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洞的身體漸漸不支，經常發燒，咳嗽，我市的醫院也弄不明白病因。喬洞的大姐是市立醫院的外科大夫，她讓喬洞到市醫院看看。因為經常聽到市立醫院誤診的事，喬洞嚴肅地對姐姐說“姐，你要是真對我好，就別讓我上你們醫院去，送我到沈陽去看”。到沈陽的大醫院一查，當時就讓留下住院治療。
家裏的小廠隻能由我管理，我這才知道搞企業的艱難。
因為廠裏的廚房太小，我在廚房外又接了兩間房，原以為在自己的院子裏，又不是正規的房子，也沒有報批。幾天以後，突然來了幾個穿綠色製服的年輕人，腋下夾著塑料夾子，說是消防局的，來檢查消防工作。幾個人前後左右裏裏外外看了一遍，又讓我拿出建廠時的圖紙。結果是這新建的兩間廚房沒有報批手續，有火災隱患，要法人代表明天到消防局去一趟。
我那時少不更事，以為去了把情況同領導說清楚就沒事了。第二天上午，我去了，到了那人家就不讓走了，要罰款。我問：“罰多少？”回答“五千”。那是一九九七年的事，我市普通公務員一年也就五千左右塊錢，他張嘴就說五千。
“有依據嗎？”我問。
“當然有了，沒有依據我們憑什麼罰款？你這種情況應該罰一萬，我們念你是初犯，又不懂法，少罰你五千。”那負責的家夥這樣回答，又做出一副給我翻找依據的樣子。
我知道他能找到依據，那依據上麵一定寫著“罰款五千至一萬”的字樣。我示意他不用找了，我給你五千，並叫他們幾個人去喝酒，我請客。那人先是一愣，有點不好意思地說罰了錢，飯就不吃了。我告訴他錢照罰，酒也要喝，我省五千塊錢呢。
我知道惹不起這幫人，以後還可能遇到他們，就想一舉“搞定”。我知道這些小兵胃口不大，平時也就混個吃喝，我一千塊錢就能收買他們。
酒喝完了，我們成朋友了。
“大姐，以後你的事，就是我們的事。”作別時，他們帶著酒勁很豪爽地對我說。
想不到，他們還真的派上了用場。
有一天，在食堂做飯的三姨（我媽的三妹妹，退休後沒有事，到廠裏做飯，掙份工資）將廠院子裏要清除的雜物放火點著了，本想一燒了事，免得清理。沒想到那火順著牆下走水的洞燒到了牆外，牆外有一木垛，烈火遇幹柴，木垛燃起了大火。我接到報警趕回廠裏時，那火已被消防隊撲滅了。
我知道惹事了，那垛木頭值不了多少錢，問題是驚動了消防隊。三姨嚇壞了，起勁地同我解釋，我故作平靜地告訴她，沒有事別怕，也沒傷到人，你先回家休息幾天，我對外就說把你開除了，等這陣子過去，我再找你來。三姨膽小又善良，我小的時候經常私下給我一角錢，那一角錢當時在我是多麼真貴呀！我不能把她推出去，不就是賠點錢嗎！
我想起有一次在酒桌上，有同學說“世上能有包公那種人嗎？為了行大義，把親侄兒鍘了，這行為符合道德要求嗎”？黃秋叢端著酒杯一本正經地說，“我要是包公，就放了大侄兒，給他點錢，讓他快跑。然後告訴皇上‘犯人跑了，臣失職，您要是能諒解，臣就接著幹，不能諒解，臣就回家種地。’”這蟲子說得太有趣了，他讓我懂得了在親情與國法發生衝突的時候，要堅定地站在親情一邊，這才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
第二天上午，來了兩個穿製服的人，說是派出所的，先問了情況。我簡單地說了一遍，他們要找當事人，我說當時就給開除了，是個農村老太太，我們找不到。
“那你跟我們走一趟。”派出所那人對我說。
我以為沒什麼，就跟著走了。到了派出所，那負責人對我說：“你找不到當事人，就抓你，一要罰款，二要拘留。”
我一聽就傻了，拘留，廠子可怎麼辦哪！
我平靜地對那負責人說：“罰兩個錢可以，拘留不行。”那人說：“那你就找找人，我們等你。”說完就把我關在屋裏，他出去了。
我找誰呢？誰認識公安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