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黃金時代的詩人
洋溢著理想主義精神的八十年代是出詩人的年代。在全國高校，幾乎每個中文係的學生都算半個詩人。我也未能例外。當時我因中學時寫詩小有名氣而被保送進武漢大學，覺得一下子由混沌的塵世進入詩人的樂園。新生入校，照例由輔導員帶領去瞻仰位於櫻園老校舍區的聞一多銅像——因為他曾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我們不再叫他老詩人，而改口叫他老院長。整個大學時代，老院長都叼著那支著名的煙鬥，坐在山坡上看我們這班後生們寫詩。這也是一種文學傳統吧——武大是一所為詩人樹立有塑像的學校。偌大的武漢，也隻有兩位詩人以塑像的形式站立著——另一個是東湖公園裏的屈原石像。我“野心勃勃”地想：第三尊塑像會留給誰呢？我可要加把勁啊。有如此想法的也許不隻我一人。那個時代的詩人都有類似的雄心壯誌，我周圍的同學，有不少都是在聞一多銅像前宣誓成為詩人的——譬如陳勇、李少君（後來去了海南），譬如低年級的邱華棟。我們都是浪淘石文學社的。類似的社團，僅武大就有十來個，各自招兵買馬，舉辦朗誦會，油印詩刊，忙得不亦樂乎。我們常去的桂園咖啡館裏，有售已畢業的校友王家新的詩集——其時王家新在《詩刊》，我們便覺得北京的《詩刊》跟武大有緣，談論王家新像談論一個發達了的親戚。這種親近感是可以理解的。沒準現在，武大的新詩人也帶著同樣的神情談論我呢。
每年春天，櫻園的櫻花便開了，武漢三鎮的市民，成群結隊地到武大校園內賞花——有一條路也以櫻花大道命名。浪淘石文學社，也該舉辦邀集湖北各高校詩人參加的櫻花詩會了。八十年代的朗誦會，可比九十年代的要闊氣得多——一聲號令，千人雲集，有兵團作戰的氣勢。我參與主持的幾屆，由學校派車接來碧野、徐遲、曾卓等老作家擔任評委，評出的好詩都有獎品，且在校報校刊上發表。朗誦者大都是各校的名花，鶯歌燕舞——陪伴著各自的詩人逶迤而來，真是才子佳人大聚會。詩會隆重得像選美。難怪那時候詩人多呢，讀者中美女也多——女大學生們以認識詩人為榮。順便提一句：曾在櫻花詩會朗誦拙作並獲獎的華中師大“戰地夜鶯”（校廣播員）孫汀娟小姐，畢業後成為湖北電視台著名主持人。十年一別，偶爾調頻道重睹她的芳顏，我自作多情地猜測：美人是否還記得我的詩呢？
武大當時在全國領先招作家班——有廖亦武等詩人。廖胡子以酒和詩團結了一批社會上的兄弟。詩壇正鬧“第三代詩歌運動”，按道理最熱鬧的地方應該在四川，可四川的詩人極喜愛來武漢串門。成都的尚仲敏編印“大學生詩報”，每期都及時地在武大教學樓前張貼出來，惹得眾人像爭看大字報一樣圍觀。莽漢李亞偉、楊黎從重慶乘船隨流而下來武大找人——敲錯了宿舍門，結果認識了正捧本《星星》在讀的我，暢談一番，還送我一套他們的詩歌資料《非非主義》。那時候隻要知道對方寫詩，就跟在敵後碰上同誌似的。對一下接頭暗號頓時就變成生死之交了。多年之後，我跟李亞偉又戲劇性地在北京重逢了——他搖身一變，已腰纏萬貫，手持大哥大敲我的門，拉我去樓下喝酒。問他還寫詩嗎，他說：詩不寫了，酒還照樣喝。想當年，辛亞偉的一首《中文係》曾使全國各高校的詩人臣服。
武大快成了四川詩人的別墅——廖亦武的宿舍就是一大據點。李亞偉、楊黎、馬鬆等遊俠經常不請自來，反客為主地邀我們這些本科生詩人喝白酒——從他們身上，我學到了不少江湖上的知識。廖胡子捧著個大茶缸慢條斯理地招呼大家，與舊時代川江上的舵爺權神似。他還邀約亞偉、開愚等人在武大搞過一次第三代詩歌講座，談吐幽默、粗野，像練武場上的槍棒教頭，與平常助教、副教授們溫文爾雅的講學風格迥異，把階梯教室裏的女學生嚇退了不少。他們把綠林好漢的詩風帶進了武大的校園——應該承認，他們使詩歌不僅僅停留在寫作的階段，而接近於行為藝術。他們以流浪漢的形象，對校園詩歌進行了一場嘩變、一次革命。武大很巧合地成為第三代詩歌運動的一座橋頭堡。
