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黑色悲壯（上）
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唐詩宋詞占有特殊地位，而在唐詩宋詞中，李白杜甫的詩最為耀眼奪目。李白杜甫的詩中，寫三峽的詩又是所創作的詩歌中最為經典的。杜甫寫巴渝的詩歌有470餘首，占他一生創作詩歌的三分之一，足見這位詩聖對巴渝文化的厚愛。人稱詩仙的李白詩歌中，最為流傳的當數早發白帝城了——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裏江陵一日還。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詩仙的這首白帝城歌，將三峽的江山之美、之險，寫得熠熠生輝，驚心動魄！
從重慶成為直轄市的那一天起，可以說既是機遇，更是挑戰。重慶直轄市的發展是國家和民族所賦予這個大城市大鄉村的共和國第四直轄市的一項曆史性任務，那便是要努力
把重慶建設成為長江上遊的經濟中心。尤其按照西部大開發以線串點、以點帶麵、重點推進的要求，重慶在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中有條件也應該走在前麵，發揮更大的作用，爭取更大的作為江澤民語！
黨中央和全國人民給予重慶如此重托。
然而重慶的作為在哪裏？從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的中國改革開放大潮，如洶湧的長江之水，大有千裏江陵一日還之勢。作為共和國的第四直轄市，此時的重慶經濟發展比其他3個直轄市晚了許多年。與沿海的一些中等城市相比，少說也有10年的差距。在重慶成為直轄市前的1996年，全市國內生產總值才1179億元。而這個時候的深圳已達萬億元，就連青島、大連、蘇州、寧波等非直轄市的小弟弟們的國內生產總值也均接近或超過了重慶水平。
共和國的第四直轄市慚愧啊！
而讓直轄市領導者感到汗顏和緊張的是，此刻的重慶在剛剛歡度建市的喜慶後，主城區約有100多萬下崗大軍正在醞釀一場向政府討工作、要飯吃的大動作……
這就是直轄後的重慶所麵臨的極端困境！
自古中外的城市，皆是以工業發展和實力來作為衡量它是否進步的標準。假如一個城市沒有了工業的支撐，這個城市就不能成其為城市；假如沒有一個巨大的工業經濟支撐著這個城市，那這樣的城市無論如何也完不成從一般城市過渡到現代化大都市的過程。
重慶曾在近代中國曆史上有過輝煌的歲月，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它有過強大的工業實力。開埠之初，重慶的經濟實力是以它的航行和商業著稱，那時的重慶挾富饒的西南之門戶和長江上遊運輸之要道，成為中國當時屈指可數的強盛之都。尤其是國民政府從南京遷都此地後，重慶工業更是一度達到舉國之首的水平。新中國成立後，重慶的工業同樣有過舉足輕重的地位，特別是三線建設時期，重慶作為國家六大重工業基地之一的榮耀歲月至今讓老重慶人沾沾自喜。
那時候，我們重慶的工業真是龜兒子的硬氣嗬！造槍造炮還造大輪船！那時代的軍丁企業帶給老子重慶人的隻有一個字：牛！當時的重慶真的很牛。
可是，隨著國家改革開放迅猛發展的大潮在全國各地洶湧奔騰，電慶似乎成為一個漸漸被人遺忘的角落，昔日進門都要登記、查問冉三的那些軍工企業不是轉行，就是關並停產……
虧損、下滑、倒閉、破產……正當像深圳和沿海眾多城市爭相比雄稱天下的20世紀八九十年代，重慶市領導和市民們整天聽到最多的就是這8個關鍵詞。
