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西安詩人伊沙來北京，阿堅在老家肉餅店接待。我跟伊沙開玩笑：你的代表作不是叫作《餓死詩人》嘛，可在北京，詩人是餓不死的，譬如阿堅，隻要他願意，天天都有免費的晚餐，天天都有肉餅吃。伊沙吃驚地瞪圓了眼睛。我估計他在感歎：看來天上還真會掉餡餅啊！
是呀，天上會掉餡餅的。我看見了。它砸在我的哥們阿堅頭上。
伊沙那首後現代派的詩歌中有這樣的名句：“餓死他們，這些狗日的詩人。首先餓死我，一個用墨水汙染土地的幫凶，一個藝術世界的雜種。”別信他的。丫胃口好得很呢，夥食好得很呢。詩人哪那麼容易餓死呀。想吃天上的餡餅，張開嘴等著就可以了。它說來就來了。今天落下的是一塊老家肉餅，沒準明天落下的就該是諾貝爾文學獎了。盡情地想唄。有誰敢跟詩人比想象呀。
我跟來自西安的伊沙幹了一滿杯“普京”（普通燕京啤酒）：當今的北京，已不亞於唐朝的長安了，夠你羨慕的吧。誰說居京大不易，瞧人家阿堅，懷揣終生飯票，比那個白居易活得還瀟灑。白居易在長安，是否吃過白食——有人請他白吃羊肉泡饃嗎？咱們說不準。可詩人阿堅在北京，隨便寫幾個毛筆字，就有大盤的肉餅端上來，想吃多少都可以，想吃多少次都可以。這才真正是“潤筆”吧。比給現金要好。因為其中還有情義的。情義無價。按道理長安才算詩人們的老家，可北京有了這老家肉餅的傳奇，對於詩人們而言，也相當於回家了。“仰天大笑出門去，吾輩豈是蓬蒿人”，這是李白的話。李白是咱們的家長。出門寫詩，當官、做生意，累了，就回家吃肉餅。老家肉餅的店名，起得好啊。
我從沙灘的五四大街搬家，搬到東四環邊的石佛營，住下的第一天，上街蹓彎兒，發現馬路對麵就有老家肉餅的分店。看到牌匾落款處阿堅的名字，心頭一熱：嘿，哥們，你也在這裏呀。咱們靠得越來越近了。跟老家肉餅做鄰居，多踏實啊。那是我哥們的哥們開的。這既是生活中的巧合，又顯得特別吉利。看來我來北京寫詩，也注定餓不死的。北京，我有那麼多的哥們，乃至哥們的哥們……整整一個大家庭，大家族。詩，是我們的血緣，我們共同的根。老家肉餅店，詩人們的大食堂。
前幾天去天津參加全國書市，記不清在哪條街道，車窗外閃現老家肉餅的牌匾。雖然一掠而過，我卻倍感親切：老家肉餅，你已開始搶占狗不理包子的地盤了。
詩人高星從北戴河回來，說在河北也看見老家肉餅的分店。牌匾落款處也刻著“阿堅題”三個字。在那一瞬間，他會跟我一樣，頭腦中驀然浮現親愛的哥們阿堅的麵孔。我們拿阿堅起哄：你為老家肉餅題寫牌匾，可比你出的那幾本詩集影響大多了。
阿堅不僅是詩人，還是京味的美食家。所謂京味美食家，相當於北派，與陸文夫那類南派美食家走的不是一個路子。南派是愈精致愈好，北派則追求廣博龐雜。阿堅與我合寫過一本《中國人的吃》，由中國文聯出版社推出，又被日本青土社購買去海外版權，翻譯成日文全球發行（易名為《中國美味禮讚》）。他妙語連珠：“中國人幾乎是世界上最會吃的大民族，中國菜的烹飪和消受幾乎是一種食哲學。相反，近十個世紀裏，世界上餓死的最多的是中國人（人數），世界上的國內戰爭因饑餓而爆發最多的是中國（如農民起義）。我老在想，為什麼挨過餓的民族反而更重視吃的藝術，像美國人相對來說是最沒挨過的人民，竟然吃的那麼單調、吃的那麼懶也那麼傻。美國人民似沒有吃的理想，而咱中國人以食為天。”中國人雖然以食為天，卻沒幾個人敢相信天上真會掉餡餅的。除了我和阿堅這樣的“另類”。相信奇跡的，都是詩人。
阿堅在書中還真提到老家肉餅：“吃喝泛濫的時代，飯館沿街、夜市成片，啤酒成河、燒烤成雲，我也被裹在這世紀末的洪流。我為老家快餐連鎖店題匾，可終生免費就餐，我的親朋餐桌隨時可為我添雙筷子。忽然沒了餓之憂，頓感自由……”
