時期，我們都是親曆者。他是一代宗師，大家風範。他是校長，他更是學者，他是教授治校的楷模。馬先生在當校長期間也沒斷了他的學術思考，驚天動地的“人口論”就是他在任職期間寫成的。他不是官僚，他也不是事無巨細一把抓的事務主義者。依我看，他就是“無為而治”。這是一個“無為而治”的北大校長。
這麼說，當然容易引起誤解，以為馬校長不做事，不拿主意。恰恰相反，馬寅初校長正因為放了無數的“小事”給那些應當做事的人去做，而達到了治校的目的。先前的情況我們不知，可以這麼說，在新中國成立後所有的北大校長中，馬寅初是政績最顯著的一位。衡量大學校長的政績，不是看他蓋了多少賓館高樓，也不是看他出了多少次國，或做了多少次空洞無物的報告。其實，大學校長就是一麵旗幟，在學術界應當是公認的權威，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力量——他應當是具有精神領袖式的人物。至於他“做”了什麼，“做”了多少，是不必計及的，校長畢竟不是事務主任。
年年此夜，年年如此的歡樂今宵。那時我們不知有明天，有災難在明天等著我們。包括你、我、我們，包括我們敬愛的馬寅初校長，我們都不知道！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正經曆著令人振奮的“百花時節”，那時的我們無憂無慮，天真爛漫，而且輕信——以為快樂無邊無際，以為此日、此夜、如此的年年此夜的歡樂永久！
別了，那飄著雪花的日暮。別了，那通宵達旦的歌舞。別了，那帶著微微醉意的新年祝詞。別了，20世紀50年代短暫的歡樂！
2007年歲暮憶燕園舊事，於昌平
依依柳岸
有一個湖總是走不厭。開花的早晨，初月的黃昏，疏星淡月的夜晚，甚至是夏日的靜午，我們就是這樣一圈一圈地走著。總是希望這路是無盡的，總是覺得這沿湖而行的時間太短暫。我們都很貪婪，每次都恨不得把那柳岸，把那花徑，把那碧水、碧水中的流雲塔影吞下去，整個兒地化為永久的紀念。但是，那湖還是勾住我們的魂兒，它誘惑著我們、磁鐵般地吸引著我們，讓我們在繁忙的課餘，在緊張的考試間隙，抽著空兒到那垂柳依依的湖邊，走走，坐坐，哪怕是停留那麼一會兒，也會有一種感慰。
我們都像是中了邪了，或者都像是戀愛中人，時時、刻刻，隻是想著、念著，抹也抹不去，想忘也忘不了。我們都鍾情那湖，熱愛那湖。其實，世上有很多美景，也有很多名園，那些景中園裏也有動人的山容水態，可我們認定了這個湖，再多的美景也抵不過它，它們加起來也不能把這湖從我們心中換了去。因為愛得深了，我們都有點偏心。記得初進燕園，是高班同學領著我們繞著湖走。也許他們先前，也是更比他們高班的同學領著他們。在北大，繞湖而行是一種習慣，是一種享受，或者更像是一種慶典。
就這麼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向往那湖，熱愛那湖，把那湖視為自己的心靈家園，視為至親至愛的朋友和親人。在北大生活的學生，都處於人生起航的青春時代，有很多幻想，有很多關於未來的憧憬，有歡樂，也有苦惱：關於學業，關於知識，關於人生；有許多實現的歡喜，也有許多未能實現的煩憂；更重要的，北大人承襲了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他們有更多的社會關懷，科學的、知識的、文化的，也有政治的，特別是對於國家民族命運的思考。這些在中國的其他地方視為特殊的那些品質，在北大都是平常心、平常事。若是沒有這些，那才是這裏的特別了。這些內容，往往也是北大人沿湖散步時談話的內容。每當此時，那湖濱一帶的花影婆嬰、柳蔭綽約也都被那些或輕鬆或沉重的談話所輕忽。
當然，當柳岸浮出彎彎月、淡淡星的時節，有情韻雅好的女伴偕行，也是人生曼妙的境界。其實，湖邊的山石旁、柳蔭中也不乏這樣的場麵。北大並不永遠沉重，北大也有輕鬆，這裏原是自由的鄉土，從思想，到情感。然而，話說回來，即使是那些雙雙攜手的人們，也多半是夾著書本，或複習、或繼續課堂討論未了的話題。至於熱戀中人，則多半選擇別樣的去處。
一般說來，大一的學生初進學校，多有集體行動，他們選擇島亭石舫或較為寬敞的場所，舉行班會或其他活動。那時節，歌吹時起，笑語隱約，充盈著青春期的新鮮和單純。年年中秋月夜，燕園笙歌陣陣，遠處燈火樓台，近處草坪上燭光搖閃，端的是一派人間祥瑞景象。若是追溯舊日北大，那校址並不在西郊園林區，因而也沒有湖。但從前人的記述來看，當年沙灘紅樓、漢花園、故宮沿禦河一帶，也少不了北大學子的足跡。他們或是繞著院子，或是沿著宮牆，也是如此這般地走了一圈又一圈，也是如此這般地談理想、談學問、談人生，談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若說這是習性，倒不如說是“遺傳”。這是不論其在何時何地，也不論這校園是有院牆抑是有湖。有湖當然好，月垂柳梢，星迷花徑，腳步輕輕，曼語細聲，自有一番美趣。
所以，北大人的這種課餘行走，原不在有湖沒湖，隻是自由心靈和活潑思想需要借助一種方式予以釋放，隻是一種需要。40年代在昆明，西南聯大的校舍是簡陋的，物質相當貧乏，而聯大的學生照樣有豐富的精神世界和內心生活。那時國土淪喪，硝煙滿野，炮聲在遠處轟鳴。青年學子滿腔報國熱誠，隨時準備投筆遠征。而當他們在校，卻依然是攻經論史，風雲際會，以寬廣的胸懷吸納世界古代和現代文明滋養自己的心靈，時時發而為驚世駭俗的言談。王佐良先生有一篇用英文寫的文章——《一個中國詩人》，述及當年聯大那些學生，“外表檻褸，有一些人形同流民，然而，卻一直有著那點於心智上事物的興奮”。他們狂熱閱讀並模仿艾略特和奧登，也閱讀其他許多來自西方的書籍，用的是一種“無禮貌的饑餓吞下了的”：
在許多下午，飲著普通的中國茶，置身於農民和小商人的嘈雜之中，這些年青作家迫切也熱烈地討論著技術的細節，高聲地辯論有時深入夜晚。那時候，他們離開小酒館而圍著校園一圈又一圈、激動地、不知休止地走著。
非常有趣的是，他們這圍著校園的行走，喚起的是人們親切的聯想。一圈又一圈，從黃昏到夜晚，從北京城裏的禦河沿、皇城根，到昆明鄉下的簡陋土路，而後，是未名湖的依依柳岸。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他們的血脈中流淌著傳統的品性。這品性是內蘊的，卻外化為如今的對那湖畔小徑的無限的、永遠的鍾情。