我從大學畢業後就一直在重慶工作，後來調到四川省政府當領導，前二三十年並不感到重慶多麼落後，可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像成都市這樣的小弟弟也是一天一個樣，遠遠地把重慶甩在了後麵，更不用說廣州上海那些現代化城市了。1997年6月18日重慶直轄市正式掛牌，我再從省裏回到這兒任職，有機會仔細地看看這個曾經與之相伴了二十幾年的城市時，我才猛然發現重慶被飛速發展的時代甩得太遠了！直轄市第一任市長蒲海清談起10年前的重慶光景時，感慨萬下：白天你走在大街上感覺還是五六十年代時的樣子，晚上再看看這個城市，簡直就是一個小縣城，連片像樣的燈光都見不著。有一次我到一個企業檢査工作，卜崗：人把我圍住了。工人們情緒非常激動地要跟我這個市長對話，
他們舉著牌子呼著口號，要比我這個市長給他們飯吃，給他們工作做。重慶是個老工業城市，文革以後的一二十年裏，它落後了，新的產業又沒上來，原來一些名噪一時的企業紛紛倒閉或者縮小規模，下崗職工成批成批的。那天我到一個地方，工人們反映說他們現在連基本生活都非常困難，我當時聽了特別的衝動，拳頭捶在桌子卜.咚咚響。圍在我身邊的很多丁人愣了，繼而反問我你這個市長發啥子脾氣？你不給我們飯吃你還惱怒？我說我不是衝著你們來的，我是恨不得打天呀！可我的拳頭夠不上天嘛！如果夠得上，我說我真想把天打個窟窿！我是一市之長，我心疼我的百姓過著這種生活！自己也沒長三頭六臂啊……
一市之長的蒲海清當時的內心如此悲愴，市民們心頭的感覺更不用說了。
昔0輝煌的重慶落後了，榮耀了數十年的重慶工業更是一片蕭條加淒涼的景象。計劃經濟體製下曾經名噪一時的著名企業變成了關門和職工鬧事、要飯吃最多的重災戶，占全市工業產值總量比例過半的300多家國有大中型企業中嚴重資不抵債、產品缺乏競爭力的近三分之一，整個重慶的工業企業虧損麵超過50！1996年，全重慶的工業總效益是虧損！嚴重的虧損！一個沒有工業的城市算什麼城市，一個工業巨大虧損的城市算什麼現代化城市，一個不能靠強大工業效益支撐的城市又怎麼可能叫得上直轄市！
電慶嗬重慶，你的落後的工業效益讓3000多萬新直轄市人汗顏！
新誕生的直轄市麵臨如此困境，中央不相信，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不相信，沉浸在建立直轄市熱情中的重慶人民更不相信，原來自己一向感到驕傲的江山竟然如此破落了，破落得男人們連幹活的地方都找不到。
眼淚與悲憤的火焰絞動著痛苦的心。
於是，山城顫抖了，川江嗚泣了……新直轄市的領導們心如泰山壓著，沉重得有些喘不過氣來。
怎麼辦？出路隻有一條：改革！
改革國有企業的舊體製，開拓工業發展的新思路！
怎麼改？中國的農村改革，鄧小平一句包產到戶和承包責任田，讓中國農民陳積了多年的糧食問題和生存問題很快得到妥善解決，有田種就有飯吃，有飯吃就不會天下大亂。可工廠企業就不那麼容易了。
蒲海清在重慶與四川沒有分家之前是省裏的常務副省長，主抓工業。他在宜賓搞國企試點，做得很成功，受到中央的關注。這是因為這裏有個肖大膽，從1988年就開始在宜賓縣搞國企改革，肖大膽真名叫肖健康，是宜賓縣常務副縣長，後任縣長，又當縣委書記。這位年輕縣官憑著手中的實權，在宜賓縣掀起了一股消滅國有企業之風。他認為那些規模小、效益低、產品又沒有市場的國有企業的存在，就會對國家和百姓有極大害處，所以應當統統關門，或者幹脆全部私有化。他敢說敢幹，幾年間把縣裏的那些半死不活的國有企業基本上全都給消滅了。這在當時可是了不得的事，香港大公報上用顯赫的標題報道，說宜賓是中國第一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縣。光明日報也發表文章稱宜賓從此要消滅國有企業。這事驚動了中央，有高層領導責問四川省。四川省領導就把這事交給了蒲海清，蒲海清一個電話把肖健康叫到成都問罪。肖健康便如此這般地跟蒲海清說：宜賓是個100多萬人的農業大縣，所謂的國有企業都是些五六十年代合作社和工商資本家改造過來的作坊式企業，如今幾十年過來了，除了能生產一些簡單的生活、生產資料產品外，基本上是以養人為主，完全不符合新形勢需要，所以他肖健康就來了一個狠招或關門砍掉，或轉製賣掉總之縣上不再背這塊負擔，一心一意帶領100多萬人民輕裝上陣奔四個現代化。
