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永遠的校園
亞熱帶的花無聲飄落
——我的童年
童年對於我既不快樂也不幸福，開始的感覺是日子很艱難，後來則隱隱地有了憂患。
福州城裏有一座古宅，白牆青瓦，院落深深。母親一襲白衣，把手浸在木盆裏搓衣。整個的對母親的印象，就是她在水井邊不停地搓衣。
那宅院有許多樹，亞熱帶的花無聲地飄落，不知不覺地更換著季節，而我則不知不覺地長大。
聽說這院子有狐仙，但我沒有看見。一次發高燒，看見有矮人在牆頭上走動，那些母親和姐姐晾曬的衣服都變成了花花綠綠的鬼怪，很可怖。但那是熱昏了的幻象，我終於沒有看見狐仙。
到了30年代後半期，我長大一些了，便開始躲飛機、“跑反”——跑反在福州語裏是逃難的意思。換一個房子，再換一個房子，目的是尋找安全。一直跑到了福州南台的程埔頭——那是一個城鄉結合地，以為會安全一些，殊不知那裏依然沒有安全。
那時外患已經深人國土。整個中國都在危難之中，何況個人命運，何況我這個本來就貧困的家！我不僅一再換房子，而且一再換學校。記不清是什麼原因，也許是選擇安全的可以躲避轟炸的角落，另外就是交不起昂貴的學費。梅塢小學、麥園小學、獨青小學，最後是倉山中心小學——我如今還和這所小學的李兆雄老師和李仙根同學保持著聯係——我終於艱難地讀完了小學的課程。
正當我結束小學階段即將開始中學生涯的時候，炮火終於燃到了這座濱海沿江的花園一般的城市。父親失業，爺爺逃往內地，我斷絕了一切經費來源。不僅交納不起學費，戰亂和淪亡的日子也不允許我升學。
我開始在田裏撿稻穗，上山拾柴火，家裏開始變賣和典當。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困苦和災難漫長得如無邊的暗夜。死亡線上的掙紮，加上家園淪喪之痛，造成我童年身心的重壓。艱難也培養了我堅韌的性格。
我當時以為，苦難是與生俱來的。生命的核一開始就被無邊的悲槍所包裹，因此我傾力於生命的自我完全，使之有堅強的力量衝破那一層厚厚的外殼。苦難是我童年生命的暗夜，我在這黑暗的囚室中鍛煉並充溢生命的活力。除此之外，我別無他途可尋，我毫無外助之力。
那時，談我缺乏營養還太奢侈，我缺乏能夠維持生命的熱量。半饑餓是我童年生活的常態，空心菜和曬幹的番薯曾伴隨我度過饑餓的歲月。在小學，那時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貧困。春天裏，同學們在老師的組織下都郊遊去了，我因為沒有零錢和像樣的衣服而把自己關在家裏。
我並不悲苦，我忍受貧窮給我的特殊恩澤——孤寂。我利用這樣的機會讀課外讀物：唐詩、“五四”新文學作品還有報紙文藝副刊。那時我依靠自學能夠完整地背誦白居易的《長恨歌》和《琵瑟行》，也能夠理解冰心的溫情和巴金的激揚。我隻能在精神上幻想屬於我的豐滿的童年——盡管在物質上我是那樣的貧乏。
現實人生的遭遇催我早熟。我承認了命運對我的不公。我不幻想幸福，也不期待奇跡。我默默忍受那一切。我希望從自己的內心生發出擊退厄運的力，我於是很早便擁有了獨立精神。
環境的逼迫使我在幼年便有了時代的憂患感，我為民族苦難、社會動蕩、家國衰危而激憤。這憂患本來不屬於無邪天真的童年，但我在危亡時世麵前卻不幸地擁有了。
我頭頂沒有一片愛的天空，可是我幻想著去創造那一縷風、一片雲。我因自己的不幸而思及他人，我要把同情和溫暖給予那些和我一樣受苦的人。現實的遭遇使我堅強。我抗爭命運，並以不妥協的態度站在它麵前——盡管我是那樣的弱小。
我曾說過冰心教我愛、巴金教我反抗。是這兩位文學大師為我的童年鑄魂。他們的精神激勵且陪伴我走過充滿苦痛的坎坷的路途，以至鬢發斑白的今日。
1945年，我13歲。那一年抗戰勝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禮花影裏，我告別了我的童年。
難忘的記憶
——我的中學時代
我相信我們那一代人的中學時代很少人不是在動蕩中度過的。如今回想，仿佛整個生命陷人迷亂的星雲中。時局的不寧、環境的多變、生計的困難，壓迫著我們，使我們還沒有真正開始生活，便對生活懷有畏懼心理。
我的家鄉是福建省的福州市。那曾是一座南國風景佳好的花園城。閩江蜿蜒流過市區，市街兩旁種植著白玉蘭——那是北方看不到的一種高達數丈的開花的喬木。鬱達夫曾經極口稱讚過我的家鄉：“山間的草木一年中無枯著的時候，最奇怪的，是梅花開日，桃李也同時怒放；相思樹、荔枝樹、榕樹、杜鬆之屬，到處青翠欲滴，即在嚴冬，亦像是夏的樣子。”①南國溫暖的太陽，照射著常綠的四季，1932年1月，我便誕生在這片美麗的山水中。
但陪伴我度過童年和少年時代的，卻是一連串淒苦的日子。我整個小學階段在抗戰的炮火中度過，斷斷續續地換了好幾個學校才念完。抗戰勝利後，我進人了中學。在解放戰爭的炮火中度過了這一人生階段。
我的中學母校是福州三一中學。這是一所外國人辦的學校，收費甚高。那時社會不安定，通貨膨脹嚴重，我父親已失業多年，家境十分艱難。我每學期開學都為繳納學費發愁。但我還是堅持念完初中並升人高中。我之所以能夠如此，全靠兩位最值得我感激的人的幫助。一位是我那時剛剛婿居的姐姐謝步楹，她以自己的積蓄，甚至變賣自己的婚飾供我學費；一位是我在倉山中心小學讀書時的老師——李兆雄先生。他通過自己的影響，使我每學期都獲得部分減免學費的優待。要是沒有他們，以我當時的經濟條件，是完全上不起這樣的中學的。
①《閩遊滴瀝之二》。
我在上小學時便喜歡讀書。進人中學又對文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特別是詩和散文。在這方麵，對我影響最深的是語文老師餘鍾藩先生和林仲茲先生，他們都是南京中央大學國文係的畢業生。林先生是替餘先生代課才來到我們學校的，雖隻短短一個學期，但我們之間的關係直至現在也一直保持著。他現在是福建師大的教授。餘鍾藩先生文學修養很深。他給我們講《論語·侍坐章》，用接近古音的閩方言吟誦，如聽典雅的古樂，如今回想，依然充滿了激動。
我是從古典文學人手，然後接近現代文學的。進人初中我便讀《水滸》、《紅樓夢》等古典文學名著。那時我通過自學已能全文背誦白居易的《琵琶行》、《長恨歌》，而後，開始大量閱讀新文學作品。從冰心的《寄小讀者》、《南歸》到巴金的“激流三部曲”，那時我也讀過魯迅的雜文，但不能理解他的精深博大。