我寫這篇文章，已是深夜。寫著寫著，忍不住咽口水了。想吃肉餅，考慮到馬路對麵的老家肉餅店該已關門打烊，隻得作罷。繼續在紙上寫吧，就當畫餅充饑。
茶館
京劇是國粹，茶文化同樣也是國粹。老北京的茶館，是一種市民氣息很濃的茶文化—跟文人雅士的茶道稍有區別。茶道，說起來太高深了。仿佛不食人間煙火，清心寡欲方能得其道。明明是喝茶，偏偏雅稱為“品茶”，似乎在品嚐人生的滋味。這種超凡脫俗的境界是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老北京的茶館則反其道而行之，不僅不是清淨之地，常常是喧嘩且熱鬧的。這跟北京人的性格有關：他們怕冷清，愛交流，尤喜紮堆兒聊天(或叫侃大山)……茶館便提供了這樣一塊談天說地、呼朋喚友的社交場所。
在清末民初，北京的茶館遍及街頭巷尾。而同時，在法國巴黎，流行的則是咖啡館，藝術家們甚至在咖啡館裏舉辦畫展、沙龍。可見不管哪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休閑方式。老舍是最關注茶館的，因為茶館裏聚集的都是他感興趣的人——不僅對他們的話題感興趣，更對他們的命運感興趣。他寫過一部叫《茶館》的話劇。直到今天(半個世紀以後)，“人藝”還經常重演這部經典。據說演員已換到第五撥了。隻是看《茶館》的人(包括演《茶館》的人)，都是未曾身臨其境泡過茶館的人，想象不出茶館昔日的輝煌。他們對於《茶館》很熟悉(甚至背得出人物表)，對於真正的茶館又很陌生。現代青年，更偏愛去三裏屯泡酒吧，更癡迷於歐風美雨。
老舍的《茶館》，是在為那個時代的北京立傳啊，為那個時代的北京人樹碑啊。為感謝他的一片苦心，前門一帶特意開了家老舍茶館，模仿舊時代的風格——偶爾還會有一段京劇演唱之類的節目。慕名而來的顧客，不知究竟為了喝茶呢，還是為了懷念老舍——那已不存在的主人我是把它當作北京城裏的老舍紀念館——隻不過選擇了另一種形式罷了。點一壺茶，相當於買一張門票了，我便跨進了時光的隧道。我便看見了老舍的影子。老舍茶館裏的茶，比酒還要醉人，五味俱全。這是用幾十年的光陰浸泡的——老舍已經殉難35年了。但隻要茶館還在開辦、還有人光顧，便證明老舍仍然活著，仍然活在北京城的記憶裏。一位永遠活著的死者。
前門的大碗茶鼎鼎有名。駱駝祥子喝的就是這種茶。用碗而非用杯喝茶，也算老北京百姓生活的一大特色。大碗茶，何其慷慨、豁達、樸素的名稱。我剛移居北京，大碗茶隻賣三毛錢一碗(而一瓶二鍋頭也隻賣兩塊錢)，如今都已經漲價了吧。
清末的茶館，種類頗多。最高檔的是清茶館，早晨供紈絝子弟遛鳥後休憩(棚頂有掛鳥籠的位置)，中午供商販們談生意。還有書茶館(有說評書、唱鼓詞的藝人演唱助興)，棋茶館(茶桌上畫有棋盤，供顧客對弈)，茶酒館(兼而售酒)等等。總之三教九流皆尋找到符合自己趣味的樂園。
《“批判”北京人》一書分析：“茶館在更深的意義上，已經從凡夫俗子、商賈富人的娛樂場所變成了處於困境、陷於迷惑的人的人生避難所。大多數人，從茶館中覺的是一種極實際而又精神性的享樂。說它‘實際’是因為不耽於幻想，將享樂落到了實處，這實處便是清茶與點心；而說它‘精神性’，是因為不溺於現實，將享樂遠離大吃大喝，偏重於和諧寧靜，自在自得的氣度與風範。這裏麵包含著普通人在物質條件製約中的生活設計以至創造，是有限物質憑借下的有限滿足。它是以承認現實條件對於人的製約為前提的對快感的尋求與獲得，是一種藝術的生活方式或休閑手段。在這種休閑方式中，北京人也為他們個性的被壓抑、個體需求的被漠視，找到了有限的滿足。”老北京人借助一杯清茶，憐惜著自己的影子。在茶館的熱鬧氣氛裏，他們忘卻了孤獨。在泡茶館的輕鬆感覺中，他們獲得了瞬間的自由。在這遠離瑣事與俗務的時刻，他們是屬於自己的，他們真正成為自己的主人。