1988年5月的一個夜晚，燕園升起了五彩的禮花。那禮花，從臨湖軒的竹叢裏、從朗潤園水泥的洋槐樹梢、從燕南園那些靜謐的花窗下升起，在湖的上空織成了一片錦簇的花團。王瑤先生在這個夜晚也有一顆不眠的心，他在他的弟子的簇擁下步出了鏡春園76號的院子，他們加人了那個夜晚盛大的繞湖的儀典。他們如同他們的前輩、如同他們的晚輩那樣，在那柳蔭，在那花徑，走了一圈又一圈。當然，在那個難忘夜晚雜遝的足音中，不眠的心靈原也不止王瑤先生一人，那個夜晚有無數這樣不疲倦的、永遠的繞行。而後，在五四運動場，當年民主廣場的火炬重新點燃，熊熊簧火中，至少有一萬人圍著那火跳起了狂歡舞。踩踏而起的沙塵和簧火的煙灰，攪拌著樂聲和笑語升向了燕園的上空，緩緩地飄向那依依柳岸。
1998年1月20日於北京大學
湖畔的雪泥鴻爪
我把人生的大部分時間，都留在了未名湖畔的這一方土地。半個多世紀的光陰，有的人天南地北地往返奔波，而我基本是在原地踏步。北大是一個奇特的、一旦住下便不想離開的地方。它是聖潔的和光榮的，然而，它又是充滿遺憾的，甚至在某些時期是蒙羞的，但不論它有多大的缺失，有的人甚至在此受到傷害和剝奪，但是，幾乎所有的人卻都是一相情願地不改初衷，一樣含著淚愛它、戀它！
距今五十多年前，那時的我年少輕狂，浪漫情懷，孤行千裏，負岌北上。落定在湖邊這一片土地上，就再也沒有、也不想離開。長長的半個多世紀，我先後住過燕園的不少地方，臨時住過的有人學之初的第一體育館和小飯廳，“定居”的宿舍則有十三齋、二十九齋和三十二齋。十三齋現在已麵目全非，二十九齋和三十二齋還在，但也早已改名為“樓”了。
畢業之後我留校任教，住的職工宿舍也有幾處。這些住過的和沒有住過、卻也有過幹係的居所和屋宇，留下了我的人生蹤跡，也留下了我的生命感觸。世事滄桑，悲歡離合，一切都非常可貴，我來不及敘說，我隻能借這幾片紙，星星點點地勾畫那散落在湖畔的、尚可依稀辨認的雪泥鴻爪。
下下芬滿亨
十六齋在三角地西隅，是一座坐南朝北的筒子樓。這原應是一般的宿舍樓，因為學校發展很快，單身職工結婚後沒有住所，就臨時成了雙職工的宿舍。樓有三層，房間南北相對，一個房間住一家。60年代初，一下子搬進了幾十對年輕夫婦，呼啦啦地把整座樓都占滿了。我也是這時搬進十六齋的，住三樓的316號。
房間不大，大約十二平方米，除了安放一張雙人床，餘下的地麵就很可憐了。好在那個年代奉行艱苦奮鬥，人們對生活的要求很低，有一間安身立命的小房子，就已滿足。樓裏沒有廚房，每層倒是有一個廁所，是公共的，男的在三層，女的在二層。初搬進十六齋，因為沒有廚房，各家都把爐子放在各自的門口，加上置放一些必要的廚具，加上堆放煤餅（那時燒的是煤餅）的地方，那樓道就黑壓壓地成了“巷道”了。
後來學校給每層勻出兩間空房，給各家做飯用——我們終於有“廚房”了，不過仍然是公共的。大家動手把樓道裏的家夥，搬進了新的“廚房”，頃刻間，整個房間密密麻麻地擺滿了爐子和煤餅，還有廚房的必備用具，油鹽醬醋等等，仍然是擠得不留一點空隙。好在房客都是學校的職工，有的先前還認識，大家都彬彬有禮，也都能互相體諒，幾年下來，倒也相安無事。有時還能互相照看，哪家缺了蔥啊蒜的，還能互通有無。
住進十六齋時，大家都是青年，事業學問都看不出端倪，但是那種鄰裏互助的精神，卻是愈久愈顯得香醇。住在十六齋的那些房客們，後來有的在“文革”中遭難，有的則是飛黃騰達成了各界的要人。
朗潤園
朗潤園在燕園西，是一座島，四麵環水，水中荷葉田田，水岸楊柳婆婆，是北大後湖風景佳麗的地方。島中央有許多古建築，多是清代王公貴族留下的府第，到了50年代，經曆了時代的風雨剝蝕，已經顯得蒼老了，但那種不同凡響的恢弘氣象還在。園中小山透逸多姿，山巔有亭，亭隱約於樹蔭中。朗潤園最美的是臨水的那些建築。北大許多名人都是朗潤園的居民。50年代初期孫楷弟先生的住處是一座島中島，四麵荷花環繞，古槐楊柳掩映其中，真是神仙洞府。從孫府沿溪向東，路旁竹林中數間矮房，就是溫德先生的家了。溫先生是美國人，終身獨處，90高齡還遊泳騎車，也是一位活神仙。湖邊蓋起公寓之後，園中的居民就更多了，季羨林先生、金克木先生、陳占元先生、吳組湘先生、季鎮淮先生先後都在這裏安了家。
說起臨水而居，最有韻味的要數羅列先生的家。記得當年羅列先生住的，是一座水流婉轉經過的舊式平房。房前是一條幽雅林蔭小徑，人了院子，後門即是小河，河邊的美人靠被夕陽的餘暉照著，更是引人遐想。這些臨水的充滿情趣的房舍，今已蕩然無存，倒是那亭子還屹立著，見證著往昔的繁華。
朗潤園的外圈蓋起一批公寓，那是60年代初的事。‘學校發展得快，見縫插針地利用“空地”蓋起了大批的公寓，用以解決日益增多的雙職工的住房困難。朗潤園周邊的公寓就是這時蓋的，在這些樓群間，還建了一座招待所——那是北大當年唯一的“賓館”，因為位置在校園的北邊，我們簡稱為“北招”。“北招”後來成了著名的“梁效”大批判組的住處。這些新的建築破壞了這座古典園林的傳統風格，這種破壞在革命高漲的年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我就是在這時從十六齋的筒子樓遷居到朗潤園的。當時住十二公寓三樓單元房中的一間。那套單元房麵積總共約七十餘平方米，有一個套間最大，三十多平方米住了化學係的三代人，其餘兩間，一家是地質係的，一家就是我住，總共算來，這小小的單元一下住進了三家、三代、十幾號人口。廚房和衛生間是三家共用，做飯還好，用衛生間就要“排隊”了。那時正值“文革”期間，外邊口號聲和爆炸聲不絕於耳。我們能有這樣的一座“避風港”，也是萬幸了。
蔚秀園
蔚秀園在北大西校門對過，前臨通衙，由此向北，可達圓明園和頤和園。蔚秀園和北大西門之間的道路，是舊時從故宮通往頤和園的禦道，現在也還是從內城通向西山的大路，去香山的，去頤和園和圓明園的，再加上北大、清華和101中學這些學校都要通過這裏，道路擁擠而繁忙，幾乎時時都在塞車。
蔚秀園在海澱。海澱過去是萬泉湧流的地方。這裏的地名如萬泉莊、萬泉河、泉宗廟等都與泉水有關。蔚秀園置身於海澱的水網之中，這園林素以富於水鄉特色名揚京師。園並不大，水麵占了大部，河中水草艾荷叢生。舊式房舍，烏瓦粉牆掩映於粼粼波光之中，簡樸而古雅。初進燕園，我們結伴步行去頤和園，常取道蔚秀園。當日的蔚秀園與四圍西苑鄉的稻田融為一體，令人恍若置身江南。