文學不僅給我清貧困苦的生活增添了樂趣，而且陶冶了我的性情。可以說，新文學作家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冰心和巴金。冰心教我愛，巴金教我反抗。他們的作品都以震撼心靈的人性的力量滋養了我。那時，我的生活十分艱難，物價飛漲，真如馬凡陀詩中寫的，是“這個世界倒了顛，萬元鈔票不值錢”。經濟來源經常斷絕，我們一家經常處於半饑餓狀態。我和弟弟有時不得不去撿一些稻穗，砍一些柴火以渡難關。
但我鍾愛文學如摯友。我節省父母給我的極可憐的一點零用錢買自己喜歡的刊物，如《中國新詩》、《詩創造》等。姐姐家住在福州城裏，我住南台，相距甚遠。但每到周末，我總步行進城到她那裏取過時的報紙——因為報紙的副刊上有我熱愛的文學。我那時買不起報紙。
對文學的興趣使我忽視了其他功課，我不喜歡數學，雖然都能及格，但一直沒得過高分。三一中學是英國教會辦的學校，重視英文的程度超過本國語言。英文課在全部課程中是最重要的主課，占的時數最多。輔助這門主課的，尚有一係列課程，如單獨開設的英文法、英練寫、英會話、英作文等。三一的校歌是用英語演唱的。但那時我的全部興趣都被文學奪去，加上對教會的反感，影響到我以近乎敵對的態度對待英語的學習和掌握。這種偏頗所造成的損失，直至今日我還在責備自己。在中學，我因為過早地專注於文學，使我的學業不能全麵發展。我並不是班上成績最優秀的學生。
我最喜歡的功課，除了本國語文之外，便是作文。那時的作文，大體都是餘先生命題，間或也有自定題目的時候。遇到作文課，我興奮得有如過節，往往借題發揮，當場把先生出的題目寫成文學作品，有時是散文，有時則是小說——雖然是幼稚的小說。我第一次在報刊發表的作品《公園之秋》，便是課堂作文。這篇作文很短，我一氣嗬成，餘先生給了92分，並寫了“立意精新”之類的評語。我受到鼓舞，便偷偷地投給了福建當時最大的一家報紙（福建《中央日報》）的副刊。不幾天，我到報欄看報，居然加上花邊登了出來，這是1948年11月26日的事。這篇有點像散文詩的《公園之秋》全文是這樣的——
黃昏，我走進公園。
我沒有閑情來享受這綺麗的秋之景色！
楓葉紅似榴花，我不想作一首華麗的讚美詩，我想，那是血；那是苦難大眾的血跡；他們，這批可憐的被獻祭的羔羊，被侮辱了，被宰割了，在黎明未降臨之前，他們被黑夜之魔奪去了。血，斑斑地染在楓樹葉子上。
小河嗚咽著。
河畔的享樂者歌唱著。
我該作如何的心情呢？
唱嗎？我不應該這樣作；哭嗎？又不合時宜。於是，我忍住淚，“心沉向蒼茫的海了”。秋風中飄零的枯葉，像紙幣，紅的，黃的，也有綠的……風，像一把利刃，刺向人民的咽喉，哀呼一聲，血流出來了，人民哭了，哭聲恰像秋的風，颯颯地響。
憂鬱的山啊！你皺著眉，屹立在對麵，泉水潺潺地從山凹中流下來了，是孤獨者的淚啊！
看！公園外，一片廣漠的田地。綠色是大地母親的胸脯；金色，是血汗付出的代價呀！是收獲的季節了，原野上輕蕩著稻草的清馨，萊吐上，農夫開始播種了，明天，又將是收獲的季節了！
我的寫作興味受到了鼓舞，詩、散文，有時也試著寫小說和文藝隨筆。當時福州的幾家主要報紙我都投稿。那時才十六七歲，膽子大，敢闖。我沒有熟人，也不找那些編輯先生，但寄去的稿子大體都能發表。對那些默默地為我改稿子、發表像我這樣一個中學生習作的編輯，我至今都懷著深深的謝意。可是，我不認識他們，也無從表示我的謝意。隻有一位是例外，那便是當時在《福建時報》編《詹言》副刊的郭風先生，他是當代著名的散文家和詩人。直到80年代我們相識了，提起舊事，他才知道當年的謝魚梁①就是我。這益發加重了我對他的敬意。
1948年，我初中畢業，解放戰爭正在緊張地進行。國民黨政治腐敗，貪官汙吏橫行。國統區人民的生活十分痛苦，滿街都是餓俘。我目睹這一切，加上自身的生活體會，產生了朦朧的反抗意識。我陸續參加一些學生的進步運動，以實際行動抗議國民黨的倒行逆施。從一些同學老師那裏，我閱讀了從香港轉人內地的解放區的作品，如《白毛女》、《白求恩大夫》等。這些書籍打開了我的眼界，給我以明顯的革命的啟蒙。
我繼續寫詩。這些詩多半是在課堂上寫出來的。它們的總主題是歌頌光明、詛咒黑暗，藝術上則大多取法於具有現代傾向的詩作。漸漸的，詩風也趨向了樸實。1949年3月，在國民黨的高壓中，我在一家報紙上發表了《見解》。詩並不好，但思想傾向卻鮮明：
淚是對仇恨的報複，
鎖鏈會使暴徒叛變，
法律原是罪惡的淵獲，
冰封中有春來的信息。
黑夜後會不是黎明？
有人在冀企著春天！
曆史的車輪永不後退，
寂然的火山孕有憤怒的火焰。
這時候，我已開始不大注重詩的藝術磋磨，我一心一意要通過詩呼喊出人民的聲音。我當時詩的信仰，已鮮明地傾向於人民性的追求。在一首題為《詩》的詩中，我確認詩應當“呼喊出奴隸的聲音／是被損害與被侮辱者的咆哮”。那時的一代人似乎都因飽經憂患而早熟，我在寫這些詩、作這樣思考的時候，才16歲多。
三一中學設小學部、初中部和高中部。本校初中生升人高中不用另行考試。我隻在那裏讀到高中一年級。但就是這一年，我們從事了許多有意義的活動。
①作者使用的一個筆名。我們進行了民主競選學生自治會主席，還舉辦了讀書會。高中一年級下半學期，解放戰爭的形勢急轉直下，人民解放軍渡江後，上海迅即解放。這時，盤踞在我們內心的是如何以實際行動迎接福建的解放，我們對學習也不大專心了。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我們走上街頭歡迎人民解放軍。不久，一位解放軍文藝工作隊的幹部來我們學校動員我們參軍。當年8月29日，我就告別了母校和家庭，穿上了軍裝。來到部隊，我仍然想念著哺育了我的那些報紙副刊，我滿懷激情給《星閩日報》的《浩瀚》副刊，投寄了我中學時代的最後一篇稿子：《我走進了革命的行列》。在這篇散文中，我寫道：“我看見了無數的至今還在受難的人民，向著我，他們伸出了呼援的手，我看見了廣漠的、至今還在獸蹄踐踏下的土地在哭泣。呀！是的，我應當為他們獻出我的血和汗。因為我向往於一個美麗的人民共和國，因為我向往於一個世界大國的人民的樂園，於是，我以激動的心情，張開了熱情的兩臂，向著廣大的人民大眾擁抱。”
上述那些話發表的時候，是1949年9月16日，距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大典，還有半個月。當然，另一個新學年也已開始了半個月了，但我已經結束了我的難忘的中學時代，盡管我才讀完高中一年級。