潘治武寫過一篇《舊京茶館麵麵觀》：“老北京的茶館遍布於全市各個角落，無論是前門、鼓樓、四牌樓、單牌樓等通衢大道旁，還是多如牛毛的偏僻小巷中，茶館如星羅棋布。正像老舍先生筆下的《茶館》一樣，民間以來社會的動蕩、百業蕭條，本小利微的茶館更難以維持，至解放前夕，北京隻剩下屈指可數的幾家了。茶館衰落，有政治、經濟的原因，也是一種令人琢磨的文化現象。時代變了，閑人少了。即使有閑時，恐怕也沒有閑心了。或者說。“閑”已不再是值得炫耀並令人羨慕的人生理想了。
三十年代，中山公園的茶座極有名——相當於今天的三裏屯酒吧一條街吧。共有五、六處之事，最熱鬧的是春明館、長美軒、柏斯馨。許多老人至今仍記得它們的名稱。茶館逐漸演變成茶座，而且轉移進公園裏(帝製的時代，這些公園都是皇家禁地)，可見北京人越來越講究周邊環境了，講究背景下。坐在曾經為皇帝一人所壟斷的壇廟社苑裏自由自在地喝茶，感覺良好。
難怪謝興堯說：“凡是到過北平的人，哪個不深刻地懷念中山公園的茶館呢尤其久住北平的，差不多都以公園的茶座作他們業務的休憩之所或公共的樂園。有許多曾經周遊過世界的中外朋友對我說：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頂好的地方是公園。公園中最舒適的是茶座。我個人覺得這種話一點也不過分，一點也不誇誕。因為那地方有清新而和暖的空氣，有精致而典雅的景物，有美麗而古樸的建築，有極摩登與極舊式的各色人等，然而這些還不過是它客觀的條件。至於它主觀具備的條件，也可說是它‘本位的美’，有非別的地方所能趕上的，則是它物質上有四時應節的奇花異木，有幾千年幾百年的大柏樹，每個茶座，除了‘茶好’之外，並有它特別出名的點心。而精神方麵，使人一到這裏，因自然景色非常秀麗和平，可以把一切煩悶的思慮洗滌幹淨，把一切悲哀的事情暫時忘掉，此時此地，在一張木桌，一隻藤椅，一壺香茶上麵，似乎得到了極大的安慰。”至於公園裏的茶座，究竟是茶館的退化呢，還是一種進步在客觀環境以及飲者的心態方麵，茶座肯定比茶館更具開放性，也更能加強天、地、人之間的溝通與交流。
茶館自然不是北京的專利。四川、雲南等地的茶館，不見得比北京遜色。但南方與北方的茶館文化，多多少少還是有點區別。北京的茶館，是天子腳下的北京人生活習慣與思維方式的反映。北京的茶館之所以名揚天下，一方麵有老舍的關係(他替北京茶館做了活廣告)，另一方麵，它本身就是一部活話劇，它的興衰、它的客人們的命運，最能體現時代變遷的影子。在全中國，似乎沒有誰比北京人更幽默、健談、貪玩、閑散以及關心時政了，所以北京人泡茶館時的話題，應該算最豐富且有趣的了。
茶館也是他們渲泄才華(哪怕是口才)的地方。至於喝茶這一行為本身，反而是次要的了。老北京的市民，一般都酷愛茉莉花茶，四季皆飲。這就很使精於茶藝的南方人鄙夷，南方人覺得綠茶才是正宗，所謂的花茶，要麼因為這茶葉不新鮮(加茉莉花瓣烘烤後既能掩蓋異味，又便於儲存)，要麼是嗜好者並非內行：重視花香卻忽略了茶葉本身的清香。北京的茶館，確實遠離那神聖的茶道，北京人也不相信品茗就能羽化登仙。但這恰好證明了北京人喝茶的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人來客往的茶館是個大舞台，泡茶館是為了看戲、聽戲甚而至於演戲的。每個人都是其中的一個角色。茶館是社會的縮影。
二鍋頭
來北京不喝二鍋頭，就跟去貴州不喝茅台一樣遺憾。當然，作為“國宴用酒”的茅台，屬於赫赫貴族，二鍋頭算什麼在舊時代，恐怕販夫走卒之流才好這一口。登不上大雅之堂的。但北京本地的酒文化。絕對是由二鍋頭代表的。它是一尊民間的酒神。