資本主義為什麼發展那麼快，其所有的奧秘，就是因為四個字：產權負債。產權，就是企業經營人、生產者得清楚自己與工廠與生產出的產品在產權上是什麼關係。產權不明確，企業管理者、經營者和生產者，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主人翁意識和自覺行動。負債則是資本主義企業和經濟發展的基本定律，幾乎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發展史，都是一部負債史。中國的儒家思想不求，也不講欠債經營，遏製了社會經濟與資本的發展。但你可以去査一查，無論是美國還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英國等歐洲國家，有哪一個、哪一家企業不是靠負債來發展自己的？鄧小平講了，一切人類先進的技術和先進的思想都可以為我所用。我們中國搞現代化建設，為什麼不能在經濟工作中把資本主義的產權和負債的先進理念為我所用呢？肖健康一番充滿激情和新穎的理論，讓一向對新鮮事物格外敏感的蒲海清頓時茅塞頓開，於是兩人眉飛色舞了整整一個下午。
好，你在那兒好好試驗，如果確實對我們搞經濟建設和四個現代化有利，我本人第一個支持你。蒲海清告訴肖健康，他將向省委建議：宜賓的國企改革試點，將繼續搞。搞好了全省推廣，搞壞了，我們省裏負責。至於你個人，我同樣要向省裏建議：把你這個縣長保護起來，不管什麼情況，你的職務不能隨便動，必須由省裏點頭。
1992年，鄧小平同誌南方講話，講了三個有利於，我當時聽了簡直高興得跳起來。之後，我搞的宜賓那一套，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江澤民同誌有次在四川聽取我的彙報後，甚至題詞走宜賓之路。肖健康現在是重慶市安全生產監督局局長。他是重慶丁一部中少有的一個經濟理論專家和實踐探索者。回憶當年從宜賓到重慶工作的經曆，肖健康依然難抑心頭的那份激動從那時起，我的宜賓改革經驗在全國很多地方傳開，經常到外麵去作報告。我到重慶作的第一場報告是1996年11月23口，當時重慶人都知道重慶馬上要改直轄市了，海清同誌已經過來當代市長。重慶的國有企業改革已經在新的重慶市領導班子中開始醞釀。我來重慶作報告就娃這種背景。我當時講的就是要把國有企業全部變掉，這對重慶這樣的老工業基地的幹部們來說，簡直有點晴天霹靂的味道。報告會上，張德鄰書記很讚賞我，對蒲海清代市長說：這小子可以，調他過來。我就是這樣從此與重慶直轄市的命運捆在了一起……
既然兩位主要領導如此欣賞肖健康的理論和他在宜賓的實踐，因此，肖健康的命運後來多少與重慶國企改革的命運相關聯。重慶企業改革經曆的10年風雨尤其是前幾年，用悲壯來形容並不為過。
重慶直轄市一成立，市委、市政府做的幾件大事中，首當其衝的自然是國企改革問題。那時，重慶特鋼廠已經麵臨最後時刻了。這個曾經為新中國立下汗馬功勞的鋼鐵廠已經無法過日子了，職工鬧事已經鬧到連中央都知道的地步。而像特鋼廠這樣的情況，在當時的重慶國有企業中，其情形都差不多。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的重慶工業和重慶經濟，如果不把國有這一塊搞好和穩定了，重慶直轄市將麵臨翻盤的可能，這巳經不是簡單的企業虧損或不虧損的問題，而是一個嚴亟的政治問題，一個嚴重的地區社會問題，一個影響中共髙層威信的政黨問題一一成立重慶直轄市在一個時期內不是沒有爭議，這爭議是在中央從開發西部大戰略思路和中國未來發展的全局髙度做了大量工作後才得以順暢的。重慶新直轄市如果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國有企業存在的問題.不能讓國有企業獲得新生，這將意味著影響中央成立重慶直轄市的決策威信和偉大戰略部署。