我的中學時代充滿了憂患與抗爭。我幾乎每一個學期都過得十分艱難，我不斷地為籌交學費而奔波。因為時局的混亂和家境的貧寒，我那時也少有歡愉，唯一能夠安慰我的，是對文學的興趣和愛好。它是我不寧和暗淡生活中的一朵溫馨的火花，憑著它我以我尚未成年的生命領略著人世的甘苦，它領著我追求崇高的人生價值，文學催我早熟。我那時知道，中國解放了，我們將生活在明朗的天宇之下，自由的土地之上，重新開始我們的中學生活。我也許會成為某一方麵的專門人才。
但是，更有意義的生活在向我招手，我終於告別了我的母校和我的家庭。當然我選擇的這條道路是更為艱難曲折的。它是充滿了痛苦和隨時都要準備做出犧牲的道路。我為它付出了比全部中學生活還要多的時間。換來的東西是寶貴的，那便是非常充實的為廣大人民而工作的戰鬥的青春。
我的夢幻年代
那裏有一座鍾樓，鍾定時敲響。那聲音是溫馨的、安詳的，既撫慰我們，又召喚我們。不高的鍾樓在那時的我看來，卻是無比的巍峨。那感覺就像是五十年後我在泰晤士河上看倫敦的“大笨鍾”一樣。
那裏還有一座教堂。鏤花的玻璃折射著從窗外透進來的亞熱帶的陽光，那陽光也幻成了七彩的虹霓。那教堂是我既疏遠又親近的地方。那時我理智上並不喜歡這教堂，因為我不信神——到現在也不信。但是我內心卻傾向了那種莊嚴、靜謐，而且近於神秘的氣氛。學校是教會辦的，作為學生，無法拒絕學校規定的一些內容，例如我非常犯懂的“做禮拜”。我就是在這樣“不情願”的狀態下，接近了英國式的學校和學校裏的一切秩序。
這心情直到晚近，才有了一些改變。那年我從倫敦來到劍橋，從一塊草坪上眺望那裏的三一學院。我仿佛是見到了相隔萬裏之遙、而且又是闊別了半個世紀的福州母校！人們在擁有的時候往往不知珍惜，猶如人們常輕忽難得的相聚；而當別離成為事實，便有異常的惆悵，甚而悔咎，為自己當日的不知珍惜。那年我在徐誌摩曾經美麗地吟詠過的、所鍾情的“康橋”，浮起的便是這種往事不再的悵惘。
然而，當年我在福州，畢竟是太年輕了，總覺那當日的擁有便是長久，甚至永恒，沒有如今追念往昔的這種滄桑之感。人本不應該嘲笑自己的童年，但的確，實在的，我的童年是多麼可笑的無知！至少是此刻，我想起當年，想起那鍾樓悠揚的鍾聲，那催人勤勉、催人上進、催人自強的鍾聲，不論晨昏，不論風雨，歲歲年年，及時而守恒，本身就是一種恒久的感人的精神！而我卻不知珍愛。如今，這一切變得多麼遙遠，它正沉人了蒼茫的夢境之中。我想從夢的深處把它追回，然而不能。
還有，還有，那座閃爍著夢幻般光華的、當年我並不喜歡的教堂。教堂裏的風琴，聖潔的樂音，凜冽的寒氣裏溫暖的平安夜，那是一種莊嚴的新生的通知。曾有幾次，我重返校園，我尋找我夢境般的教堂，尋找風琴和平安夜，尋找七彩玻璃幻出的奇光，我失望，我什麼也不曾找到。夢是不可重複的，丟失了的夢境已融進丟失的時間，又到哪裏去尋找它呢？
40年代的青年人，一般都傾向激進，我尤其是，因為那時我非常貧窮。別人享有的童稚的歡樂，我沒有。戰爭帶來了父親的失業和家庭的離散，朝不慮夕的生活對於我的童年，是一場望不到頭的苦難。戰亂和動蕩，餓俘和傷殘，貧窮給我的是早熟的憂患。我的心很自然地接近了社會的底層，同情弱者，悲憫掙紮在死亡線上的眾生。我於是在黑夜呼喚黎明，其實我並不真知我呼喚的是什麼；在孤獨中我反抗黑暗，其實我也並不理解我反抗的內涵。
我因反抗現實而拒絕宗教，而宗教卻以它的無形走進了我的內心。如今，我還記得當年要求背誦的一段《聖經》：“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信他的人，不致滅亡，反得永生。”數十年後，我依然記得這些詞語，雖然我已忘了它是福音書的哪一章或哪一節。
那時我做著文學夢。我發現文學這東西很奇妙，它能夠裝容我們所感、所思，不論是愛，不論是恨，不論是失望，還是憧憬。我心中有的，在孤寂之中無從傾訴的，文學如多情的朋友，能夠傾訴並給我撫慰。我的人生遺憾，我對社會不公的憤激，我對真理和正義的祈求，都在我那幼稚的筆端自由地流淌。現實生活的缺陷，我從文學中得到補償，文學啟發我的想象力和生活的信念。
大概是初中三年級的時候，我把一篇得到老師好評的作文（這位老師也許現在正微笑著閱讀我的這篇回憶的文章，他畢業於那時的南京“中央大學”國文係，也是三一學校的校友，他是我的文學啟蒙老師。我的這篇文章是獻給母校的，也是獻給他的），偷偷地寄給在福州出版的《中央日報》，文章被加上了花邊，發表了。這個開端鼓舞了我，卻也“危害”了我。
從那時起，我迷戀上了文學。為這種迷戀，我付出了代價。也就是從那時起，我便偏離了作為知識基礎的中學課程，偏離了學業的全窗愛展。我在課堂上寫詩，而此時也許是在講物理，也許是在講化學卜我既不喜歡物理，也不喜歡化學，我隻迷戀這文學、這詩。我的這個母校，那時擁有許多從優秀的大學培養出來的第一流的教師，這些教師到了50年代，都先後到高等學校任教。這個學校也有第一流的學生。英國式的淘汰製度，使學生對學業不敢有絲毫的怠惰。從這裏走出了摘取數學王冠的人，他是世界性的數學大師。而我作為他的同學（我們相差一個年級，他初二，我初三）數學實際水平僅僅是小學三年級！
這個學校是英國人辦的，延續了正統的英國教育方式。英文在這裏幾乎是第一語言，它在教學中的分量甚至超過了作為母語的中文（這當然是畸形的，我沒有讚成之意）。我們用的英文文法課本，也正是英國中學的課本，其中找不到一個漢字。從英語會話，英語練寫，到英文作文，都有專門的課時和教師，有著全麵而嚴格的要求和訓練。可是，我如同“反抗”教會那樣，也“反抗”了英語！這種反抗的結果，當然是我失去了掌握英語的非常可貴的機會。我相信在現今的中國，無論是什麼城市，能夠擁有這樣優越的英語師資和教學條件的中學如我的三一母校的，是找不到了，而我卻輕易地放棄了它！
直到現在，我旅行在世界別的地方，我還是憑借著當年母校老師教給我，而又被我“拒絕”之後“幸存”的這幾個單詞和那幾個殘句。不然的話，在那些讓人眼花繚亂的航空港，或是在亂花迷眼的異鄉街頭，我就真的成了聾啞。人的一生有很多遺憾，我的諸多遺憾之中就有如上敘述的這些內容：因為興趣而偏離學業的基礎——小學三年級的數學水平和“拒絕”英語！我不想嘲笑自己少年時代的幼稚，然而，我的確為自己的無知和輕率羞愧至今。
