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浩東苦笑一聲，說：“這晉昌是獻《石頭記》手稿受到嘉慶的寵幸，他和《石頭記》，也就是後來的《紅樓夢》扯上關係，是因為一個人——程偉元。程偉元本是江蘇蘇州人，出身於詩書之家，能文善畫。乾隆五十五年前，暫居北京。他見當時北京無論是當朝官員，還是民間富家子弟爭相傳抄一部名為《石頭記》的小說。但由於《石頭記》抄本多為八十回本，其後半部分佚失許多，成為憾事。程偉元便靈機一動，認為找到了結交達官顯貴們的敲門磚。他便廣泛收集曹雪芹《石頭記》原著前八十回抄本，並陸續購得後四十回續稿的殘抄本，約請好友高鶚共同修補，“細加厘剔，截長補短，抄成全部”，成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也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所謂一百二十回本的《紅樓夢》全書。該書於乾隆五十六年由萃之書屋以活字版印行，後稱“程甲本”。第二年，迫於《石頭記》內隱含大量影射清廷由盛轉衰的伏筆，程偉元在“程甲本”的基礎上進行修訂，對前八十回作了大量的修改，又出版了“程乙本”。據我推斷，程偉元修改《石頭記》或許是受到晉昌的授意，晉昌身為滿清皇室中人，定是十分了解《石頭記》中的‘草蛇灰線，伏延千裏’的所指。據考證，《石頭記》並非曹雪芹原著，曹雪芹在《石頭記》中寫到‘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說明《石頭記》是被曹雪芹重新修訂的作品，在原著上融入曹氏家族由盛轉衰的脈絡罷了，非為曹雪芹本人原創。其內部大量涉及所謂四大家族奢華生活的描寫，應為暗指康熙朝的納蘭明珠、鼇拜等輔政大臣奢靡的生活，以曹雪芹少年時就家敗人亡是描寫不出來的。按乾隆皇帝的分析“蓋明珠家事也”，我個人認為還是有其痕跡可循的。後四十回雖為高鶚所續寫，但若沒有原著殘卷作為藍本，也是無法完成的。我讀過多種清末的《石頭記》續書，均不及高鶚所續。雖然高鶚續書有諸多違背曹雪芹所修訂的前八十回原意，但是究其原委是不得已而為之，其文學功力不可詆毀。而程偉元作為一位北漂的文人，他為躋身上層，攀附權貴，而廣為結交在京的高級官員，與晉昌過從甚密也是情理之中。在嘉慶五年，晉昌奉命出任盛京將軍，便邀請程偉元到盛京做了他的幕僚，其中原委可見一斑。程偉元到了盛京，在晉昌的支持下任教於沈陽書院。同時，他還在小南門裏創辦了‘程記書坊’，這是沈陽最早的書店。當然了，這個書店裏，最暢銷的書當屬《紅樓夢》了。除了支持程偉元，對於繆公恩等人發起和組織的“芝蘭詩社”的活動，晉昌也非常支持。這一時期，算是沈陽的文化大發展時期。晉昌任職盛京將軍三年而被免，其中或是另有隱情。官場的玄機即使在當代也是波譎雲詭的，正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如你猜測是因藏寶一事，也在情理之中。或因其庇佑的程偉元出版的《紅樓夢》影射清廷也未為可知。因為此事過於隱秘，即使辦事不力，也不宜聲張，免職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徐望表示讚同。他分析說：“程偉元的身世和整理出版《石頭記》的初衷值得我們深思，其中或許隱藏著深層次的東西，或許將來我們會揭開謎底，那是曆史學家的事兒啦。我們假設是晉昌奉嘉慶之命將高麗國庫藏寶解送盛京，並按聖意將其封存在北陵後山。但他卻被革職查辦，說明其間一定出現了問題。這個問題雖然嚴重，但不宜聲張。這君臣二人是心知肚明，所以晉昌被革職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徐望說完注視著馬浩東。
馬浩東緩緩說道：“或許晉昌的被免另有文章，是出於暫時隱匿於市井，轉移下清廷相關人等的視線。將高麗國庫轉移並封存於北陵後山，此等機密事宜不便外泄。晉昌在道光年間又重新起用，其中必有深意。如此一來，一切就順理成章了。關於北陵的史料，我知道一個人。他叫金毓璋，是滿清皇室後裔，也是關外三陵的守陵人。這些事兒的前因後果，即使再隱秘，也會有知情人。而這個知情人非他莫屬。”
徐望連忙追問金毓璋的信息。馬浩東笑道：“別急嘛，他家就住在沈河區百家裏1號。你去找他吧，就說是我推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