蔚秀園蓋樓是70年代的事。樓高五層，約十餘座，硬是把沿河那些小山脈全給鏟平了。我剛搬進園子時，河道裏水草依然豐茂，偶爾還能發現兩三隻野鴨從水泥涵洞中遊出覓食。而如今，所有的水麵都已幹涸，昔日那種水鄉風情是一去不複返了！
70年代末，我在蔚秀園分得了兩小間住房，總共約三十多平方米。這對於長期與人合住、沒有獨立住房的人來說，總算是有了一個家的感覺，還能奢望些什麼呢！當日在蔚秀園二十一公寓住的，各種人都有，有化學係的資深教授，也有食堂裏的炊事員、校醫院的護士，在特殊的年代，人們沒有級別身份的差異，都相處得很融洽。
蔚秀園五層樓上居住的那些日子，是我學術經曆中最值得懷念的日子。我在那裏進行了對於中國當代文學的回顧，並開始了新的思考。我在那裏完成的文字比任何時候都要多。那是長久積蘊的噴發。這說明，一個值得紀念的時代對於一個人的事業有著多麼重要的意義。
我在蔚秀園居住的時候，南麵的暢春園還是一片稻田和荷塘。從我的涼台南望，是一望無邊的青翠！夏天的夜晚，蛙鳴驚天動地，使人終夜難眠。十裏稻香，十裏荷香，更是“擾”人清夢。那時望不到邊的那些河網水麵，如今已變成了同樣望不到邊的幢幢高樓：芙蓉裏小區、稻香園小區（這些命名，還留有舊日的殘跡），加上北大的暢春園和承澤園小區，當日都是“未曾開發”的良田——這裏原是供宮廷食用的上好的京西稻的產地，如今都在曆史的風煙裏消失了。
消失的不僅是蔚秀園周邊的這一片，北京西直門外從往昔的薊門煙樹到如今的中關村開發區，那些直衝雲天的由馬賽克和玻璃牆堆積起來的樓群，都是以無邊的稻田和荷塘的消失、以美麗的西郊的消失為代價換來的。人們，包括我自己在內，我們每個人的“家”的獲得，是以我們祖先留下的家園的喪失為代價換來的。
暢春園
暢春園的曆史比圓明園要早，比頤和園更早。《日下尊聞考》說：此園“本前明戚蜿武清侯李偉別墅，聖祖仁皇帝改建，錫名暢春園。”據說，康熙皇帝曾經延請外國傳教士在暢春園向他講習西洋天文、地理和數學等現代知識。這裏曾經是康熙、雍正、乾隆幾代帝王留下足跡的地方，也是他們聽政和休憩、避喧的場所。
暢春園的繁華在許多典籍中都有記載。清代的吳長元在《哀垣識略》中說：“暢春園在南海澱大河莊之北，繚垣一千六百丈有餘。本前明戚碗武清侯李偉別墅，聖祖因故址改建，愛錫嘉名。皇上抵奉慈帷於此。園在圓明園之南，亦名前園。”此書對當時的暢春園有很多細致的記述，宮內四圍有小河環繞，河水數道環流苑中，東西有堤，東曰丁香，西曰蘭芝，西堤外別築一堤，曰桃花。古人有詩雲：“西嶺千重水，流成裂帛湖。分支歸禦園，隨景結蓬壺。”可見當日園中水勢之盛。
這些在今天當然是見不到了，那些新建的巍峨樓群吞噬了美妙的田園，連同舊日的山脈水係。倒是意外地留下了恩佑寺和恩慕寺的兩座山門，作為“幸存者”在這裏守護著死去的宮苑，供後人憑吊那往昔的繁華。這兩座山門現在仍然屹立在北大的西門外，終日寂寞地麵對著奔流不息的汽車的洪流。
從80年代末搬進此園，我再也沒有離開這裏。我住進暢春園後，手植了四棵石榴，園內兩棵，園外兩棵，現在還是年年開花結果。我家的對麵，是北大二附中的操場，學生們矯健的身影給了我青春的感受。我在暢春園一住就是20年光景，在這裏經曆了社會的巨大變革，在這裏接待過來自各地的朋友，這裏凝聚了我對於人生和學術的諸多感悟。我現在的戶口本上，依然寫著暢春園這個居住地的地址。
勺園
勺園不是我曾經的住處，但卻給我留下諸多記憶。當年的勺園是一個廢園。這裏原先河網遍布，地勢低濕，適於植物種植。燕京大學把它辟為農學院的實驗，外建一個氣象站。到了北大，菜圃依然保留，還成了後勤的養豬基地，即豬場。我上大學時．常到那裏參加勞動，摘蔬菜，種樹、翻土什麼的。後來這裏就蓋起了賓館和公寓。現在的勺園，一派燈紅酒綠，是看不到那些田園景色了。
勺園的曆史也相當久遠。史書記載說：“北曰澱有園一區，水曹郎米仲詔（萬鍾）新築也。取海澱一勺水之意，署之日勺，又署之曰風煙裏。”①清代孫承澤在《天府廣記》中對此有傳神的描畫：“海澱米太仆勺園，園僅百畝，一望盡水。長堤大橋，幽亭曲榭。路窮則舟，舟窮則廊，垂柳掩之，一望無際。”現在的勺園賓館就建在這座秀麗的園林上麵。樓邊的荷池年年新荷燦爛，柳岸搖曳多姿。賓館落成後，修了一道長廊，形製如頤和園，但長度不及頤和園，宣統的弟弟溥傑先生題寫匾額“勺園”二字。
現在的勺園當然是看不到上述這些景象了，現在也是毫無例外地矗立著連片的樓群，這裏是北大現今接待賓客的賓館區，樓房裏住的是造訪的內外賓客。勺園的多功能廳很有名，許多會議都在那裏召開。我們在那裏舉行新年團拜，舉行學術研討，也舉行過季羨林先生、林庚先生的慶祝會。特別要提及的是，我所屬的北京大學中文係1955級人學40周年、畢業35周年的慶祝會——“難忘的歲月，世紀的約會”，也是在勺園舉行的。那時正值林庚先生90華誕，我們向先生獻了鮮花。
勺園，永遠的記憶！
①明·蔣一葵：《長安客話》。
條布元的林閱
這聖地綿延著不熄的火種。
——題記
一顆蒲公英小小的種子，被草地上那個小女孩輕輕一吹，神奇地落在這裏便不再動了——這也許竟是夙緣。已經變得十分遙遠的那個八月末的午夜，車子在黑幽幽的校園林叢中旋轉終於停住的時候，我認定那是一生中最神聖的一個夜晚：命運安排我選擇了燕園一片土。
燕園的美麗是大家都這麼說的，湖光塔影和青春的憧憬聯係在一起，益發充滿了詩意的情趣。每個北大學生都會有和這個校園相聯係的夢和記憶，盡管它因人而異，而且也並非一味地幸福歡愉，會有辛酸煩苦，也會有無可補償的遺憾和愧疚。
我的校園是永遠的。因偶然的機緣而落腳於此，終於造成決定一生命運的契機。青年時代未免有點虛幻和誇張的抱負，由於那個開始顯得美麗、後來愈來愈顯得嚴峻的時代，而變得實際起來。熱情受到冷卻，幻想落於地麵，一個激情而有些飄浮的青年人，終於在這裏開始了實在的人生。
匆匆五個寒暑的學生生活，如今確實變得遙遠了，但師長那些各具風采但又同樣嚴格的治學精神影響下的學業精進，那些由包括不同民族和不同國籍同學組成的存在著差異又充滿了友愛精神的班級集體，以及戰煙消失後渴望和平建設的要求促使下向科學進軍的總體時代氛圍，給當日的校園鍍上一層光環。友誼的真醇、知識的切磋、嚴肅的思考、輕鬆的郊遊，甚至失魂落魄的考試，均因它的不曾虛度而始終留下充實的記憶。