重慶人是深感這種責任的。
然而，國企到底如何改？虧損麵那麼大，又沒有沿海地區有那麼多民營經濟、合資與外資企業支撐著社會生產力的整體發展，山城重慶雖然從軀殼上因直轄市的成立而變得光彩，其實當時的山城重慶仍然是一個非常封閉、非常落後、非常沒發展門道的地方，與沿海地區和其他3個直轄市相比，不是一般的落後，至少有10年甚至更長的距離。即使在西部，重慶是從四川省分出來的，當時的四川省會成都市，遠比重慶城市要漂亮和時尚得多。
不是沒有人在一旁準備看重慶人的笑話。這一點重慶人心裏是清楚的，而也許正因為清楚這一點，所以他們格外慎重並嚴峻地對待著他們的國有企業改革這件事。讓黨中央少操心，讓廣大國有企業的職工能安穩下來，並有個好盼頭，這是重慶直轄市曆屆領導時刻掛在心上的一個工作準則和行動指南。
但有些話好說，實際操作起來問題卻非常複雜。從經濟學角度考慮，國有企業的問題是個虧損問題，既然是虧損就用關門和破產來解決不就完事了嗎？可重慶在成立直轄市之前就進行過5家國有企業的破產試點，結果並不理想，其實施的破產過程之長、障礙之多、成本之大，實屬罕見。說6了，當時的國有企業，在觀念上、方法上都還不成熟。無論從領導者到普通職工們所想所思的，仍然是計劃經濟時長期形成的生是國家人，死是國家鬼的觀念。直轄市成立後，重慶需要以全新的麵貌出現在國人和世人麵前，沒有經濟的大發展，大縣城的舊貌就改變不了，經濟上不去，長江上遊經濟中心隻能成為一種笑話。但幾乎超過609以匕的虧損麵，又怎能讓年輕的直轄市承受呢？
改革必須進行！改革是唯一出路！即使要殺出一條血路，我們重慶的國企改革也不能拖全國的後腿。中央曾在1998年提出國企要在3年內實現扭虧為盈的目標，重慶一度向中央反映過希望多給他們一年時間。最後得到的答複是：不！這就是說給重慶堵住了國企改革時間上的後路。所以不論是第一仟的市長蒲海清，還是第二任的市長包敘定，他們在位的大部分精力必須放在國企改革上，而第一任書記張德鄰、第二任書記賀國強也不得不為國企改革保駕護航。
重慶在中國足球比賽場上，曾經有一個詞風靡一時，那就是雄起兩字。這個詞是重慶人發明的。重慶直轄市成立之初，沒有哪一樣東兩是吋以在國人曲前耍威風的。於是重慶人看準了足球，並且將自己家門口的足球比賽演繹得風風火火、雷霆萬鈞，雄起就是他們叫出來並叫響全國的。當時我們重慶各行各業需要提高士氣，足球場上大家喊的雄起，正是這種士氣的表達！蒲海清向我闡述當時的情況。
重慶的國企中有一大部分是中小企業，這一部分企業有相當一部分又在三峽庫區。朱鎔基任總理時告訴重慶同誌：要緊緊抓住庫區移民這一千載難逢的機遇，著力調整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加大搬遷企業改革調整力度，不搬汙染源、不搬虧損源、不搞重複建設。下決心關閉和淘汰不適合庫區生態環境的落後企業。重慶同誌根據中央的峽移民政策和中央領導的指示，很好地利用了這一機遇，將一大批虧損的、無產業前景的、汙染的庫區中小企業采取了就地關閉的做法，收到既安置了人員，又為當地經濟甩掉了包揪的效果。如萬州區是三峽移民的大區，全區有淹沒的丁礦企業370多戶，然而這些企業的經濟效益十分低下，虧損麵達659。按照原來的思路，即使是搬遷和改製了，仍是一個巨大的負擔。萬州區政府在市委、市政府指導下，抓住有利的政策支持，及時調整了搬遷企業的思路，實行了以關閉和破產為主要形式的措施，使得庫區搬遷企業有了質的變化和新生的可能。最終實現關閉和破產企業麵達607。以上，基本解決了國企的虧損麵。像萬縣化學工業公司，以前是萬縣地區有名的虧損大戶，資產1.11億元，負債卻有2.5億元，資產負債率達2309搬遷前全麵停產已有5年。萬州區借中央政策的東風，大膽對該企業實施破產工作，效果非常理想。而像這樣的做法，重慶在整個庫區先沿關閉破產的國有中小塑企業達1000多家，基本達到了預期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