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我大學畢業了（準確地說是大專），分配到市啤酒廠黨委辦公室，當了個小職員，整天抄抄寫寫，看書看報，喝茶水(茶葉是用賣舊報刊的錢買的)。
有一天，團委郭書記像是無意間同我提到黨委關書記（他是黨委副書記，我們這地方不提副字，都喊他關書記）有個和我一樣大的女兒，長得還行，問我想不想看看，我當時就拒絕了。為了避免郭書記疑心，我告訴他，我有個中學女同學和我挺好，隻是還沒有定下來。他好像還想同我再說幾句，見我沒興趣，也就不說什麼了。
我對關書記的印象不太好，他長著普通男人的樣子，也說不清長得好還是不好，我猜想他閨女也好不到哪去。
那時候，每個月都要開一次廠內支部書記會。有一次，我電話通知後，就去布置會場。就是將幾張桌子規則地擺在一起，找幾塊台布遮上，再找幾個水杯。台布就是那時流行的包小孩的線毯子，我在櫃裏找了幾塊線毯子，發現不太幹淨，有幾塊的邊緣部分有明顯的黑乎乎的汙物。我們辦公室管檔案的李大姐告訴我“挑幹淨一點的就行，開完會還得埋汰”。
會議開始了，我拿著小本子做記錄。會議的內容肯定不重要，不管什麼內容，我都要帶著紙筆，裝模作樣地記幾筆。這時候企業已經是廠長負責製了（這以前是黨委負責製，書記是一把手，各車間也是書記說了算，改廠長負責製了，廠長是廠裏的一把手，車間主任是車間的一把手。黨委書記、車間書記都靠邊站了，雖然靠邊站了，也得找點事做），支書就管發展黨員，評優秀黨員，沒有具體的行政事務。
這種沒有什麼具體內容的會議，一把書記是不參加的。關書記主持會議，他講了會議的內容後，就讓幾個支書表態，我坐在他身邊記錄。他的兩條腿不停地抖動，過了一會，他低下了頭，抓著線毯子邊緣部位擦皮鞋。我這才明白，線毯子上的黑乎乎的汙物是擦皮鞋的結果，一定還有人這麼幹。我抬起頭，假裝沒看到，可還是不自覺地又看了幾眼，他擦完了一隻，又擦第二隻，他擦得很從容，很認真。
那一刻，我暗自慶幸沒有去看他女兒，如果我沒看好，這人一定不會諒解我。
黨辦汪主任坐在關書記另一側，他一定也看到關書記用桌布擦鞋了，這家夥沒事一樣，看著桌上的小本，假裝記幾筆。我知道他一句話也不會記，我了解他，他根本不會把這會當回事。汪主任大我十幾歲，同一把書記有點遠親，仗著一把書記做後台，不太買關書記的賬，關書記也沒辦法，有些指示就直接找我。關書記不是可欺的人，隻是力量不足。我是小人物，誰也惹不起，隻能努力平衡著關係，暗地裏期望他們打起來。他們打起來對我幾乎沒有什麼好處，就算兩敗俱傷，我也不會從中漁利。我那時太年輕了，企業中層以上幹部，不過三十五歲，根本排不上。我當時主要是想看熱鬧，我不喜歡平靜。
我同汪主任坐對桌，他個頭比我高一些，直麵對著我時，我看不到他頭頂，他一低頭，我就能看到他頭頂那沒有頭發的發亮的圓心。他沒有多少文化，就會寫新聞稿子，廠裏的我認為不值一提的小事，他稍作歸納就上了本市日報的頭版。他哥哥在日報社當編輯，如果沒有這個哥哥就難說了。他從不讀書，經常讀白字。有一次，在全體幹部會上，他讀新刑法，“兒女有瞻養父母的義務。”說有幹部聽了都不做聲，設備科長坐在我身邊，他湊近我，低聲問我：“小黃，不是瞻仰遺容嗎？怎麼瞻仰父母了？”我笑了，小聲說“口誤，贍養”。
汪主任在廠裏有幾個有實力的朋友，都是四十左右歲的中層幹部，他們結成團夥，對抗領導，打壓下屬。
因為我們天天在一起工作，關係也就日漸密切，在他與關書記的較量中，我有一點偏向他，希望他能最終勝出，我也知道他離勝出還遠著呢。關書記用線毯擦皮鞋的場景總在我的腦子裏閃現，每次閃現，都加重了一層我對他的輕蔑之心。
黨委一把手羅書記看上去很老了，他自稱五十八歲了，再有兩年就該退休了。有人說他去年就說自己五十八歲，他究竟五十幾歲，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問。那時候，國家雖然規定六十歲退休，可不太嚴格，裝糊塗多幹兩年也行，隻要主管局局長認為需要，就可以多幹幾年。
羅書記自知燭頭不高了，逢人就現出笑容，說幾句好話。我們黨辦的李大姐快五十歲了，還是個科員。有一天，羅書記到黨辦來，當著我們大家的麵讚揚了李大姐，最後說：“老同誌是廠裏的財富呀！”
我聽著就想笑，是財富您還不提拔提拔，糊弄誰呀！
關書記比羅書記小幾歲，如果提前接班，能多幹幾年。我看他有點著急，想接班。汪主任私下告訴我，“他沒看上‘書記’，他想當廠長，正活動呢。”
我們廠長姓石，是一年前從輕工局屬下另一個大廠的副廠長位置上調來的。這家夥做事手有點軟，總想以妥協換和平，同誰都一團和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