燕園其實不大，未名不過一勺水。水邊一塔，並不可登；水中一島，繞島僅可百餘步；另有樓台百十座，僅此而已。但這小小校園卻讓所有在這裏住過的人終生夢繞魂牽。其實北大人說到校園，潛意識中並不單指眼下的西郊燕園，他們大都無意間擴展了北大特有的校園的觀念：從未名湖到紅樓，從蔡元培先生銅像到民主廣場。或者說，北大人的校園觀念既是現實的存在，也是曆史的和精神的存在。在北大人的心目中，校園既具體又抽象，他們似乎更樂於承認象征性的校園的精魂。
我同樣擁有精神上的一座校園。我的校園回想包蘊了一段不平常的記憶。時代曾給予我們那一代青年以特殊的際遇，及今思來，可說是痛苦多於歡愉。我們曾有個充滿期待也充滿困惑的春天。一個預示著解放的早春降臨了，萬物因嚴冬的解凍而萌動。北大校園內傳染著悄悄的激動，年輕的心預感於富有曆史性轉折時期的可能到來而不安和興奮。白天連著夜晚，關於中國前途和命運的辯論，在課堂、在宿舍、在湖濱，也在大、小膳廳，廣場上激烈地進行。
這裏有向著習慣思維和因襲勢力的勇敢抗爭。那些富有曆史預見和進取的思想，在那個迷蒙的時刻發出了動人的微光。作為時代的驕傲，它體現北大師生最敏感，也最有銳氣的品質。與此同時，觀念的束縛、疑懼的心態、處於矛盾的兩難境地的仿徨，更有年輕的心因沉重的負荷而暗中流血。隨後而來的狂熱的夏季，多雨而濕悶。轟然而至的雷電襲擊著這座校園，花木為風雨所摧折。激烈的呼喊靜寂以後，蒙難的血淚默默喚醒沉睡的靈魂。他們在靜默中迎接肅殺的秋季和蒼白而漫長的冬日。
那顆偶然落下的種子不會長成樹木，但因特殊的條件被催化而成熟。都過去了，湖畔走不到頭的花蔭曲徑；都過去了，宿舍水房燈下午夜不眠的沉思，還有輕率的許諾，天真的輕信。告別青春，告別單純，從此心甘情願地跋涉於泥濘的長途而不怨尤。也許即在此時，憂患與我們同在，我們背上了沉重的人生十字架。曼妙的幻想，節日的狂歡，天真的虔誠，隨著無可彌補的缺憾而遠逝。我們有自己的青春祭。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校園與我們青春的希望與失望相連，它永遠不滅。
燕園的魅力在於它的不單純。就我們每個人說，我們把青春時代的痛苦和歡樂、追求和幻滅，投人並消融於燕園，它是我們永遠的記憶。未名湖秀麗的波光與長鳴的鍾聲，民主廣場上悲壯的呐喊，混成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校園記憶。一種眼前的柔美與曆史的雄健的合成，一種朝朝夕夕的弦頌之聲與歲歲年年的奮鬥呐喊的合成，一種勤奮的充實自身與熱情的參與意識的合成，這校園的魅力多半六生於上述那些複合豐富的精神氣質的合成。
燕園有一種特殊的氣氛：總是少有閑暇的急匆匆的腳步，總是思考著的皺著的眉宇，總是這樣沒完沒了的嚴肅和沉鬱。當然也不盡然，廣告牌上那些花花綠綠的招貼，間或也露出某些詼諧和輕鬆，時不時地出現一些令人震驚的舉動，更體現出北大自由靈魂的機智和聰慧。北大又是灑脫和充滿了活力的。
這真是一塊聖地。數十年來這裏成長著中國幾代最優秀的學者。豐博的學識，閃光的才智，莊嚴無畏的獨立思想，這一切又與先於天下的嚴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銳的抗爭精神相結合。這更是一種精神合成的魅力。科學與民主是未經確認卻是事實上的北大校訓。二者作為剛柔結合的象征，構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這座校園作為一種文化和精神現象加以考察，便可發現科學民主作為北大精神支柱無所不在的影響。正是它，生發了北大恒久長存的對於人類自由境界和社會民主的渴望與追求。
這裏是我的永遠的校園，從未名湖曲折向西，有荷塘垂柳、江南煙景，從鏡春園進人朗潤園，從成府小街東逸，人燕東園林蔭曲徑，以燕園為中心向四麵放射性擴張，那裏有諸多這樣的道路。年複一年，日複一日，那裏行進著一些衣飾樸素的人。從青年到老年，他們步履穩健、儀態從容，一切都如這座北方古城那樣質樸平常。但此刻與你默默交臂而過的，很可能就是科學和學術上的巨人。當然，跟隨在他們身後的，有更多他們的學生，作為自由思想的繼承者，他們默默地接受並奔湧著前輩學者身上的血液——作為精神品質不可見卻實際擁有的偉力。
這聖地綿延著不會熄滅的火種。它不同於父母的繁衍後代，但卻較那種繁衍更為神妙，且不朽。它不是一種物質的遺傳，而是靈魂的塑造和遠播。生活在燕園裏的人都會把握到這種恒遠同時又是不具形的巨大的存在，那是一種北大特有的精神現象。這種存在超越時間和空間成為北大永存的靈魂。
北大學生以最高分錄取，往往帶來了優越感和才子氣。與表層現象的驕傲和自負相聯係的，往往是北大學生心理上潛在的社會精英意識：一旦佩上北大校徽，每個人頓時便具有被選擇的莊嚴感。北大人具有一種外界人很難把握的共同氣質，他們為一種深沉的使命感所籠罩。今日的精英與明日的棟梁，今日的思考與明日的奉獻，被無形的力量維係在一起。青春曼妙的青年男女一旦進人這座校園，便因這種獻身精神和使命感而變得沉穩起來。
這是一片自由的鄉土。從上個世紀末葉到如今，近百年間中國社會的痛苦和追求，都在這裏得到集聚和呈現。沉沉暗夜中的古大陸，這校園中青春的精魂曾為之點燃昭示理想的火炬。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學者，從這裏眺望世界，用批判的目光審度漫漫的封建長夜，以堅毅的、頑強的、幾乎是前仆後繼的精神，在這片落後的國土上傳播文明的種子。近百年來這種奮鬥無一例外地受到阻遏。這裏生生不息地爆發抗爭。北大人的呐喊舉世聞名。這呐喊代表了民眾的心聲。阻遏使北大人遺傳了沉重的憂患。於是，你可以看到一代又一代人的沉思的麵孔總有一種悲壯和憂憤。北大魂——中國魂在這裏生長，這校園是永遠的。
懷著神聖的阪依感，一顆偶然吹落的種子終於不再移動。它期待並期許一種奉獻，以補償青春的遺憾，並至誠期望冥冥之中不朽的中國魂永遠綿延。
每年這一天
——海子逝世二十年祭
每年這一天都是春暖花開的日子。今天下午我走過校園，那一片開滿了星星一樣的花朵——是迎春，不是連翹，許多人都把連翹當成了迎春，迎春花開得比連翹還要早。那迎春花，是一種迫不及待的燦爛輝煌！