現在我自己也變成了老師，我多次把這些遺憾真誠地告訴我的學生。我從自己的痛苦體驗出發，告訴他們不要幼稚地“拒絕”自己的不知或未知。例如不要在繁重的功課中“拒絕”學校規定的第一外語和第二外語。我的學生大都是學文學的，我還告訴他們當老師開列一串長長的書單時，不要輕率地“拒絕”閱讀，那個書單背後的道理很多是你當時並不了解、而確實是經驗和智慧的凝聚。你的拒絕便意味著失去。
我的母校坐落在閩江蜿蜒流過，充滿歐陸風情的南台島。三角梅攀延的院落時聞鋼琴的叮咚聲，芳草如茵的跑馬場，是少年嬉戲的場所，那裏有秀麗的檸檬按挺立於清澈的溪邊。後來，這一切都連同歲月的流逝而消失了。唯有校園裏夾岸的樟樹依舊翠綠。那林蔭盡頭依然站立著當年的鍾樓，鍾聲依舊。如同往昔那樣，提醒人們珍惜那易於消失的一切。
那樹下曾經匆匆走過一位苦悶而早熟的少年人，如今他走向了遙遠的地方，而把他的感激（為這座校園的美麗和溫馨）和遺憾（為自己的幼稚和無知）的心，永遠地留在了這裏。
1996年7月31日大雨之中匆匆於北京暢春園
流向遠方的水
苦難的給予
那是夢境。當我捕捉那夢境中的一切，一切都似在霧靄之中。它飄浮，如一縷飛煙，如一抹遠山的輕嵐。我隻記得閩江似從心間流過，它輕輕拍打兩岸的叢林，那裏有無盡綿延著的幽幽竹林、芭蕉和橄欖樹。即使伴隨著苦澀的童年，我不得不承認，故鄉依然非常迷人，那裏生長著我不絕的亞熱帶情思。
謝姓在福州不是大族，我們的遠祖該向何處溯源，有說是從中原遷來的，大約可以追及南北朝，也許是一種攀附。“舊時王謝堂前燕，飛人尋常百姓家。”雖然如今的衰落讓人淒迷，但昔日的繁華畢竟可聊慰那種失落的空寞。記得兒時節慶時，家中總掛燈籠，上麵寫著“寶樹堂謝”。去年拜渴謝冰心先生，我們認了同鄉。她說她那個謝家也是“寶樹堂”，可見我們可能還是同宗呢！“寶樹”一詞見王勃文：“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
祖宗的繁華夢並不能衝淡我的貧困潦倒的感受。在我的記憶中，童年幾乎就是災難。父親早年失業，母親是不識字的家庭婦女。多子女又無固定職業的家庭，且又居住在城市，可想有多麼艱難！太平時世尚可，童年時恰逢抗戰，戰亂中，家中雜物典當殆盡，朝不慮夕，時為饑困所迫。我以幼弱之軀砍柴，拾稻穗以及做苦力——無盡的勞苦，加上“書香門第”的虛榮，身心承受雙重的壓力。
但這個家庭無論如何都要讓子女上學。對我來說，繳不起學費的求學，簡直是痛苦深淵的掙紮。幸好小學時期認識了一位充滿愛心的老師——李兆雄先生。李先生出身於基督教家庭，不知是出於博愛還是因為我有什麼特別令他關憐之處，依賴他的社會關係，我得以減免學費的優惠進人了福州一所英國人辦的學校——三一中學。在這所充滿貴族情調的學校裏，我終於找到了一張課桌。但即使如此，我還是交不出未減免的那一部分學費，這就引出使我感激終生的另一個人來，那就是我的姐姐謝步楹。姐姐命運淒苦，結婚不到一年，姐夫便去世。她變賣婚前首飾供我上學。她是無言的，但我卻獲得無言的力量。
我的中學生活一直在困厄和掙紮中度過。童年到少年時代的少歡愉多憂患，使我對社會的不公有了真切的感受。文學是我生命的啟蒙，從冰心的博愛到巴金的反抗，在我幾乎就是一步步的跨越。我感謝這兩位大師給我的心靈的滋潤。由於他們互相補充的給予，我自覺我的情感和心理的構成是完整的。我的幼年的心靈幾乎為《寄小讀者》那樣清麗的溫馨所充填。到了中學時代，我已經不僅會愛，而且也學會了憎恨。從《滅亡》到《新生》，更從“激流三部曲”那些朦朧的追求中我獲得了力量。我把巴金那種熱情傾注手對於舊社會的反抗：為失業、為饑餓、為不民主，也為內戰。1948到1949年之交，我的思想相當激烈。我熱情投身於學生運動，組織讀書會，為此受到校方的警告。我如同當年那些熱血青年一樣，把個人無出路的悲哀和社會改造的願望結合在一起。我迫不及待地要求擺脫此種困境，恰好這時家鄉福州開進了人民解放軍。
1949年8月，這座海濱城市正蒸騰著難耐的暑熱。我不是沒有看到雙親的淚水，但我的確別無他擇。投身軍旅是當年所能尋求的唯一出路，這恰好也為我當年反抗的激情找到了宣泄口。此後經曆的是另一番生活的磨難。少年的熱情很快地冷卻下來，知識分子渴望的內心自由與軍隊的紀律約束成為不曾停息的內心矛盾的風暴，它製造著無盡的煩憂。當然還有泥濘中的負重行進，生與死的無情搏鬥，海島潮濕坑道中的午夜的汗水。記得進駐海島的那些最初的時日，遍地的新墳和豬圈邊的側身而臥是怎樣地給我的內心以震撼。
就這樣，我迎到了人生的青春期。這個青春期對我來說和童年是一樣的艱難。一方麵是對於艱難困苦和勇敢頑強的性格潛能的大發揮，一方麵又是對於自由狂放以及創造想象的大壓抑。最使人難忘的是青年時代的靈魂的自我約束，以及對於惡劣環境的適應能力。我承認，正是這種經曆給了我以外人幾乎難以覺察的堅定、耐忍和決斷。因此，我不僅相信磨難和困苦對人的品格形成的推進力，而且願意相信這種環境對於青年時代甚至是一種必要。
在以後的歲月中，我每當身處逆境，總覺冥冥之中有一種神助，其實那就是青年時代的困苦的磨礪所給予的力量。生活教會了我，人活著想要做點事離不開自信心，這種自信心靠艱難困苦中不屈不撓的堅持和戰勝來維係。因此，生命需要苦難。先哲說過，人是蘆葦，是指它的脆弱而言。既是蘆葦，那就格外地需要風；隻有置身風中，它才不致被風所折。
兩次莊嚴的選擇
這一生大概隻能有這兩次選擇，就其具有莊嚴感而言。前一次是前麵提到的“投筆從戎”。一種置身苦難而充滿神聖感的選擇，那行為受到中國社會大轉折的鼓舞，又為青年時期的憧憬和追求的激情所支配。也許從一個曆史的大角度來看，那當初的一切激動人心的動機會變得衰微。但對個人而言，從中受到的益處卻是不具形的強大。那是一種以青春為代價而換取的價值，它使我畢生受用不盡。這是一種迄今為止由於各種機緣而選擇了軍人為職業的那些人所共同擁有的，把生命置於一種經常的危急狀態，從而能夠最大限度地體驗生的局限和死的必然的一種機會。它無疑能夠最大限度地增強生命的堅韌性和神聖感。我做出那一次抉擇的可紀念的時間是：1949年8月29日——那一天，一個17歲的中學生走向了人生血火考驗的新路。
仿佛是與生命的奧秘相扭結，8月29日對我來說，是一個暗示著生命產生轉變契機的密碼。有趣的是，另一個莊嚴的選擇我也選中了那個數字。1955年我被北京大學中文係錄取。從福州乘輪船溯流而上，至南平，改乘卡車過分水嶺，一路在火車汽笛的呼嘯中於8月29日來到北京。那時有就業的機會，但我放棄了。那是1955年的5月，我領取了300元複員金回到老家福州。為報答父母，我交給母親100元，用100元買了一隻手表，10。元留以備用。那時我受到一種神秘的啟示，陌生的遠方在向我招手。北京以它的深刻和深厚吸引著這個當時23歲的青年人的目光。當我提筆在大學報名單上填寫誌願時，我以極大的堅定駁回了同伴的猶豫，無可選擇地填寫了北京大學的各種專業。結果我和他均以第一誌願被北京大學中文係錄取。