二鍋頭，這名字起得很土氣，很古樸，使一種粗糙且俚俗的生活呈現在我們眼前。老北京的皇宮、王府裏喝什麼酒，我不知道。滿漢全席既華麗又複雜，估計不會把廉價的二鍋頭擺上台麵。但我相信，在胡同裏奔波一生的駱駝祥子們，勞碌之餘，習慣了喝一碗二鍋頭，暖暖身子，解解乏。跟二鍋頭搭配的下酒菜通常很簡單：拍黃瓜、水煮花生米，若能再來一把烤羊肉串就更棒了。由此可見，二鍋頭挺好“伺候”的，不需要七葷八素呀什麼的；窮人，也挺好打發的。但窮人的酒，照樣能喝出很富有的滋味。
二鍋頭也算是老字號了。北京大興酒廠(原名“裕興燒鍋”)生產的永豐牌二鍋頭白酒，還被同仁堂中藥店選為浸製虎骨酒等藥酒的專用產品：“蓋取燒酒用虎骨煎之，為正陽門外樂家藥鋪(同仁堂)專門之物。”有人形容“其清如水，味極濃烈，蓋酒露也。”
我對二鍋頭是有感情的。在大風起兮的北京城裏，喝二鍋頭，讀聖賢書———構成我整個青春的忠實寫照。紅星牌二鍋頭，漲價前每瓶隻值二塊四毛錢，它就和老舍的小說一樣，是我印象中北京的平民生活，是我心目中平民化的北京。老北京。正宗的老北京。我一向以為喝二鍋頭要選擇地點，要在陳舊低矮的老式四合院裏，才能品出滄桑的感覺；若是在高樓上、在燈火通明的星級飯店裏喝，味道就變了，姿態也顯得做作。我在北京，寫下了五大本詩，那牆腳處一大排空酒瓶子就是證明。醉臥長安，醉臥在長安街上———我是李白的遠房親戚。二鍋頭幫我找到了家(它像一位駱駝祥子式的人力車夫攙扶著我)，找到了詩歌的老家：院子裏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還是棗樹……二鍋頭是親切的、笨拙的甚至粗野的，但是對於我的詩歌來說，它一點不比洋派十足的人頭馬遜色。
魯迅當年在北京，是否愛喝二鍋頭他寄宿於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時，經常“夜飲於廣和居”(據其日記所載)，借酒澆愁。隻是不知道他通常選擇哪種酒。根據他剛烈的性格，不會對辛辣的二鍋頭有太多的抵觸情緒。至少，他頻頻買醉的那段時間所寫的作品(《狂人日記》、《藥》、《孔乙己》等)，已不再像江南的黃酒那樣綿軟、溫和，而如同北方烈性的老白幹一般刺激。我想，僅憑花雕、加飯之類，無法使魯迅爆發出撕心裂肺、驚世駭俗的一聲呐喊。魯迅的文章，至今仍散發著藥的氣質，是我們民族養心強體的“虎骨酒”。
北京的大小餐館裏，雖然各地名酒應有盡有，但銷得最快的，恐怕還是二鍋頭。這倒不是因為什麼“地方保護主義”，北京人，似乎還是覺得喝二鍋頭最對口。近年來又推出一種二兩五小瓶裝二鍋頭，頗受歡迎，北京人親切地稱之為“小二”。在外麵吃飯，常能聽見招呼堂倌的聲音：再加一瓶“小二”哎!像是叫喚誰的小名。 我知道在舊社會，堂倌通常又叫做店小二的。
喝二鍋頭還有個好處：因其價格便宜，所以製假售假的較少。在假冒偽劣橫行的時代，這還是挺讓人放心的。
我父親數次去俄羅斯出差，每次在北京登上國際列車前，都要采購一箱二鍋頭，作為送給那邊的“關係戶”的小禮物。想象著一箱二鍋頭陪伴著老父親橫穿西伯利亞大草原，我就覺得挺有意思的。父親說俄羅斯人嗜烈酒如命，對北京的二鍋頭一見如故，如獲至寶。而且最認“紅星牌”的。假如你打出租車，送司機一瓶二鍋頭，他絕對屁顛屁顛地替你跑，並且不收你的車錢了。俄羅斯原本也產烈酒(譬如大名鼎鼎的伏特加)，隻是限量供應，滿足不了眾多“酒鬼”的需求。二鍋頭在他們眼中，相當於來自中國的“伏特加”。若照此推理：伏特加在俄羅斯，是否也帶有“二鍋頭”的性質父親帶回一瓶伏特加，我嚐了，在口感上跟二鍋頭極像。都屬於勁挺大的。甚至連酒瓶子都仿佛同出一轍，印刷的商標也一樣簡單、樸實。可見真正的烈酒，無需講究外包裝的。有“口碑”就足矣。