這是一年一度的春暖花開的日子，一年一度的迎春花星星般地點亮了校園的春天。走在校園裏，想象著這是詩人在向我們報告春天的消息，心裏有一種感動，有點悵惘又有點溫暖的感動。
最早認識海子，那時他遠未成名。我在他刻寫的（或者是在他手抄的）小本子上讀到了他的許多短詩，其中就有《亞洲銅》。那是20世紀80年代的某一天，海子那時還是北大法律係的學生。是在我家，應該是在蔚秀園的那個公寓的五樓上。這是我和海子的第一次見麵。一見麵，就沒有忘記他，沒有忘記他這個人和他的《亞洲銅》。
他寫著僅僅屬於他的與眾不同的詩。當大家都被朦朧詩的英雄理想情結所激動的時候，海子向我們展示了神奇的另一片陌生的天空。就在這首題為《亞洲銅》的詩裏，他談到屈原遺落在河邊的白鞋子，談到飛鳥和野花，海水、月亮還有死亡。這是一些全新的意象，隨後；‘我們也認識並熟知了他的麥地、麥地盡頭的村莊，村莊裏的母親和姐妹，它的空虛和寒冷。
海子是始終都在為春天歌唱的詩人。1989年3月，他繼1987年、1988年後，第三次修改寫於三年前的《春天》這首詩：這是春天，這是最後的春天，我麵對的春天，我就是它的鮮血和希望。《春天，十個海子》也許是他的絕筆，寫於1989年3月14日，那是淩晨三四點的時分：在春天，十個海子全部複活，在春天，野蠻而悲傷的海子，就剩下這一個——
這是一個黑夜的孩子，沉浸於冬天，傾心死亡不能自拔，熱愛著空虛而寒冷的鄉村
今天的會上我與鬱文相遇，我們回憶了那個難忘的夏天，是他和閻月君攜帶海子遺詩交我保存。我知道這是駱一禾用他年輕的生命整理、保護，並鄭重地托付他們兩位的。我知道這批詩稿的分量。我記住了鬱文和閻月君的深深的友情，記住了駱一禾和海子匆忙而輝煌的生命，記住了中國現代詩歌那悲哀而慘烈的一頁。
最後一次和海子見麵是在拉薩。是那個慘烈的夏天之前的一個夏天，我們相見在布達拉宮前麵的一所房屋。隨後，海子就開始了他在西藏的漫遊。拉薩一別，我們再未見麵，直至令人哀傷的消息傳來。但是我們不會忘記他，春天也不會忘記他。他也沒忘了在春暖花開的時節來與我們相聚。
那是1992年的春天，我在“批評家周末”主持了紀念海子逝世三周年的紀念會。我在致辭中說：“時間是無聲無息的流水，但這三年帶給我們的不是遺忘。我們對海子的思念，似乎是時間愈久而愈深刻。”
1999年，海子逝世十周年，崔衛平主編了一本叫做《不死的海子》的紀念文集，我寫了序言。我說，“作為過程，這詩人的一生過於短促了，他的才華來不及充分展示便宣告結束是他的不幸：但他以讓人驚心動魄的短暫而贏得人們久遠的懷念，而且，愈是久遠這種懷念便愈是殷切，卻非所有詩人都能擁有的幸運。這不能與他的碎然消失無關，但卻與這位詩人對於詩歌的貢獻絕對有關。”
一個詩人的一生不一定要寫很多詩，有一些詩讓人記住了就是詩人的幸運。海子的詩讓我們記住了，他也就在我們的記憶中活著。讓我們如同海子那樣，熱愛詩歌，熱愛春天，作為年長的人，我還要加上一個：熱愛生命！
2009年3月26日，於北京大學第十屆未名詩歌節暨海子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會.
北大這地方真有點特別，它似是一塊磁鐵，誰到了這裏，誰就被吸住，再也不想離開。其原因並不在校園的美麗。北大現在的校園是很美，但在舊時，那校園說不上美。在戰時，在昆明，那校園竟是陋巷蓬屋，是相當的殘破了。但在北大人的心目中，它依然很美，依然是一塊磁石，吸住你，想著它，戀著它，不願離開。即使你走向天涯海角，而北大依然牽著你的靈魂，占領著你的心。
徐誌摩向我們傾訴過他輕輕地來又輕輕地走了的康橋，冰心優美地描寫過她所鍾情的威爾斯利慰冰湖畔透明澄澈的風光。盡管中國許多遠遊的學子讚美過哈佛、傾心過早稻田那些巍峨的學術殿堂的美輪美灸，但事實上世界上任何一所校園，也未必能在他們心中替代北大的位置。
北大有它永恒的魅力。這魅力來自曆史、來自曆史漫長行進中形成的傳統精神。一切猶如人，人有諸形諸態，但人的氣質往往僅屬於個人。中國有許許多多的大學，但北大的精神也僅僅屬於北大。當然，北大的地位很特殊，都說它是、中國的“第一大學”。由於它作為國家創辦的綜合性大學，是第一所。溯自古時，它繼承了漢太學和晉國子監的傳統，算起來也有近兩千年的曆史了。作為不間斷的校史，而且作為戊戌變法的新學的雛形，自1898年算起的一百年來，北大一方麵承繼中國悠久的文化學術源流，同時又在20世紀世界現代化的潮流中，建立起新的學術精神和學術品格。
京師大學堂的建立，其最具本質的特征，即在於以新學取代腐朽的科舉，以中西貫通、文理互融的新型大學取代以仕途為目標的舊學。北大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在王朝覆滅前夜的出現，是一個明顯的信號。它作為一支燭照封建暗夜的火炬，劃時代地宣告了中國文化的世紀轉型。
當然，作為一個新的教育體製的形成和生長，它的由舊而新的過程，充滿了蛻變的苦痛。京師大學堂在它演變為北京大學的進程中，同樣充滿了不離開中國國情的錯綜複雜，同樣充滿了痛苦與抗爭。北大誠然美好，但也並非絕無雜質的純粹，“老北大”或“窮北大”的謔稱，大體也能說明北大的朝氣與青春的另一麵。時至今日，北大依然有它的積習與瘤弊，把它想象為無可挑剔的完好，並不符合這所“太學”的實際，也不符合它的性格。
誕生於1898年的北京大學，是與中國的苦難與追求相聯係的。1898是充滿痛苦和災難的年代，有很多的焦慮和困窘，有很多的流放、囚禁和犧牲。建立京師大學堂是有感於中國的貧弱與無邊的悲痛。當日中國如狂瀾中的一葉危舟。改變科舉、建立學堂，旨在培養拯救國運的新型人才。因而，這所大學的誕生，是天邊暗黑的沉雲中，求生存的一線光亮。
北大誕生於無邊的憂患中。那一場激情的夢幻破滅之時，許多誌士仁人為此付出了代價。流產的改革使新政的一切構想都變成了空文，唯獨這所大學卻奇跡般地被保留了下來。這個站立在廢墟上的幸存者，它既是苦難和陰謀的見證，又承當了那些死者的遺願。所以，北大從它誕生之日起，就承襲了中國苦難與憂患的遺產。當然，上一個世紀末的理想和追求的火種，也在它的身上得到了綿延。