關於北大校園的那些記憶，我已寫了專文《永遠的校園》。在那裏，我傾注了我對這個古老學校的情感，以及我對那個特殊年代的特殊情懷。在這篇記述中，我依然不能寫出那種歡樂與痛苦、單純與複雜、無愧與懺悔交織在一起的心境。我隻能籠統地說，作為與這個社會共同成長的青年，他的幸與不幸，他的長處和局限都與那個社會高度地認同。
我仍然隻是在選擇命題下談屬於我的那個時代。中學時代我並非一個好的學生，原因是我隻憑個人的興趣，片麵地發展我的學業。三一中學是一所完全按照英國模式辦的學校，這個學校當年師資力量很是強大。有國學基礎相當深厚的老先生，也有新式大學受到現代科學培養出來的一批很有實力的大學生，例如我當年的語文老師餘鍾藩先生（他和錢穀融先生是同班同學）便是當年“中央大學”國文係的畢業生。那個學校的老師都來自名牌大學。這裏需要特別提到的是這個學校對於英語的重視，這種重視遠遠超過了本國的母語。記得從初中進人高中，學校每個學期為我們開設的英語課，除了綜合的英語之外，還有按照各種專門訓練設立的分類課程，如英文法、英練寫、英會話、英作文等。從初中開始，我們使用的文法課本便是英國中學采用的課本，其中沒有一個中文字。
這當然是畸形的，但是數十年後，我回想起來，深深痛恨自己沒有利用那樣的條件學好英語。當年我的反抗意識十分強烈，反抗社會、反抗強權，也反抗教會。反抗教會不僅反抗禮拜活動和“查經班”——一種集體閱讀《聖經》的方式，而且也反抗英語——我認為那種語言代表文化侵略。
問題不僅僅如上麵提到的，問題還在於我因為對文學的迷狂（特別是對詩的迷狂）而在中學時代就放棄了全麵打基礎和全麵發展的意願。我對數、理、化全無興趣，史、地、生物似乎還可以，但數學和化學公式卻真正令我頭疼。那個學校采取了嚴格的淘汰製——這大概也是從英國照搬過來的。全年級按考試成績分甲、乙、丙班，每班又按考試成績安排學生座位，成績第一名的坐第一位，依此類推。各個學期按期末考試成績調整班次和座次，而後，淘汰成績差的讓其留級或勒令轉學。到畢業時，往往在百餘人中剩下三五十人。我的中學成績都是甲班，但最高的座次是十名到二十名之間，我沒有進人過前十名，因為我的發展不全麵，是畸形的。
文學益我，文學也害我。我讀郭沫若和新月派諸人的詩比對什麼都感興味，讀多了就學著寫。那時有一批趣味相投的同學，各自寫了互相傳看，後來發展到在課堂上寫詩，私下酬和。這樣當然就影響了其他的學業。時至今日，我對數字的絕對無知和無記憶，便是文學和詩的貽誤。學業的偏廢造成知識的不全麵，如今想來，是悔之不及的。
前一次選擇，衝破了我的文學夢。那些年有很長時間因痛苦而輟筆。軍隊複員和考取北京大學，無形中把少年時代的鍾情於文學的線加以接續。選擇北京，選擇北大，也就是重新選擇文學。這是人生途中的另一個莊嚴的選擇。
數十年來，中國社會動蕩不安，我隨這個社會由少年、青年並過完中年期，也充滿動蕩不安。盡管如此，我反顧來路，仍要深深感謝給我人生以重大影響的這兩所學校：福州三一中學和北京大學。
這兩所學校給予我的，主要還非學業，還在精神。少年時代反抗教會，隻是表麵的現象，基督教教義中的博愛精神卻無形地浸潤了我。我自省從我反對的基督教所受的影響其實更甚於父母信奉的佛教對我的影響。我不相信輪回，更相信現世的愛心和平等精神。這些影響後來與文學和哲學中的人性、人道精神結合而成為一種人世和治學的潛在“思想核”。
至於北大，它給我的是民族憂患的心理遺傳和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從蔡元培到馬寅初，其間有著一長串閃光的名字，我為能置身於他們生活的環境和氛圍而慶幸。北大高揚的科學民主精神以及它對社會改造的參與意識，使它的每一個成員都感受到無所不在的思想滲透力。
幼年時代對文學的向往僅僅是由於興趣，進人北大之後我才有了學術生涯的自覺。是北大使我堅定了對文學的飯依感。論及我作為學者的生活經曆，有一事必須提及，即我較早自覺而冷靜地否定了我成為作家的可能性。我把詩看得很崇高，詩人在世界麵前必須是無保留的。詩人不是訓導者，詩人隻是他自己。詩人的方式是用人格告訴世界，而不是其他。在我生活的那個新的年代，我模糊地感到了氣氛已經失常，一種環境的自覺和才華的自審，使我·放棄了創作。
北大是燃起我學術研究興趣的地方。我和我的學友們有過“大躍進”的狂熱，批判資產階級的狂熱，“集體科研”的狂熱。這種狂熱是反常的。但我們卻從這種反常的狂熱中超常地得到了獨立讀書和工作的訓練。北京大學中文係1955級以集體編寫“紅皮文學史”著稱，我是該書的編委之一。如今撫摸那最初兩卷70萬字後來擴展為四卷120萬字的著作，我們為當年的粗疏、片麵和狂妄而羞愧。我們也為當年的無畏和熱情的奉獻而自慰——我們的青春在扭曲的時代雖受到了扭曲又不曾虛度。我和學友們同處的1955級是一個帶有深刻時代印痕的特異文化現象。作為當事人，我們如今均已告別了中年時代，我們有足夠的人生閱曆來冷靜地思考那一切——它的長處和短處，它的給予．和剝奪。
從1955年起，我作為普通的文科大學生人學，五年學業結束，1960年留任助教，曆經講師、副教授，如今成為教授，我把有生之涯的大部分都奉獻給了燕園這一方聖地。這一選擇幾乎是永遠的，今後也難有什麼“大的”變動。我感到我的一切正漸漸地與北大的傳統精神相融合。我已成為北大不可剝離的一部分。一個人的一生能夠與一種長恒的精神存在互滲，並能在一個大的存在中確認自身的價值，這種幸運並非人人所能擁有。因此，我以艱辛的代價換取的是人間少有的幸運感。
暴風從生命的窗口吹過
生命選擇風暴，並非生命的情願。清醒的生命知道風暴的不可避免，於是選擇了它。這對於中國人，尤其對於中國的知識者，情況就更是如此。置身於中國這個環境中而不認識並不承認風暴的，是蒙昧者。也許正是因此，明智和清醒的生命的蘆葦，有了堅質。