廖亦武、李亞偉他們常去法律係的女生宿舍——那裏有他們一個漂亮的女老鄉。而且跟這個女老鄉同寢室的，還有好幾個漂亮的女同學。據說有一次他們泡得太久了，某女生不耐煩了；“我們明天就要交論文了。”在座的開愚說：“我可以替你寫呀。”女生不信：“你寫得了嗎？這可是國際法專業的。”開愚討來題目與稿紙，一揮而就，完成了一篇談國際法的論文——女生們傳閱，居然沒看出什麼破綻，第二天就如此交差了。由此可見開愚的博學。這是武大校園裏流傳的一段關於詩人的佳話。第三代詩人，大多是大學生出身，而且天性聰慧，能把死書讀活了。現在看來，一座大學，多出幾位詩人，還是比多出幾個書呆子要強。
1989年7月（八十年代的末尾），我離開了武大，來到了北京，在中國文聯出版社做編輯。不知是因為城市的更改還是因為年代的更替，我周圍的詩人越來越少了，甚至我自己——詩也寫得越來越少了，基本上改寫散文了。是否可以這麼認為：不管作為我個人，還是對於中國的詩人群體，都由詩化的歲月進人了散文化的歲月？詩人們的黃金時代結束了。本文是一個武大畢業生、一個退役詩人的回憶錄。但時代是否也會如此這番地回憶我們呢——它是記住了，還是遺忘了？
選擇北京
北京。我在方格稿紙上虔敬地寫下這個地名，就像供奉心目中的一尊神——這是一座我熱愛的東方化的都市，它在人文地理方麵所具備的特征契合了我性格中莊嚴肅穆的屬於信仰的部分。
1989年的夏天，我提攜著簡陋的行囊出現在人海茫茫的北京火車站。為了投奔北京，我幾乎來不及做更多的準備，隻帶著幾本世界文學名著和一顆心就上路了。我暗暗鼓勵自己：遠離湘西的青年沈從文也是這樣下火車的，沈從文甚至沒休息一下就去拜訪鴉聲如雨的大前門。隻聽見命運打了個響指，我手持畢業分配派遣證在黑山派出所辦理了登記手續，成為一名本地戶口的外來移民。我沒去大前門，我在恍若隔世的老胡同群落裏轉悠著：據說寫《大堰河》的艾青，就居住在東城的某一座四合院裏。我相信我會遇見艾青的。
我在北京，幾乎每隔一年就要更換一座睡覺的屋頂。因而我的夢也像一冊拆散的線裝書，缺乏溫情脈脈的連貫性。鍛煉期間，鄰近的麥子店街道借調我去搞人口普查，我便在那一片破舊的四合院群落裏租子一小間防震棚改建的農民房。那是帶家具出租的房間，而所謂的家具不過是一張老式八仙桌、藤椅和一架行軍床。即使很久以後我艱難地贏得了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成功慶典，也會對寄宿北京的最初幾個冬天記憶猶新：那間6平方米的窩棚沒有暖氣設備，我作為南方人又不擅長生煤爐，便完全依靠血肉之軀以及碩果僅存的青春激情來抗衡無孔不入、地凍三尺的嚴寒。我一下班便蜷縮進兩層棉被的行軍床上，懸掛在腦袋上的吊燈散發出有限的溫暖，我便哈著氣暖暖手指，去翻動橫陳在腳前的厚重書頁。我有好幾個合訂本的文稿都是在那架行軍床上寫下的，我把它假設成馬背吟詩的樂趣。當這些洋溢著生命本質光輝的文字陸續出現在各省市報刊的一隅，遠方的讀者，不可能了解它們在一燈如豆下誕生的過程。
我又不斷地在物質勢力的驅逐中搬家。甚至還曾在本單位的書庫裏搭床寄宿了春夏秋冬幾百個夜晚。由於這種生活的流動性，我盡量避免添置任何可能在搬遷中造成負擔的個人用品——書籍與換洗衣服除外。我對生活幾乎沒有任何奢求：擁有筆、紙以及旺盛的創作激情，是我幸福的惟一前提。我偏愛這種理想主義的生活框架，四海為家。我有一篇曾經被轉載與傳抄的散文，就叫做《我的靈魂穿著一雙草鞋》。我說靈魂需要一雙合腳的鞋子，它隨時願意以浮名與虛利作為交換。人的一生，不就是尋找一雙與自身的審美與價值觀念最為吻合的鞋子嗎——哪怕它表現為某種生活方式，思想境界抑或某一瞬間心靈的默契與撫慰。
我認識好多從外省闖蕩京城的文化界人士，哪怕他們今天勝券在握，也未敢淡忘或忽視創業期間的艱難。他們都是從兩袖清風的自我起步，直麵人生的慘痛而背水一戰，終於以不計代價的拚搏獲得思想的遞升，成為精神的富翁。外地人在北京，破釜沉舟之後不敢再寄希望於命運，隻能依靠勇氣、忍耐、勤奮等人格魅力作為反駁外界壓力的武器——這恰恰是贏得曙光至關重要的因素。不要以曾經是霧都孤兒為恥辱，生命中可以省略一個花季——隻要能把果實累累的秋天圓滿地兌現，就不能算遺憾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