這是一個宿命。千年的夢想、百年的抗爭、1840開始的半個多世紀的苦難，死者無聲的托付，生者的籲求，都遙遙地羈係在這片風雨迷蒙中升浮而起的聖地之上。史載，戊戌那年突然降臨的災難，使京師大學堂未能如期開學，直至1902年方才正式上課。開學之後發生的第一件大事，卻是非關學業的。1903年俄國沒有按照條約從營口撤兵。當年4月30日，京師大學堂仕學館和師範館師生兩百餘人“鳴鍾上堂”，集會抗議。他們的愛國行動推動了全國抗俄運動的發展。這是北大建立之後的第一次愛國行動。北大師生作為現代知識者的精英意識，第一次得到顯揚。這是讓人耳目一新的舉動，黑暗沉沉的中華大地，燃起了20世紀第一線覺醒的曙光。
這所大學，它誕生在災難深重的年代，它承襲了這大地上的全部憂患，生發而為抗爭和奮鬥、追求和夢想。在“廣育人才，講求時務”的召喚中，走來一代又一代學人，萬家的憂樂、社會的盛衰充盈著這批最新覺醒的中國精英的心靈之中。當周圍處於蒙昧和混沌狀態時，這裏的呼喚和怒吼是黑暗中國上空的驚雷！
北大是五四運動的搖籃和發祥地，民主廣場的鍾聲·，從沙灘紅樓傳向古老中國沉睡的大地。從抗議喪權辱國開始，北大人把思考轉向深沉，把批判和抗議轉向新思想、新文化的建設。蔡元培主政北大時，提出“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方針。這16字真正體現了北大的魂，是一種能夠包容一切的大氣度和大胸襟。蔡元培校長為改革當日北大的陋習，即確定學生以學業為目的的方針。為達到兼收並蓄的目標，他邀請各派學術巨擎來校任教。使古今、東西、文理互融互通成為北大學術一大景觀。由於嗣後各屆校長秉承蔡先生確立的方針，使北大在它校史的每一階段都如一麵旗幟，飄揚在中國教育陣地上。
北大人以精英使命自歇，他們從來未曾忘卻他們的社會承諾，但北大也從未降低過自己確立的學術標準。這種要求，早在一百年前醞釀建校之時即已確定，清政府《籌議京師大學堂章程》說：“京師大學堂為各省之表率，萬國所瞻仰，規模當極宏遠，條理當極詳密，不可因劣就簡，有失首善體製。”僅有第一等的才智還不夠，還要有第一等的胸襟，第一等的懷抱。因為心係於天下，眼界自然開闊，神氣自有不同。這是北大學生的常態，也造成北大學生常被人垢病的傲氣。
這裏是科學民主的故鄉。北大人一直高舉蔡元培校長倡導的學術民主、思想自由的旗幟，在艱難的年代，在困苦的歲月。為科學、為真理、為正義、為維護人性尊嚴，北大人從來沒有放棄過獨立的思考、勇敢的抗爭。人們不會忘記那個春寒料峭的時節，思想如剛剛解凍大地上冒尖的草芽，一曲“是時候了”，呼喚人們高舉“五四”火炬、拆去人間藩籬，表現出新時代的激情。當思想被禁錮，充滿挑戰勇氣的“一株毒草”赫然出現在牆上，那激情的宣揚讓人耳目一新。那時胡風冤案既成，舉國一片靜默，是北大的萃萃學子發出了公開的質疑。在新時代，為了維護思想自由，一位張誌新式的北大女詩人，悲壯地赴死在黑暗與黎明交會時刻。
一百年的青春，一百年的激情，一百年的奮鬥，留下了一百年難泯的記憶。最難忘，年年歲首，大膳廳燈火輝煌，馬寅初校長在新年鍾聲中，帶著微釀致辭。他的瀟灑不羈，在思想禁錮的年代，是一縷帶著暖意的和風。馬寅初終於以淨言獲罪，他的《新人口論》遭到圍攻。馬寅初勇迎風暴，他的《重申我的請求》是一道驚世駭俗的雷電：“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投降。”堅定的人格，堅貞的氣節，凜然不屈的堅持，在馬寅初沉重的金石之聲的背後，人們不難發現那種年輕了一百年的北大精神。從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大學，從嚴複到胡適、陳獨秀，從蔡元培到馬寅初，這是一道永不枯竭的春天的長流水。這水已流了整整一百年，它將永遠流下去，它是北大永遠的驕傲。
1998年2月5日於北京大學暢春園
1898：陸沉中升浮起一片聖地
——從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大學
戊戌變政的一大舉措
1898年新政變革的一個大舉措，便是當年7月3日的“詔立京師大學堂”。這是我國近代最早由政府開辦的一所大學。京師大學堂成立後，原先的官書局與譯書局均合並人京師大學堂，清政府派孫家鼎為管理大臣。梁啟超也於此年入京，“以六品銜專辦京師大學堂譯書局”。
京師大學堂的成立，是與當時文化教育改革的總體設想相聯係的，它是作為逐步改革科舉製度的一個步驟予以實施的。與之相聯係的，是廢八股，改試策論，最後以新式的綜合性大學取代腐朽的科舉製度。京師大學堂成立的本意即在於以新式的大學引進和宣揚西學，改革教育內容和方法以代替沿襲的舊式教育。京師大學堂成立之初，總理衙門起草了一份題為《籌議京師大學堂章程》的文件，該文件確定了這所未來大學的高標準：“京師大學堂為各省之表率，萬國所瞻仰，規模當極宏遠，條理當極詳密，不可因陋就簡，有失首善體製。”①在京師大學堂宣布成立的同時，政府通令各省、府、廳、州、縣，將所有的舊式大、小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學和西學的學堂。1898年7月20日，清政府明令各省興辦中、小學堂。應該說，這是當日大膽也很果斷的一個改革措施。
作為維新變政的一個組成部分，京師大學堂成立的初衷，在於“廣育人才，講求時務”。當時擬設道學、政學、農學、工學、商學等十科，著眼於培養多方麵的綜合的可實際有用的人才。從它所設的學科門類來看，已經顯示出新型的“綜合大學”的趨向。可惜這種設想隨著那場政治改革的失敗而無法實行。
①見《變法自強奏議彙編》卷十。
戊戌政變之後，一切的改革措施都被迫停止和取消了，而唯獨京師大學堂得以保存而成為“幸存者”。這是當局者為減少刺激而作的策略上的考慮，並不是他們真的讚成教育改革。但在那種非常時刻，它的原先擬想的內容當然也無法實行。政變之後的京師大學堂，實際隻辦了詩、書、易、禮四堂，及春秋二堂，每堂學生不過十餘人：“兢兢以聖學理學詔學學者，日懸《近思錄》、朱子《小學》二書以為的。”所以，大學堂的名稱是新的，而內容則依然是舊書院的那一套。由此可見，隨著那場改革的破滅，原先的腐朽勢力也猖撅地反撲過來，重新占領了包括教育的一切。
但毫無疑問，京師大學堂這個名字得以保存卻是一個勝利。這名字的本身，就是一團烈火。點燃在那個漫漫長夜的盡頭，預示著新世紀的希望。正如後來一位哲人說的：石在，火是不會滅的。這所學校，經曆了將近一個世紀的風煙，它堅硬如石，熾熱如火，它是民族良知的象征。鍾聲第一次鳴響