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的社會生活特別是精神生活變得越來越不正常？它是一個人的雲團，是無從深究的。反正我們擁有了苦難，這是唯一可以把握的存在。是無休止的人為的鬥爭和傾軋造成了大災難，在思想文化和文學藝術領域，這種災難具體化為一個又一個的批判運動，人們的精力和才智都在這種無情的劫難中喪失殆盡。那個被稱為“文化大革命”的大動亂，它為中國爭得的是在全世界麵前的自我淩辱！對比之下，其對於個人的損害，畢竟是相當微小的。
我從情感上不願觸及那一幕其大無比、其長無比的醜劇。但我卻從這一巨大社會悲劇的大背景中找到了我的學術活動的出發點。我目睹中國文學如何從豐富而自在的生存狀態中被窒息而失去自由。我深知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作家如何在嚴酷的環境中人格和創造力不知不覺地遭至萎縮。曆史的災難給了我曆史的眼光。我改變了60年代初期那種在一個作品中尋找一點屬於自己的藝術見地的學術視角，我開始把對於詩和文學的考察放置在文化摧殘和文化重構，放置在社會的正常生態的修複和建設的大視野之中。我深知一個已成定勢的文學觀點和文學思維有著為數眾多的衛道者，我深知這是一個力量極為巨大的固化的存在，但我選擇了秩序的反抗而不選擇秩序的維護。
我知道詩在中國文藝史上的特殊地位。我希望通過詩的一角揭示中國文學的傾斜。我特別關注於尋求一種可能打破當代中國文學所產生的全麵的“硬化”現象。我從社會和文學噩夢中醒來，我心中暗暗祈求一種對已經形成的文學大一統恒定秩序的衝破的機會。
1978年下半年，中國社會開始一種新的萌動。整個社會彌漫著一種思想解放的氛圍。北京街頭出現了一份叫做《今天》的民辦文學雜誌，裏邊的詩歌以陌生的藝術方式讓人震驚。我認識了一些同樣是陌生的名字：北島、芒克、食指以及其他一些人，我認為我看到了中國文藝變革的先兆。
1980年4月，我參與籌辦的後來被稱為南寧會議的全國當代詩歌討論會。我在會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新詩的進步》的講演，我批評了對於敢向“傳統”挑戰、寫不拘一格的詩的歧視；我提出寬容和競爭的觀念。在那次會上我呼籲：“編輯部和批評家不應該製定不成文之法，編輯部和批評家也不應該對不同風格流派的詩歌懷有偏見。”這些話的局限在於把原因歸結在“編輯部和批評家”，其實，編輯部和批評家的行為都聽從於更大範圍的思維慣性，而這幾乎是無可變易的一種慣性。我預感到新詩的走向進步“還要走一段艱難的曆程”。後來所發生的一切證實了我的預感。
1980年5月回到北京，我應《光明日報》之約寫了短文《在新的崛起麵前》，並於5月7日刊出。這篇文章產生的巨大反響是我始料不及的，我因了這篇文章而成為有爭議的人物也出乎我的意料。1983年，在一次來勢凶猛的運動中，我以及寫其他兩篇同樣以“崛起”命題的文章的朋友，被綜合為“三崛起”作為內容納人了那個“清除”運動。這一事件以及那以後發生的一切事件，再一次驚動了渴望擺脫騷動而獲得安寧生活的普通中國人。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由中國人的這一處境而聯想到近百年來中國先進知識界爭取民族複興和社會進步而換來的一切悲劇是自然而然的。那些悲劇無一例外地都在重複。
“文革”動亂結束，我們的反思是淺層次的。我們簡單地把一個空前的曆史動亂的發生委過於幾個卑鄙的政客。當風暴從窗口一次又一次呼嘯而過，我們聽到了中國曆史的哀吟。這黃土地的悲哀和它的土層一樣深厚，這黃土地的積重也如此！作為一個知識者，我們所遭遇和遭受的也決非屬於個人。苦難降臨時刻，當我預感到即使是對於文學這一個角落的自由思考也將成為禁地，浮起的不是屬於個人而是屬於中國的沉哀。
所幸中國社會並不因這些幹擾而真的倒退。
中國這個古老而頑強的巨人終於聽到了世界的召喚。它已經．感到即使承擔風險也要蹄珊著前行。這種醒覺對於酷喜黑暗和愚昧的人來說絕非福音。我們也就是在這樣微妙的拉鋸狀態和各種力量際會的空隙中尋找藝術一隅的通往自由的可能性。
就我個人而言，我的學術生命真正開始於這一痛苦的時刻，中國社會由於變革而經曆陣痛，也就是我個人在尋求學術自由的途中所經曆的陣痛。畢竟應當感謝的是這樣一個走到世界視野中的開放社會，是它給予我們個人以前所未有的創造和思考的機緣。我把自1980年以來的十餘本編著、一百餘萬字文字看做是社會進步的贈與。應該感激的是從窗口卷過的那一陣陣風暴。它對於靈魂是一番無情的磨礪，它讓人警惕，也讓人勇敢，從而使人有充分的準備去迎接時勢的艱危。生命的感悟
生命是一道流向遠方的水，對於以往的遺J憾我不願歎息。我願這小水流是鮮活而不腐的。它隻知一徑地向著前麵流去，並不湍急，也不浩大。我知道它有停止流動的一天，但它隻知流動。我不相信偉大或不朽，我隻知道作為平等的人，他對曆史的盡責。少年壯誌，青春狂傲，於我都成了昨日。生而有涯，但願生而無愧。我期望著推遲衰老的到來。對於令人羨慕的青春，我喜愛“20歲的教授”的稱呼；對於同樣令人羨慕的對傳統和習慣勢力的反叛，我甚至欣賞“老頑童”這一謔稱的發明者，我不崇拜青年，但我崇拜青春的熱火。長溝流月，寂然無聲，但流向遠處的水希望有不竭的後續。雲雀在歌唱中拋出的弧線，雨後天際那稍瞬即逝的虹彩，還有秋夜匆匆劃過銀河的流星，作為過程都是美麗的。它們留下的是記憶，記憶中有那麼一道匆匆的拋物線。它們拋擲過，而後它們消失。
1988年7月於北京大學蔚秀園
初進燕園
燕園的第一夜是迷蒙的。隻記得那日午夜時分，奔走了三個日夜的火車在前門車站停住了。下車，出站，便有北大的老師和同學在接我們。迷迷糊糊地上了車，迷迷糊糊地行進在去北大的西郊路上。夜很深，周圍很寧靜，這城市像在做夢。車子開進了校園，我已不記得那是哪一個校門了，隻覺得是開進了一座密林之中。路是彎曲的，彎曲的路兩旁全是樹。樹被街燈照著，也是迷迷糊糊的。後來，車在一座宮殿式的大樓前停住了，人似乎也從夢中醒來，驚訝地望著周圍的一切，竟覺得是進了一個公園。
燕園到了，我開始了北大的第一個夜晚。這座宮殿式的大樓是第一體育館，這是我們進校後的第一個住處。院係調整之後，學校擴大招生，原有西郊燕京大學舊園，雖然新建了好多辦公樓和宿舍，還是不能滿足需要。這一年新生到校，宿舍調整不過來，隻好在體育館和地學樓等處臨時設點，安置新生。這在學校是權宜之計，在我們卻已是非常滿意了：能到北京，能進北京大學，能在北大有一個安身的床位，當日有的，就是發自內心的幸福感。
