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訂閱有思想內容的刊物，比如《新華文摘》、《南風窗》什麼的。管報刊訂閱的人說，這些刊物不在辦公經費的訂閱範圍之內，要訂閱自己掏錢。
自己掏錢，我才不掏那錢呢，就算我看過那些刊物認識有了提高，又有什麼用？能用那上麵的觀點、句子同上級講話嗎！
我的上級可不喜歡下級有思想。她喜歡聽話的（我也喜歡聽話的），凡事不問為什麼的下屬。
我知道這領導不喜歡我，我這性格不會討領導喜歡，我也不喜歡她，不喜歡歸不喜歡，還要在一個單位工作。我們都在用成熟維持著關係，竭力掩飾著內心的不滿，表麵上裝作很愉快。如果沒有什麼大的變故，我相信，我們會一直這樣裝下去，直到退休。
我這上級是個五十多歲的婦女，有文憑，沒有文化。隻讀報紙、文件，不讀書。有個笑話在市委大樓裏流傳了很多年，說是她說過“從沈陽到天津路過哈爾濱”的話。她有個動作挺討厭，她在同別人說話時，時常用手擎一下並沒有下滑的眼鏡。別看她墨水不多，說話卻無可挑剔，都是中央領導或黨報上說過的話，一點毛病沒有。就像學過十年書法的人，寫下的每一筆都有出處。《人民日報》的頭版，她能看好幾遍，還用紅筆在她認為重要的語句下麵畫上浪線。她幾乎沒有真情實感的自然流露。她在家裏同自己的男人是怎樣生活的？我時常這樣想。
說她沒有文化，是指傳統意義上的文化，官場文化她很精通（我知道官場文化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這裏的傳統文化是指書本知識）。
像其它市直機關一樣，我們單位也有一把手可自由支配的辦公經費（給多少怎麼算的，我不知道）。這些錢除了買報刊、紙筆，支付小車費用，還有招待，就是請人喝酒。年終的時候，每個單位都要包一些紅包，送給有業務關聯的上級領導。錢不多，每包幾百元，構不成違法，送錢和接錢的人都很坦然。送給誰，送多少都由一把手定。報銷不費事，弄張發票就行。
我的領導不愛喝酒，錢都留著送人。讓我疑惑的是她連市委組織部、紀檢委科長一級的人也送（當然得是重要科室的頭頭）。科長還沒有我官大呢，給他送什麼！
不久，我就發現這錢沒白送。
年終的時候，市委組織部會派科長一級的人帶隊下來考核領導班子成員。全體工作人員都要無記名畫圈，在幾個班子成員名字下麵畫“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我們單位二十個人，我猜想我這領導一定能得幾張不合格票。她能得幾張呢？我在腦子裏把這些人逐個過了一遍，覺得她應該得六到七票。如果真得了六、七票，組織部門會重視的（當然也經常不重視）。
畫圈後不久，我特意去組織部找管事的人（我同這人很熟），要看看我這領導得了多少票（得多少票不宣布）。開始這人不告訴我，說是要保守組織機密。經我再三盤問，他打開了互聯網，我看到不合格票隻有一票。我不相信，知道有問題。他告訴我一共七票，如果如實上報，上麵會考慮她的去留。去考核的幾個人對她印象都不壞，幾個人一商量決定上報一票。她逃過了一劫。
我的乒乓球拍太次了，看大樓裏不少人使用進口的“蝴蝶”牌球拍，這球拍手感和硬度都比國產的好很多。我看著眼饞，也想弄一個。這拍太貴了，一塊巴掌大的木板不算膠麵要價一千多塊，這一千多塊能買多大一堆木材呀！我可舍不得。有一天，我壯著膽子找領導說想買個好一點的球拍，她果斷地拒絕了，“不行，經費太緊張。”
媽的，她太不把我當回事了，我得找機會整整她。
前些年，市委一女副書記，經常拿塊布料或是新衣服什麼的，跑到我們辦公室來（那時市委辦公樓很小，總共才三層樓，十多個人在一個大辦公室辦公，********就在我們樓上辦公），在幾個中年婦女身上比比劃劃，假意詢問：“你們看這布料（或是衣服）怎麼樣呀？”問的時候，裝出一副很隨和、很女人，又很親近下人的姿態。每到這時，我們這些人（不分男女）都要放下手中的活計，假裝感興趣地湊過來，看著那東西，然後用肯定的語氣說，“好，好，這布料選得太有水平了！”我這領導竟學著前領導的樣，也來這一套。
前些日子，市裏一個退休老黨員將幾萬元錢捐給了一個什麼基金會。我這領導在表彰會上說那老黨員“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踐行了********提出的核心價值觀”。我看那個老黨員連話都說不明白，哪裏會知道核心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