那時候幾乎每一個年頭都是災難，不獨1898年。190。年，八國聯軍開進這個末日王朝的首都，大學堂當然是難以開學了。過了兩年，即1902年學校複學，增設預科班（政科、藝科）及速成科，設仕學館和師範館。1903年又增設進士館、譯學館和醫學實習館，畢業生授給貢生、舉人、進士的頭銜，也算是半新半舊的麵目。但卻是比先前的詩、書、易、禮、春秋等前進了一步。
也就是1903年，中國和俄國發生了一係列事件，關係緊張。先是，俄國沙皇交還營口到期，他們違約拒不撤兵。4月18日俄國大使普拉x向清政府外務部提出七項新要求，企圖永遠控製東北三省，建立所謂“黃色俄羅斯”0 4月30日，京師大學堂仕學館、師範館師生兩百餘人“鳴鍾上堂”，集會聲討沙俄侵略。他們的舉動推動了全國拒俄運動的發展。消息傳到上海，愛國學社學生一百多人成立拒俄義勇隊，與北京學子相呼應。
這是京師大學堂成立之後師生的第一次愛國行動。對這所成立於一百年前的全國最高學府而言，1903年的那次集會是曆史性的。那時敲響的鍾聲，一直震蕩在古老中國蒼茫的上空，成為中國最先覺醒的知識分子向這個災難深重的民族發出恒久的警鍾的象征。1903年的這聲鍾鳴同時也成為這所大學的光榮的第一頁記載。在這裏求學的萃萃學子，他們無疑是把這裏作為接受教育、增長才識以期將來報效社會的場所，同時，逐漸形成的精英意識，又使他們在求學和研習期間不忘自己對社會的責任。他們從這裏開始，也實踐著以種種方式表達他們對國家富強、人民安康的關切和願望。
1910年，京師大學堂的科目設置又有變化。學校改設經、法、文、格致、農、工、商七科。這種改設，接近戊戌年最初設計的模型。可見，經曆了世變，曆史又彎曲地回到了原來的出發點。而對中國來說，這種迂曲的前進乃是一種常態。
辛亥革命後，京師大學堂正式改稱北京大學。1912年，當時教育總長蔡元培發表《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主張廢除清朝的封建教育製度，建立新的教育製度。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為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由於蔡元培的富有遠見的和創造性的教育思想，也由於他豐富的學識和閱曆，更由於他崇高的人格所獲有的崇高的威望，在蔡元培卓越的領導下，北京大學掀開了嶄新的一頁。
第一任管學大臣
在蔡元培之前，北京大學及其前身京師大學堂，自清朝到民國，還任命過幾任校長，孫家鼎是1898年7月4日，由光緒皇帝正式任命為京師大學堂的“管學大臣”。當時還未有校長的稱呼，管學大臣應相當於校長的職務。孫家鼎當時是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是一位地位顯赫的人物。清廷把這個“新生事物”委派給這樣一位重臣，可算是戊戌夭折的改革之中一件非凡的舉措了。
光緒皇帝十分重視教育的變革，在他思考教育的問題時，設立京師大學堂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1898年6月11日，《明定國是詔》中，特別強調這所學校的建立。經過與頑固派的多方較量，嚴令軍機處迅速籌辦大學堂之事。當年7月4日，正式下令成立京師大學堂。
在物色這一重大的教育改革的負責人時，光緒皇帝毅然選中了孫家鼎，可見他對這一個新生的大學的重視。孫家4於鹹豐九年（1859)32歲時中一甲一名進士，狀元及第。此後，在鹹豐、同治、光緒三朝一直任朝廷命官。他於1889年代理工部尚書，次年3月、6月又兼刑部尚書，並於11月被授為都察院左禦史。光緒十七年（1891)3月、6月又兼禮部尚書工部尚書，並迅即被補為順天府。在短短的時間裏，如此頻繁地遷要職，可見當時朝廷非常器重這個既有學識又有經驗的人才。
孫家鼎的辦學思想，在他正式被任命為管學大臣之前即有思考和表達。他在光緒二十二年奏上的《議覆開辦京師大學堂折》中認為，西方國家之所以得以“淩抗中朝”，根本原因在於他們有完備的教育製度，培養和造就了各種學科的專門人才的結果。他認為中國若要振興，決非當日那些舊式的各類學館所能承擔。那些學館多師徒相授，教學內容不過經史義理，培養不出新式的能夠掌握先進學問的人才。
同時，孫家鼎也認為對西方教育製度也不宜照搬，西方的分科立學，確實規製井然，但也有缺點，其病在於“道器分形，略於體而詳於用，故雖勵精圖治，日近富強，而雜霸規為，未能進於三代聖王之盛治”。①孫家鼎認為京師大學堂應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針行事，取中國傳統經學堂與西學之優長使之集於一身。他提出的辦學六原則的第一條便是：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其失傳者，以西學還之。他的主張是獨立的、自主的、取他人獨立長處而為我所用的：“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淩駕中學，此是立學宗旨。”②
不論孫家鼎的主張在今天看來有多大的局限，但作為京師大學堂的第一任校長③他一開始便體現出與這所大學地位相稱的獨特風格——最可貴的是他那種基於自主獨立而又開放的思考。早在他督辦官書局時，就力主廣泛翻譯國外那些有益於中國發展的著作以開闊國人的視野，這便是最早的學術自由的思想。
孫家鼎雖然是個舊式官員，但是在當時腐朽的官僚體製中，他卻是一位對事物有著自己敏銳而獨立的看法的開明人物。除了他在京師大學堂的籌劃和主持中屢有新見之外，還對當日的新聞改革起過明顯的推進作用。他曾奏請將《上海時務報》改為官報，在提出這一動議時，他認為，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通達下情而可臻上理者，所以論治之患，不在貧弱不均，而在於奎蔽之患。“泰西報館林立，人人閱報，其報能上達於君王，亦不問可知”。④他還進一步認為隻《上海時務報》一家改官報還不夠，還應令天津、上海、湖北、廣東諸地的督撫將當地各報館的報紙均呈送都察院和大學堂，“擇其有關時事，無甚背謬者”錄呈禦覽。可見孫家鼎的這些“改官報”的主張，其目的不在控製輿論，而在於當政者開闊視野、通達民情，收兼聽則明之效。