第一體育館位於未名湖東岸，是燕大舊有的一座巍峨的建築。當年設計燕園的建築師很有眼光，他把整座燕京大學建成中國古典園林的樣子，建成了和周圍的三山五園皇家園林統一的風格，從而融在了一起。這座“一體”（我們對第一體育館的簡稱）也是如此，歇山式的大屋頂，灰瓦，紅柱，白牆，是典雅而莊嚴的皇家氣象。
我是八月下旬從家鄉福州出發，一路上先是輪船，而後敞篷車，輾轉至江西上饒，坐上火車，折騰了差不多一周的時間才到的北大。到京時，已感到了秋涼——那時的天氣比現在要冷得早。但住進了一體，躺在那臨時安置的雙層木床，就有一種溫暖踏實的到家的感覺。從這一夜開始，先是上學，後來工作，我在燕園一住就是半個多世紀，再也沒動窩，這是始料不及的。這是緣分，更是天意！
當學生的五年中，住處先後換過幾次。一體之後，好像還住過小膳廳。也是雙層的木床，木床一個挨一個地排滿了整座大廳。後來有了正式的宿舍，那就是十三齋——北大當年沿襲了燕京大學的習慣，宿舍稱齋：德齋、才齋、均齋、備齋、體齋、健齋、全齋。新蓋的樓也叫齋，那就沒有當時那般的雅致了，按數字排列：一齋、二齋……我們住的是十三齋，還是上下鋪。以齋名樓的習慣，一直延續到“文革”，“文革”開始，大概以為這種叫法不革命，通通改叫“樓”了。連同“德、才、均、備、體、健、全”，也一律以數字排名，叫紅一樓、紅二樓……
學校給我們配了個校工，我們喊他老宋。老宋當年大約四十光景，禿頭，性格幽默開朗。老宋的工作是給我們送信件、清理衛生。平時守門，冬天管拾掇爐子。我們和老宋結下了親密的友誼，他叫得出全齋數十人的所有名字，包括我們各人的性格脾氣。後來我留校工作了，還時有往來。
大學一年級是在十三齋度過的。在這裏我度過了人京後的第一個新年和春節。溫暖而熱鬧的十三齋，建築簡陋，房間割斷，但上方不封頂，各個房間聲息相通。但是我們幾個班級相處得很好，能夠互相體諒，是一個集體大家庭。在十三齋期間，我們聽了遊國恩、王力、魏建功、高名凱、朱德熙、朱家玉等各位先生的課，開始接受這些學術權威最初的啟蒙。
大學一年級，我在老同學的引薦下參加了北大詩社，認識了張元勳、沈澤宜、李任、馬嘶、杜文堂、林昭等詩友。這些人中，有些又是後來《紅樓》編輯部的同事。當我們在北大開始新生活的時候，正是國內政治形勢活躍和鬆動的時候，“百花時代”給了我們以夢想，我們雄心勃勃地響應號召，向科學進軍，爭當先進班、三好生，體育要過勞衛製的等級，等等。那是一個春光明媚的年代。
從秋天到冬天，大學生活的第一個學期結束了。留在記憶中的趣事也不少，記得初開學，魏建功先生給我們講音韻學，他找不到教室，遲到了幾分鍾。當他氣喘籲籲地來到教室，第一句話便是：“你們不要以為這是我的常態……”他的“常態”引發了我們善意的笑。後來我自己當了教師，知道要守時，是從我們的前輩那裏學的。
冬天是期末考試的季節。那時北大是以蘇聯、以莫斯科大學為榜樣，處處學習他們的做法，實行副博士製，實行五分製，以及口頭考試製，等等。印象最深的是口頭考試，現在回想起當年高名凱先生的《普通語言學概論》學期考試，還心有餘悸，簡直太可怕了——一間單獨的屋子，一張鋪著白布的桌子，高先生正襟危坐，我是考生，坐在他的對麵，我們一對一。先是抽題，那天我抽的是“試論語言與思維的關係”，在關鍵之處我講不清楚，高先生一直啟發我。我出了一身汗。我知道，那五分是勉強給的。
我在中學學的是英語，因為一邊倒地學習前蘇聯，大一開始就統一地改學俄語。一個學期下來，居然也得了五分。俄語學了幾年，幾位俄語老師，姚學吾老師後來成了朋友，還有漂亮的金景淑老師，她是朝鮮族，我們都喜歡她，後來她去韓國定居，我們一直很惆悵。我的俄語成績不錯，都是五分，可是事過境遷，現在連字母都忘得幹幹淨淨了。倒是中學時學的英語，現在也還記得幾個單詞。
除夕鍾聲在大飯廳響起來了，我度過了來北大的第一個年頭。那個夜晚我們在大飯廳徹夜狂歡，跳舞直至深夜。為了迎接新的一年，我還寫了一首詩：《一九五六年騎著駿馬飛奔而來》——
在北京大學的未名湖畔
我也聽見一九五六年的腳步在響
雖然冰霜封凍著大地
可是我的心卻燃燒得發燙
祖國的每一天都不平凡
新來的年度又是這樣的充滿陽光
我要不虛度每一個有意義的時日
像勤勞的工人農民那樣
這是意氣如虹的年代，我們青春年少，不知憂患，唯有憧憬，我們享受著暴風雨到來之前的那一片春光燦爛。時間無情，此後不到一年光景，詩社散了，《紅樓》解體，上麵提到的我的那些詩友，紛紛遭了厄運，他們經曆了無邊的苦難。我也沉重地告別了給我歡樂、也給我憂傷的歲月。
2007年12月12日於北京昌平北七家村
多情最是此湖水
記得當年，天邊那淺淺淡淡的煙雲，那遠遠近近的霜雪，漸漸地都消失在歲月的塵埃之中了。那是一個明霞滿天、歌吹遍野的年代。莊嚴的、鄭重的生活召喚著一代青年的熱情。我也是那個準備時刻投身於為建設新生活的、無限長的隊伍中的一個。那正是激情似火、意氣如虹的人生。青春做伴，偕侶北遊，負岌京師。我終於選定了燕園的這一片土地。曾自喻是蒲公英的一粒種子，被命運女神的蘭心蕙口輕輕一吹，不經意地掉在湖邊那片草地上。 自此落地生根，人定於這一片塔影婆婆、柳絲搖曳的名園。
遷至北京西郊的北大，依然承襲了老北大的文脈氣韻。紅樓笙簫，漢園弦頌，廣場悲歌，長街呐喊，依然隨處可見北大精神的延續。北大建校於戊戌維新，曆經國難，視野自是高遠，襟懷自是闊大。萃萃學子，每懷宏願：天下興亡，社會盛衰，人心今古，世事浮沉，未敢一日或忘於心。強國新民，科學民主，思想自由，兼收並蓄，依然是北大立校的根本。蔡元培首倡自由獨立的思想精神，宏大精博的學術品格，自此在中國樹立起第一所融學術與思想於一體的、綜合性的新型大學的形象。
北大是五四運動的發祥地，又是中國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革命的搖籃。也許隻有北大，能夠如此智慧地把挽救國難的激情最後轉移到偉大的文化重建上麵來。五四運動中，不僅有．走在隊伍前麵的北大師生，更有以《新青年》為基地的關於重鑄國運民魂的思考以及參與的激情。紅樓的莊嚴雄偉始終是北大精神的象征。紅樓始終站立在北大人的心中。即使是遷了校址之後，在20世紀50年代，我們仍然以《紅樓》命名北大的文學期刊。這是我們永存心中的紀念。
但北大畢竟是青年學子彙聚之地，青春以它自有的方式在這裏運行不息。北大不僅是莊嚴的和深邃的，北大卻又是浪漫的和輕鬆的。北大始終代表著中國的青春和活力，代表著不竭燃燒著的生命之火，以及伴隨著生命之展開的那些奇特的、充滿靈氣的思想。北大人的創造激情和浪漫情懷期待著一種表達。青春煥發的年代給予了北大一個詩意的燕園——燕園裏一個更為詩意的、始終找不到一個更為合適的名字的湖，這就是聞名遐邇的未名湖。
