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主任團夥發現了他這一弱點，合夥擠兌他。財務科鄧科長是這團夥中的骨幹分子，有一陣廠裏有傳言，說他要調走，到另一個大廠（啤酒廠是中型企業，營級黨委，大廠都是縣團級）當財務科長。
鄧科長看樣子真要走了，抑製不住的興奮掛在臉上，到處打招呼。汪主任告訴我說，他找石頭兒（我們私下裏這樣稱呼廠領導，因為他們年齡都很大，另外我地方言叫老大為頭兒）談了，石頭兒說不能擋著你高升，要站好最後一班崗。
石廠長真是個石頭腦袋，讓他站什麼崗呀！還不趕快放他一個月假，告訴他，“辦手續去吧，工資照開。”然後迅速任命一個代理科長，或是指定一人主持工作。鄧科長就是不走，也沒有位置了。我聽到一些年長一點的幹部這樣說。
我也替石廠長著急，轉念又一想，人家都混到這一步了，一定會有手段。
又過了些日子，鄧科長不走了，說是舍不得離開這個廠。大家猜測說，一定是沒協調好，那廠子不要他了。聽說石廠長對鄧科長說“不走也好，那就好好幹吧”。鄧科長折騰了幾天，還是財務科長。
八十年代啤酒在我市是快貨，供不應求，廠長的主要工作是批條。那時候，商店、酒店有啤酒賣就掙錢，賣造酒原料的人找上門來推銷，供銷兩旺。廠長隻要管好廠裏的人，保證設備正常運轉就行。
石廠長不會管人，廠裏的秩序有點亂。每天下班後，他都要背著雙手在廠裏轉一圈，看一看邊邊角角，像非洲草原上，在自己的領地上巡視的雄獅。有一天晚上，他抓到了幾個喝酒的工人。第二天上午，廠大門口明顯處，貼出了告示，幾個喝酒的工人，每人罰款二十元。他們那時每人每月的工資也就四十多塊，罰二十塊錢，不少了。
“一個大廠長，抓幾個喝酒的工人，真是沒事幹了。”那些天，我聽到很多人這樣說。幹部、工人沒有一個叫好的。還有人說他抓這幾個人的手法有點下作。
說是石廠長值班那個晚上（因為有上夜班的工人，廠裏男性幹部，每月一次晚上在廠裏值班，負責處理夜間突發事件），躲在倉庫樓上，向下看。幾個庫工按慣例圍坐在一起，擺上飯菜，拽過一箱啤酒就開始喝（廠裏有食堂，因為不讓喝酒，每到夜班，男人都把飯菜打回來，找個角落喝酒）。
啤酒從生產車間到倉庫，有一傳送帶，啤酒在周轉箱中，從一個洞中傳送進倉庫。兩個工人站在傳送帶的兩邊，一替一箱把周轉箱取下，摞在一邊。在孔洞的那一邊，有一個機械的計量器，箱子經過那計量器，就刮一下計量器下麵探出來的鐵條，計量器上的顯示數字就增加一箱。我看到工人用手把計量器掰了一下，伸手拽過一箱，這箱酒就沒有顯示。看到這計量器，我就聯想到那年去煙廠，我那同學站起來，用後背遮住了探頭，另一個人用腳順地麵踢過一條煙，說“快拿走”的場景。
晚飯時間工人喝酒是習慣，領導通常在這個時間不到車間去。
老書記在職工大會上公開講：“我們做啤酒的人，喝點很正常，別喝多了耽誤了工作，別往外偷就行。”
石廠長是廠裏的一把手，他得做做樣子。如果是科長級的人，抓職工喝酒，不挨打，也得挨罵。工人為工作的事罵一般幹部就是白罵，隻能教育，沒辦法處理。工人打一般幹部幾下，也就是罰點錢。通常情況值班人員就在值班室睡覺，不下樓。
我也很愛喝啤酒，每次輪到我值班，我就找幾個熟悉的工人一起喝酒。我知道幾乎所有上夜班的男職工都在喝酒，他們聚集在變電所、鍋爐房、冷凍室、前酵、後酵、倉庫等地方。機靈一點的工人喝酒之前，到辦公樓裏看一看值班黑板，如果是廠長、副廠長值班，就收斂一點，把門關緊。
變電所、鍋爐房、冷凍室這些沒有啤酒的地方，隻能到有酒的車間去拿。去一趟要盡量多拿一些，拿少了不夠喝。一般用水桶或大水壺到後發酵室把酒打回來，如果到裝瓶車間或成品倉庫拿瓶啤酒，一次拿得太少，目標也太大，沒有人愛去。另外，瓶裝啤酒經巴氏殺菌，酒是熱的，不好喝。後酵的酒是涼的，口感好。菜總是很簡單，花生米、海帶絲，茶雞蛋算是好的。喝到八點多鍾，我就回值班室睡覺，他們繼續喝，一般情況下，他們會喝到零點下班。看冷凍機的李師傅，每次上四點班（一個星期倒一次班，早八點上班，下午四點下班；四點上班，零點下班；零點上班，早八點下班），都要坐在窗前，等到五點鍾以後，領導都走了，就用一破工作服搭蓋在一白鐵打的水壺上，遮住水壺，到後酵打一壺酒，回來自己慢慢喝。冷凍機隻要別忘了加機油(很多天也不用加一次油)，就不會有問題，看冷凍機是最清閑的活兒。
廠裏規定，所有夜間值班人員都有權製止喝酒，如果發現喝酒的，有責任上報到廠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