①菊伯讚：《戊戌變法》（二），第425-426頁。
2伯讚：《戊戌變法》（二），第425-426頁。
③亦有以嚴複為北大第一任校長之說的，嚴複是在辛亥革命後1912年被任命為京師大學堂總督的。此年5月，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校，總監督亦隨之改稱大學校長。
4伯讚：《戊戌變法》（二），第432頁。
清廷於設立京師大學堂之後，選派孫家鼎為第一任管學大臣。這種遴選，不論就孫在政界和學界的地位，還是就孫本人的學識，特別是對各種事物的開放和開明的觀點而言，無疑都是非常適當的。由此也可以看出，當日以光緒皇帝為首的改革派，在設立京師大學堂一事上是極端重視的。選學界泰鬥為校長
繼孫家鼎之後，擔任京師大學堂校長之職的嚴複，更是當日非常突出的一位人物。要是說，孫家鼎是一位舊式官僚，他的好處是不拘守舊製和通達時政，因而，他是一位在整個保守思想體係中的開明人士，他的整個建樹在於從維護統治利益的角度而收到推進新事物的效果。而他的繼任者嚴複的文化背景就與此迥然有異了。·
嚴複，原名宗光，字又陵，後改名複，字幾道。福建侯官（今福建省閩侯縣）人，生於1853年1月，卒於1921年10月。嚴複的出生地位於閩江的入海口，是濱海的亞熱帶地區，那裏終年氣候溫濕，四季長綠，遍地生長著蔥鬱的花木。因為地處江海結合部，地理位置決定了與外界有頻繁的交往，那裏的人形成了麵向海洋的開放意識。 自然和人文環境地理綜合，更造就了一些中西文化交彙的先驅人物，嚴複是其中傑出的代表。
嚴複幼年受到舊學熏陶，父早逝，家境貧寒。1867年應試福建船政學堂，以第一名錄取，於1871年畢業。在船政學堂的四年中，嚴複學習了英文、算術、幾何、代數、解析幾何、三角、電磁學、光學、音學、熱學、化學、地質學、天文學、航海術等科目。形成了他與舊式文人完全不同的知識結構。嚴複於是成為第一代既有廣泛深厚的中國文化修養，又掌握了當世最先進的科學技術的、融彙了傳統與現代、中國和西方的擁有綜合知識的學者。而尤為特殊的是，嚴複還有非常豐富的、對於現代技術操作的經驗，這在同代人中更顯得突出。
船政學堂畢業後的五六年間，嚴複一直在海軍兵船上工作。而且曾隨“威遠”號練習船遠航新加坡、檳榔嶼等地；又曾登“揚武”號巡曆了黃海和日本海。1877年到1879年，嚴複受清政府委派，赴英國樸茨毛斯大學，後又轉格林威治海軍學院，在那裏學習了高等數學、化學、物理、海軍戰術、海戰公法及槍炮營壘各種知識。除了這些自然科學和實際技術之外，嚴複在留學期間，還廣泛接觸和研習了社會政治和哲學等社會科學方麵的學問。也就是在此期間，嚴複對資產階級的政治學術理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閱讀了亞當·斯密、孟德斯鴻、盧梭、穆勒、達爾文、赫青黎、斯賓塞等人的學術名著，奠定了他西學的基礎。這為他日後的社會改革立場、現代學術觀念的形成以及作為翻譯家的生涯奠定了基礎。
社會危機四伏的時代，往往也是社會勃發著生機，蘊蓄著無限可能性的時代，而且也是呼喚全麵發展的可以稱為奇才出現的時代。中國曆史上的清代，經曆了三百年的繁榮昌盛，到了19世紀的下半葉，國勢開始衰落。統治者的腐朽沒落，國際列強勢力的人侵，加上民眾心理上的積弱，造成了那個世紀末普遍的社會危機感，當中華帝國這艘世界巨輪顛簸於風浪之中，眼看就要沉沒之際，“船民”中的感時憂世之士便站到了潮流的前端。這時，他們的天資和毅力便受到嚴重同時又是有效的考驗。時勢造英雄，在行將沉沒的艱危中，站出來一批擁有智慧和膽識的巨人。這些巨人，涉及思想、哲學、軍事、農業、教育、經濟，直至文藝各個領域。嚴複，這位生長在南中國海濱的貧家子弟，便是其中傑出的一位。
關於嚴複的生平，本書在論析《天演論》出版的章節中，曾有介紹和評論。在那裏，著重評介了嚴複對中國近、現代翻譯工作的開創性貢獻。但的確，翻譯在嚴複的豐富人生經曆中，隻占一個不算大的位置．。他的貢獻於中國社會進步的，是一種巨大而全麵的覆蓋，他的確是一個危艱時勢中湧出的奇才。
繼孫家鼎之後，京師大學堂的校長人選落到嚴複身上。這一方麵說明當事者對這所大學的極為重視，一方麵也說明嚴複在思想界和學術界令人信服的顯赫地位。從那時開始，可以說是從決定成立這所大學的那一刻開始，關於這所大學校長的人選就不是一個隨便和可以隨意而為的問題，對於這所大學的校長人選的重視，從來都和對這所大學的特殊地位相關聯。校長人選不是小問題
很顯然，北京大學的校長必須是站在當代學術的前沿並具有權威性和號召力的學者，從學問到人格都應當是為全國學人所推祟的人物。任命何人為北大校長從來就不是一個輕率的舉動，這點連包括清朝皇帝在內的曆來政府都是明了的。北京大學王瑤教授曾經就北京大學校長的地位的重要性發表過這樣的見解：
北大曆屆校長都是著名的學者，他們不僅是北大的校長，而且也是某一時期的學術界的代表人物，在他們身上集中地反映了當時思潮的熱點和重心。舉例說，孫家鼎與戊戌維新的關係，嚴複對《天演論》、《法意》、《群學肆言》等的翻譯及其政論著述時社會產生的巨大影響，蔡元培的美學思想和教育思想，胡適的主張白話文以及倡導用近代科學方法整理研究古籍等多方麵的嚐試，都不隻是屬於一個學校的事情。一直到解放以後，我們現在不是仍然懷念和思考馬寅初在50年代所主張的市場經濟和人口計劃是符合中國社會的實際的嗎？如果隻把他們的主張和行為單獨地作為獨立現象來考察，那麼這些隻是個別曆史人物的貢獻和成就，但如果把他們聯係起來作為一條發展線索來考察，那麼他們的活動和貢獻就構成了現代中國學術文化思想中的一個曆史環節；其所以如此，除了他們個人的成就以外，是同他們作為北大校長的身份密不可分的。 因為他們不隻是一個著名的全國學術中心的代表人物，而且周圍還有一大群知名學者程度不同地支持和讚同他們的主張。所以從這個角度審視和考察中國現代思潮，就有可能看到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所經曆的艱難曲折的前進步伐。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