未名湖是鑲嵌在燕園中的一顆綠寶石。環湖垂柳，柳蔭小徑，塔影婆要，波光微淞。月下觀湖，靜若惺鬆著睡眼的處子，微風花影，則是一杯輕漾的春醒。這湖這水，給緊張的大學生活平添了溫柔的詩意的情趣。但即使是這樣的優美的環境，也沒能隔絕北大師生與外界風雲的心靈的聯結。
北大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也是那個年代，校園裏日日夜夜鼓湧著關於中國的前途與命運的思考。深層的反思，銳意的質疑，涉及的都是當日國家生活和意識形態中的前沿問題。那是一個春意闌珊的季節，校園裏夜以繼日的辯論在進行。激昂的講演，熱烈的爭論，從大飯廳到三角地，一夜間貼滿了五彩繽紛的大字報——那是一篇篇對於蒙昧和專權的批判，那是一聲聲對於民主和正義的召喚。一株又一株的“毒草”，坦然的、無畏的，然而又是天真的和稚嫩的，向著慣性的思維發出尖銳的挑戰。
當然，那一場民主運動最後以巨大的曆史悲劇的形式宣告流產。一個充滿時代精神的前衛性的思想解放的意願，最終以眾多的思想者付出沉重的代價而結束。它給中國現代史留下了一道永難彌合的流血的傷口。20世紀中葉是中國的多事之秋，緊接著對所謂的“右派進攻”的整肅而來的，是一陣緊似一陣的“共產風”和“大躍進”的狂熱，是一浪高過一浪的“大批判”和“階級鬥爭”的狂濤。如此這般，直至長達十年之久的“文革”大動亂。北大站立在風雨中，扮演著種種引人注目的角色。北大站在風浪的前列，起著種種別人起不到的獨特的作用。這其中，更多的是引導時代前行的、有時則是反向的、甚至是讓北大人蒙羞的作用。
但北大畢竟是北大，經曆了時代的大動蕩，見證了曆史的大創傷，它依然挺立著，依然包容著和選擇著，依然從這裏向社會輸送出一批又一批才俊之士。北大有著成熟的經驗並擁有兼容而健全的性格。性格的一方麵，是以紅樓為代表的堅定、渾重和深邃，性格的另一麵，是以未名湖為代表的瀟灑、浪漫和不拘於定則的、往往給世人感到意外的靈思。一方麵是建立於科學基礎上的務實求真，一方麵是寄托於詩意空間的夢想和不同於世俗的精神探險。
作為北大人是幸運的，他既擁有昨日的紅樓，他又懷抱今日的未名湖。紅樓賦予它以深沉的曆史感，未名湖又使它盡情地享有今天。曆史是那樣的嚴峻，今天是那樣的充滿柔情。多情最是此湖水。如果說，紅樓是父親，那麼，未名湖卻充滿了女性的溫柔和浪漫，未名湖是母性的。
長記那湖畔柳蔭度過的每一個日子。長記那花神廟邊午夜的悄語，長記那荷花池旁傍晚的幽約，長記那月下花前，一圈又一圈的環湖漫步，人生、事業、友誼、愛情，我們總有不竭的話題。記得那年初進燕園，相約幾個剛剛相識的朋友，定中秋之夜湖畔觀月。幾杯新酒，若幹小酌，把酒臨空，望塔邊的月輪，晶瑩澄澈，清絕寒冽。若有若無的遠近燈火，如幻似夢的笑語笙歌，那水，那湖，那樹，那花，那飄浮在空氣中的青春氣息，那種道不明、說不盡的詩意和夢想的思緒，有點隔，有點遠，又有點空茫，但卻是那樣實在和久遠。這一切如今已融人了我的血脈之中，它將與我的生命相終始。
更難忘湖畔的那些數不清的甜蜜的約會，如今都秘藏於心靈的深處，成為一頁頁永不褪色的記憶。難忘那個夏日的薄暮，月上柳梢，晚涼初至，新浴方罷，執手荷塘。長裙曳地，濕發垂肩，羅帕輕給，蘭香沁人，正是無以言說的千種風情。自此年年春草，長記那一襲淺色羅裙！更難忘那年元日新正，淩晨霜重，嗬氣成冰。湖邊柳岸，雪霞結成了萬樹梨花。瑞雪紛飛中攜手湖麵雪場。冰刀如電，紅杉如火，柔情似水，正是嚴寒中送出的融融的春意……
未名湖，你授我以知識、育我以誌向，養我以精神，你是我的除了生我以外的另一個至愛的母親。你更給了我深深的、濃濃的，長長的、遠遠的友誼和愛情，你是我的永難忘懷的親密的女友！未名湖，我該怎樣感謝你？我該怎樣報答你？我的所有的感謝和報答，又怎能與你所給予我的相稱？未名湖，我真的是無以麵對你的深情和深愛，無以麵對你的一切一切……
此湖多情，一經相約，便矢誌伴我一生。
2005年2月8日於北京昌平北七家村
年年此夜
年年此夜，那昔日的思念，便會不顧一切地向我襲來；它喚醒我失去的青春的記憶，促使我回想那甜蜜的和苦澀的往日的一切，有一種美麗，更有一種追悔；有一種幸福，更有一種感動；而那混合著昔日的夢想與愉悅的，卻又是一股酸酸的、澀澀的思緒。我不想拒絕，也無法拒絕這種執拗的“強加”。它逼使我排除一切現下的龐雜與冗繁，遁人並置身於昨日的純真與浪漫。
總是一年的最後時光。當三角地那邊高音喇叭播放著歡樂的樂曲，校園裏的街燈便刷的亮了。年年此夜，天多半是灰暗的，雲很低，往往是似有似無地飄著雪花，那雪花輕輕揚揚，落在臉上是清冽的，蕭瑟中有一種快樂。北方的冬天黑得早，天氣也比現在冷，到了一年的最後，寒冽的雪花一接觸人的皮膚立刻就融化了，空氣中充溢著一種期待的喜悅。
為了迎接除夕，下午的課多半是提前就結束了。從教室下來的同學，步履匆匆，在樂聲中擁進餐廳。那時的北大，校園裏供學生使用的隻有大小兩個餐廳。大餐廳可供幾千人同時用餐。其實小餐廳也不小，近千人也容得下。兩個餐廳的四圍，擺放了類似書架那樣的架子，是為學生們放置餐具用的。北大的學生們已經形成習慣，每個人各備布袋，把自己的碗筷裝人袋中——各自自認位置，一般不致錯亂。
除夕的晚餐比平日更見豐盛。50年代的大學生，每月的夥食費是十二元五角。當時是敞開吃的。餐廳裏擺放著四方桌，沒有椅子，大家站著用餐，也沒有固定的座位。不分係科，也不分男女，湊夠了八個人就上菜。飯是自取，那時用的是大木桶裝飯，饅頭或花卷則是裝在大筐籮裏，也是自取。餐廳的炊事員力大無比，用鐵架子車推著主食。平時是四菜一湯，木須肉、西紅柿炒雞蛋、紅燒肉、土豆燒牛肉，經常可以吃到，時不時地還有烹對蝦解饞。
除夕的晚餐有學校的補貼，所以是豐盛的，比平時要多出一兩個菜。一般的班級，多半自發地將菜飯搬回宿舍，以班組為單位自行聚餐。這時，學生們往往自掏腰包，買了啤酒或紅酒來一醉方休。但更多的學生仍然堅持在大小餐廳，仍然堅持站著用餐。不論是在宿舍或是在大小餐廳會餐的，這個一年一度的新年宴會，雖然充滿了歡樂，但多半也總是匆匆。因為宴會之後，還有一個全校規模的新年團拜，而在團拜之前，還有一個大規模的新年舞會。這些活動的會場都是大飯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